我想，蘭陵笑笑生不一定要拿潘金蓮和西門慶考試眾生，不過他那麼寫確實產生了複雜的社會效果。看來，凡事都有一個本意與衍生意的區別。歷史人物所作所為的本意如何，對既成的史實關係已經不大，人們多半就事論事做出評價。細看那些褒貶，莫不出自評論家本人的愛憎或需要。《戰國策》裡不是有一個「鄒忌諷齊王納諫」的故事嗎：鄒氏之妻因愛他而說鄒比國中美男子城北徐公還好看，小妾因怕他也如此奉承，來客有求於鄒忌自然順情說好話。這個故事還可以引伸下去：鄒忌「修八尺有餘」，喜歡五短身材的人不會覺得他美；鄒忌「形貌昳麗"，世間還有惟覺張飛、李逵之屬才是標準男子漢的；鄒忌「朝服衣冠」，那些刻意上街不修邊幅的人，對鄒絕對不稱酷。正所謂「有愛孫猴兒也有愛豬八戒的」，但是缺了誰也成不了《西遊記》。
再如，敵後武工隊對國人而言是抗日英雄，到了鬼子的軍史裡就沒有什麼好話了；克格勃特工在蘇聯是祖國衛士，西方人卻談虎色變；塔利班戰士之於阿拉伯世界或稱伊斯蘭勇士，在歐美則名恐怖份子。一個國家的民族英雄，可能是另一國的喪門災星，時移勢異又變為本國的歷史罪人；此地的分裂主義者可能就是彼處的開國元勛；無兄無父和大義滅親兩大頭銜往往一人榮膺；賣掉親生兒子換取革命經費之舉（中共元老曾志，見曾女陶斯亮文），在黨內、同志交口傳揚，在外人、聞者無不膽寒；炙熱一時的領袖、舵手，在臣民心目中的地位也不均等，被其恩澤的頌他為紅太陽，懾服於他的尊他作大統帥，亡國共產的則懷恨在心；如此等等。端看定位的基點是什麼樣的價值觀念、道德標準和行為準則。
與其說對同一人同一事相反或不一致的評估是混亂和矛盾，不如看作互相補充，綜合而成完整事物的本來面貌。所謂人生如戲，歷史更是一台大戲。這個大舞台上，生旦淨末醜缺一不可，人的一生也同時扮演各種角色，歷史人物莫不如此。人的思想、情感複雜多樣，表達的時候先是「文以載道，詩以言志」；不夠，於是「吟之不足則歌詠之，詠之不足則舞之蹈之」；還不夠，於是發明小說、戲劇、繪畫、電影；為了盡興，每個形式又分出若干流派。人類的文明史與此差強相似，各個宗教門派、政黨組織、理論學說，種種革命、運動、改良、改造，就像推動國家社會發展運行的大機器上的零件和鏍絲釘，或曰歷史大戲中的一個個場次、唱念做打的角色、吹拉彈唱的樂隊、臺前幕後道具和台上台下品頭論足的人。
史書讀者同戲院的觀眾一樣，對角色、情節、表現形式各有先見的偏好。有人看歷史上的亂世梟雄像戲台上的群魔亂舞，就有人說非這樣的人不足以開創某國某族的新天地，其實鬼怪也是神仙，代表想像和威力。有人把社會上異端邪說比作藝術中的魔幻與荒誕，就有人說有些感覺非如此不能表達，若無同好怎能流傳到被您看見。有人指出某某理想、主義幼稚可笑，就有人說恰似漏洞百出、手法笨拙的《金瓶梅》，自有其開一派新風的歷史地位。某大國曾試行「工農兵佔領文藝（和政治）舞臺」，起初萬眾響應；未幾，人們發現社會既有分工就不能越俎代庖；而且，要說是戲，還是帝王將相的故事好看。總而言之，就像文學藝術的萬千表現形式各有特定的抒情功能一樣，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各個黨派、理論學說、社會改革方案，也都各有根據；其解決特定社會問題的適宜性，並不因所受的批評有所增加或減少。
既然歷史是大眾的事，而賢哲偉人也不外乎「人所具有的他（我）都具有」，那麼，評說歷史事件和政黨人物就不是什麼人的特權，不過說法略有不同罷了：論之以善惡的，是言笑之談；斷之以美醜的，是藝術之談；別之以好壞的，是百姓之談；區之以對錯的，是門派之談；定之以是非的，是政治之談。歷史的角度和方法，則首重產生的原因、得勢的背景、失敗的緣由、在歷史進程中起過的作用，諸如此類。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