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凌鋒的作品,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他對中共專制疾惡如仇,無論時空千變萬化,他都是立場最堅定、旗幟最鮮明、以犀利筆鋒為武器的鬥士,他那種「橫媚冷對千夫指」的氣概,像一面鏡子,從中可以看到中國知識份子的軟弱(犬儒病)已經病入膏肓--凌鋒的文章反映了他「立言」、「立德」,為天下「繼絕學」的情懷,也是給中國知識份子的反省和重新定位,作出了身體力行的榜樣。正如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在為此書所寫的序言中所指出的,「他(凌鋒)的評論因為有親歷經驗作根據,無不入木三分;他的回憶,由於是痛定思痛的結晶,篇篇都有血有淚。我從歷史研究者的角度讀這些文字,第一個感想是:這正是最有價值的第一手史料。」
「觸覺敏銳、反應快捷」的凌鋒,事實上也是一個文章快手,他在港臺的報章雜誌上有不少專欄,在香港生活期間,甚至一天要為好幾個報紙寫專欄,與一般的名家不同,凌鋒對於各個媒體的約稿,不端任何架子,非常珍惜每一個表達的機會,尤其是在九七之後,他更是不遺餘力地向各個媒體主動投稿,因此你幾乎可以在各種非中共控制的媒體上讀到他的作品。有時,他甚至一天都可以寫幾篇評論,這就是在寫作為生的同行中也是鳳毛麟角。前年,陪凌鋒夫婦和于浩成先生從紐約驅車去普林斯頓,拜訪著名理論家蘇紹智、李洪林先生,當時蘇紹智先生曾問凌鋒,你是怎麼寫這麼多(文章)的?凌鋒一九七六年從上海移居香港,一直到九七年再移居紐約以後,馬不停蹄奮筆疾書,寫作成了他的主要生活方式,累積下來的作品少說也有一千萬字。因此,凌鋒也是一個高產作家。
與為生活奔波、「為五斗米折腰」的寫手們完全不同,凌鋒的寫作基本上是把經濟效益放在第二位的,比如他免費為《大參考》、《大紀元時報》、《新聞自由導報》、《新世紀》等多個媒體供稿。自一九七六年以來,寫作政治評論,已經成為凌鋒的主要生活方式,但他決不作無病呻吟狀,也決不為寫作而寫作,他是真正的「有感而發」--不吐不快,並且有十分明確的目標。讀者看到的這本凌鋒自費出版《中共風雨八十年》的新著(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全球經銷),就是為了在中共建黨八十週年的時候,對八十年來中共禍國殃民的史實做一個清算。可見,對中共專制無情地揭露和批評,就是凌鋒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