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義是社會公認的價值觀念、道德標準、行為準則;私利就是個人的恩怨、得失、升遷、好惡等等。公義所指代有不同,私利所系古今一貫。老百姓從來不乏奉獻向善之心,做什麼怎麼做依時代準則而變;政壇領袖按緊大眾的政治興奮點去實現自已的信念。比如:希特勒以種族淨化、爭取生存空間為名屠殺猶太人、發動二戰;日本軍國主義者以大東亞共榮為前景,驅使子民侵略中國和東南亞;甚至美國民間,以文明優劣作口實的種族歧視,也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頗為流行。表面上看,這些災難很多不是標榜中公義內容或原意,確實又是打著它的旗號,上下協力所為。
統治階層中,始作俑者居心叵測自不待說,協從人等也裝聾作啞、為己圖謀(足可編出新「好了歌」)。比如:大躍進初期,劉少奇到河北徐水參觀小麥「衛星田」,「沉著臉看了一天,一句話沒說地走了」。沒有他們助紂為虐哪來「三年困難時期」(實事求是不見了)。1959年,彭德懷上萬言書本與結夥反黨無涉,毛澤東所言「六億人民士氣可鼓不可泄」也不無道理,若是毛彭沒有夙怨,彭等罪不至於掃出歷史舞臺(恰如其份不見了)。文革時期的周恩來,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總理尊榮毫髮未損,更不曾干擾「毛主席的偉大戰略佈置」,犧牲的全是無辜臣民(革命正義不見了)。1989年的鄧小平,為維護共產黨的特權,血腥鎮壓民主運動,打出的招牌竟也冠冕堂皇--反對動亂,安定團結(政治改革不見了)。
事實上,在戰爭和政治運動等等破壞性活動中,民眾有受騙上當、被人利用的可悲之時,也有假公濟私、泄憤報復的可恨之處。文革初起時基層的群眾運動就是一例:有了「用階級觀點看待分析一切,階級鬥爭無處不在」之類的思想方法和政治標準,就可以打著革命與正義的招牌,把平素耿耿於心拿不上台面來評說的人際恩怨寫在大字報裡,清算在批判會上。所謂深文周納、無限上綱,打擊異已、假公濟私。還有人為了不被列入革命隊伍的另冊,拋出同學同事親朋好友,顯示自己緊跟形勢不落人後,有大義滅親的公理而於心無愧。有一些批判揭發發生在「覺悟提高」之後,那覺悟就是當時的價值觀念。那些表態前痛苦猶豫、對運動不知所從、在理論與現實間百思不解的人,才是信仰多、私心少,不會混水摸魚、無意牟取私利,真拿理論、公義當回事的。
不消說那些主義、理論本身就隱含邪惡或者並不周正,即使面面俱到做起來也不可能週全。因為事情是賢愚不肖的人去辦的,所謂的「理想主義者」也有打小算盤的一面。公私兼顧乃人之常情、勢所必然、中外一律、尊卑莫免。到頭來,結果與初衷背道而馳,公義也弄得名聲狼籍,無人與聞。流傳人間上千年的共產主義理想在中國的遭遇就是這樣。其實,民族、國家需要形而上的道德約束和發展目標,現在中國弄到道德淪喪、人慾橫流的地步,朝野上下都有責任。
說到底,公義雖然常常淪作小人的幌子、強梁的工具,其對人類行為畢竟還有束縛,謀利販私只能在它的背後和陰影裡進行,說明人類還有希望。雖然人們假它之名做了很多壞事,人類的文明進步還是靠理想、公義推動的。發展哪有不付代價的?由此,我們再看到偉人、領袖也做過許多壞事,建設、進步的事業伴生著不少差池的時候就無須大驚小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