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在的中國，有非常多的人被認為是知識份子，如大學教授、研究所的高工、科學院的研究人員等。這些人自己也因為有如此稱呼而自得其樂。在農村，甚至連民辦小學的代課老師、過去大隊裡的記工員也都被稱為知識份子，享受著村裡人對文化人尊重。這說明中國不光在人口數量上居世界領先地位，而人口素質也應該是世界第一，因為還沒有哪個國家擁有如此眾多的知識份子。
有一次跟寫作圈的幾個朋友閒聊，提到了怎麼定義知識份子這個話題。有的說應該按學歷學位，比如大專以上；有的說應該是在某一專業領域裡成就卓著的，比如得了諾貝爾獎；有的說應該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而不是搞理工的。這些說法恐怕都有道理，但要綜合起來給個簡單的定義就相當困難。
其實知識份子的英文原意是intellectual，直接的翻譯應該是「智者」。所謂「智者」，也就是孔孟老莊和釋迦摩尼這種級別的。但要這麼說的話，可能就會有很多人不滿意，或許就要用大塊頭的文章來跟我「商榷」。因為現在這知識份子的身份不光受人尊敬，而且還和職稱、工資、分房等切身利益密切相關，怎能隨便改動。
但要擱在過去，我這麼說就不會有人來跟我商榷，而且可能還巴不得領導上趕緊採用了我的說法，以便把知識份子這個範圍縮到最小，至少是自己不包括在內。因為那時候沒人願意承認自己是知識份子，而都願意把自己說成是勞動者。即便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拿了一輩子筆桿子而著作等身的大學問家，也要謊稱自己是工農兵的一員。其實工農兵才不在乎有沒有你呢，況且你也掄不動鐵錘、使不了鐮刀，更不敢摸槍了，那你加入工農兵不是明顯冒充嗎？
好在這段時間並不算太長(大概二十年左右)，等過了這個勁兒之後，大家又可以面帶自信和謙遜的微笑稱自己為知識份子了。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老是叫人跟不上趟，而新的變化又總是太多，以至於讓人總是要有意識地忘記一些東西。
自從「知識份子就是臭老九」這個一點也不學術化的稱呼之後，官方至今也沒有給個重新的定義。其實這個稱呼非但不學術化，而且也不準確。就好像說臭豆腐是臭的，但它到底是什麼，包含什麼成份，都沒有交代清楚。所以現在的政府領導和學術界都不用這個稱呼是有道理的。
現在的官方雖然還沒說清楚知識份子包括哪些人，但對於他們是什麼，已經換了一種說法。記得最近的一次讓讀書人揚眉吐氣的官方說法是「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個稱呼好像一直沿用至今。實際上，這種說法也有同樣的問題。首先，它沒有說明哪些人屬於知識份子。其次，現在也沒有多少人清楚工人階級到底是個什麼意思。因為這個概念太大，上至滿世界訪問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因為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見黨章)，下至滿世界找飯輒的下崗職工，所以很難搞清楚指的到底是哪一群人。
既然說到了黨章<參1>和工人階級，就還有一點要補充。從學黨史的時候開始，我就一直有一個疑問到現在都沒解決，就是農民入了黨算不算工人階級。好在最近中國的<<求是>>雜誌發了專文來說明工人階級的性質<參2>，此文可以傳達到街道一級以糾正一些對下崗工人的模糊認識。另外，像工人階級這樣的詞彙，現在大概也只有<<求是>>這種最講究實事求是的刊物才會經常使用。
知識份子這個詞雖然很難定義，但在我還不知道富強粉和標準粉的差別時，就已經知道了「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修正主義」這樣重型的詞彙。那時候我正光著腳跟在一群農村的野孩子後邊滿山亂跑，而這些詞通常是隊長在講話時指那些穿了皮鞋或花襯衫的女知青。由於我從小就知道了如此大詞，並且清楚其中的含義，所以後來到美國留學時，讓那些自以為詞彙量大的老美大吃一驚。
由於領導上對知識份子暫無明確定義，所以就很難討論誰是知識份子的問題。本人認為要被尊稱為知識份子，應該具有以下素質：
首先，知識份子是「智者」，也就是有相當智慧的人。並不侷限於所取得的學位和從事的學科，而是要有超乎常人的智力，並且有已經成型的思想體系。
第二，要有獨立於當權者之外的批評精神，用自己的觀點批評和評論社會時政。
第三，要有獨立的人格和學術品行，無論社會形態和政治環境如何變化，其人品、學品可以經得起歷史和後人的推敲。
先用以上標準先來推敲一下吃棕子時就會想起來的屈原，這可是古今聞名的文學家和思想家，其智商不能說不高。屈原不僅會寫詩詞，而且對當時的貪官污吏也多有批評。這位大詩人和忠臣最後因跳江自盡而名聲大震，據說這跳江的原因是因為要當官而始終沒有得到皇帝的賞識。我在這裡不禁要問，這人的官癮怎麼這麼大呀？
屈原雖然已死，但其以死來孝忠皇帝的故事卻流傳至今，具體的說是變成了在超級市場裡跟包子和蔥油餅擺在一起的棕子。另外，屈原的精神至今還在激勵著許多被貶到海外，自以為是知識份子的博士、碩士們。他們的最大心願，就是有朝一日能夠被領導上重新賞識或捐棄前嫌而回中國謀個一官半職，美其名曰，實現報國之心。人有這樣的追求，當然應該加以鼓勵，但即便是領導上日理萬機而一時沒有注意到你，也大可不必尋死覓活，因為中國歷史從古到今，已經有太多的棕子了。
無論人們怎麼歌頌屈原，也得承認他是一個極不成功的例子，不足以後輩的讀書人當成榜樣來學。而另一個中國現代的名人郭沫若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範例，很值得用知識份子的尺度來評判一下。首先要承認的是，他可比屈原聰明得多。此人當年陪伴於領袖左右，可謂紅極一時，中國近代史上把自己的學問和良知都貢獻給當權者的恐怕非他莫屬。有興趣的話只要去讀讀他在1949年以前(如<<鳳凰涅槃>>)和以後的作品(如跟毛和來和去的那些詩詞)，便可知道讀書人的斯文原來也可以如此表達。這位在中國絕大部分讀書人遭難的時候卻被尊稱為「郭老」的人，熱衷於用其學問換取官位，後來變的批評精神殆盡，只知道高唱讚歌了。
跟有些在外國翹首以盼的海外赤子們相比，那些早已回國或根本就沒出國的，現在有很多已經佔據高位了。這些人基本上是以郭氏為榜樣，放下自己讀書人的身段而跟大小領導們在飯桌上「同甘共苦」，什麼獨立人格、批評精神早就被丟到太平洋裡了。由此看來，這知識份子的資格也並非終身制，有些原來具有獨立批評精神的知識份子，後來由於跟領導太過近乎而毀了一世清名。
由此可見，讀書多的人想要得到領導的賞識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付出很多東西。有時候是人品，有時就是生命。因為書讀的多，思維就比較活躍，思維一活躍，就會超出領導上規定的範圍，也就是出了格，這就犯了做官的大忌。因此，讀書人要想當官，就有兩種辦法。一是寫文章往領導心坎兒上說，有時候領導有個想法，但又沒辦法或不好意思說出來，這就需要讀過書的人在最恰當的場合、用最合適的方式，把領導的意思表達出來。而讀書人通常都在寫作技巧和察言觀色方面受過嚴格訓練，所以表達起來就顯得得心應手。這樣一來，讀書人就能跟領導配合的天衣無縫。
在這方面可以舉個例子來說明，當年領導上要搞大躍進，但並不清楚要把畝產說成多少才能讓老百姓相信。而且在有幾億祖祖輩輩是農民的中國，要想在農業產量上做大文章可並非易事。加上領導上也並非個個都是農業專家，所以這時候就需要有著名的科學家和讀書人出來用鐵的數字為領導說話。因為中國的農民不光尊敬知識份子，而且更相信知識份子說出來的數字。所以那時候報紙廣播裡的高產衛星和試驗田等可都有讀書人的功勞。
讀書人要想當上領導，寫文章往領導心眼兒裡說當然是一個比較可靠的的辦法，而且成功率也高。但問題就在於需要太多的專業知識和大量的數字，所以對很多讀書人來說就不那麼顯得簡單易行。所以想當領導的讀書人還有另外一個辦法，就是直接去歌頌上級領導本人。這後一種方法通常比較容易實行，也不要求太多的專業知識，只要學過排比句等重疊句式，就可以開始工作。而讀書人在這方面幾乎個個是高手，所以寫出來的東西層層疊疊(如四個偉大、四個堅持、三個代表等)，領導上就喜歡看。
在這方面也有一個實例，當年偉大領袖本人就從未在公開場合吹噓過自己(但私下裡的情況我們就不瞭解)，而且也是當年在全中國唯一沒有公開喊過自己萬萬歲這種口號的。這都是因為一些讀書人體會領導意圖太過深刻，所以把對領導的無限熱愛搞成了個人崇拜，給領導上捅了一個大漏子。有許多人從黨和國家領導人，突然一下就變成了反黨集團，這裡面就有不少寫得一手好文章的讀書人。
我一直在盡力尋找中國的知識份子，但卻不知道知識份子這個詞的真正內涵在中國還能不能被找回來。我希望有一天，能被稱為知識份子是眾多專家、學者和思想家的最高榮譽。
參考資料：
1、<<中國共產黨章程>>，(1997年9月18日通過) ，總綱
2、<<求是>>雜誌，2002年第14期，「如何認識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
－－原載《觀察》 (薛東華 7/19/2002 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