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這些事實並不能使一些在國內生活較長的人感到特別驚訝，可是那些在此事之初就曾呼籲要依法懲處楊建利的人不知道為何對政府如此的違法行為不著一詞，這些人通常是明白涉及此類事物時的基本法律程序的。看來還是那句老話：會說的不如會聽的。其實共產黨在這點上還是比較聰明的，你看它在幾乎每次類似事件上都做同樣的違法之事，卻看不到它為此做過一次正經的辯白，道理簡單得有點滑稽：受法不守法，是個硬指標，實在做不到嘛。所以那些呼籲依法懲處楊建利而對政府公然踐踏自己的法律裝聾作啞的人還是要當心一些，你算是一個會說的了，可是共產黨卻始終不是一個會聽的：少來這套，誰知道你安的是什麼狼子野心啊。其實我願意把這一部分會說的人心裏的話說出來：中國是不能亂的，楊建利就是要把中國搞亂。
我也同意中國是不能亂的。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可是這樣一個簡單的願望在目前的情形下暗涵了兩件事：中國現在還沒有亂；任何企圖改變現存秩序的努力都會使中國變亂。所以以上的簡單願望實際上規定了任何政治問題討論的答案：跟著核心走，哪怕就是摸著石頭過河。真正具有討論意義的問題是：誰能，誰在把中國搞亂？然後就知道應該清除哪些不安定因素了。
中國漫長的歷史上除去幾次由強悍的遊牧民族入侵造成的戰亂，大部分朝代的更替是由於執政者的昏庸無道造成的，例外才真是讓人吃驚的。執政者在資源上、名分上、統治經驗上佔了極大的優勢。如果不是由於統治者濫用權力，局部的失誤引起的局部反抗幾乎總是不能成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樣一個違背基本算術法則的說法其實表明瞭「亡秦」這件事沒有那麼容易，儘管在人們引用它時表現出的那份嚴肅的樣子使人們容易忘記那個「雖」字，要不然會說成「楚豈三戶」的。再來看今天的中國，它既不是民國初年時那種政治地域十分含混的狀況，也不是抗戰時期面臨強敵的特殊時期，如果要是真有一天天下大亂，那個把天底下一切功勞（我其實還不太清楚功勞是什麼）都歸於自己的共產黨，理所應當地應該負首要責任。不要說一個楊建利、就是一百個楊建利也沒有本事把中國搞亂，他要是真有這個能耐，我看還就選他做總統算了，因為他本事太大了，既能無（亂）中生有，想必也能有（亂）變為無，反著使點勁兒就行了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幾位據說以掃蕩民運為主要副業的人，說起楊建利們連一貫的邏輯都不顧，民運人士在他們嘴裡是不值一提的廢物，是成不了事的庸人，可是轉過臉換個話題又十分肯定地論證他們在把中國搞亂。如果廢物庸人都能將中國搞亂，那不是在罵咱們政府嗎，合著大家花這麼多錢養的政府連廢物庸人都對付不了，換個政府豈不是好？
換個角度來看，中國難道不是已經很亂了嗎？沒有足夠的篇幅在這裡羅列亂象，也不想簡單地在這裡重複關於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三權分立和多黨競選這些在西方國家的常識。上面說的六個概念有五個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找不到，但是對法制中國人並不陌生。拋開富民強國、個人發展，人類尊嚴等等不說，其實只要有法制，國家未嘗會有如此亂象。可是就是這最後一條能使國家穩定的因素也被執政者毀掉了，而且毀得特別絕望，因為有法不執比無法可依要壞的多。政府把法律當個婊子，想用就用，不想用就閑著連個照面都不打，這樣用也行，那樣用也可。其實在中國法律還不如婊子，婊子可以拒絕嫖客，還可以有她的好惡和尊嚴，法律何曾拒絕過共產黨？婊子可以討價還價，法律敢嗎？老百姓就是再開化也不會尊敬比婊子還不如的東西呀。有個比喻不大文雅但離實際情形相去不遠，共產黨對待自己制定的法律有點兒像一個流氓找個妓女在馬路邊打情罵俏，流氓的打算是要讓世人知道自己也會文明人那套。不知就里的會說：「看，多黏乎的一對兒呀。」眼瞧著這流氓長大的人就笑了：「上午在這兒打另外一個女孩兒的也是他呀，你要是能在這兒盯著，不用耗到晚上，小妞就得換人。」沒有法律的社會是原始社會，在那裡是物競天擇，死生有命，說不得了，沒有尺度判別什麼是平等。有法不值或亂值的社會是人吃人的社會，既混亂，也無理，因為它意味著統治者的意志就是尺度，法律則根據這個尺度變長變短，可方可圓，由此人為造成的不平等是一切混亂的根源。
楊建利寫的文章中有較大一部分內容是關於法制社會的。我們當然可以對他是否言行一致保持警惕，但這樣做實在為時過早，他既不是立法者又不是執法人，他能有什麼能力可以把中國搞亂呢？僅靠提出一些建議，講出一些想法嗎？已經有人在指責他妖言惑眾，並拿些想像的東西做支持。這種老生常談般的罪名真是荒唐之極以至好多人都不認真想想，評價一個政治人物應該而且只能從他公開發表的演說或文章出發，其他的根本作不得數。一般人通常都沒有和政治人物直接交往的經歷，你要是把底下流傳的東西當作真事，到時人家根本不認賬你都不好說人家說話不算數。雖然楊建利恰好是一個在「底下」也過得硬的人物，但我寧願從他的政治主張出發來評價他。楊建利的東西中有什麼可以算做妖言的呢？我看到了健全發展社會中的必有或致力以求的社會環境，公民社會中的基本知識，人的基本權利等等。至多你可以說這些東西在中國現在還沒有，待以時日，我們也會有，卻是和妖言毫不相干的。楊建利正是看到了目前中國存在的巨大的危險並研究過如何避免危險才提出其主張，並身體力行的。在今天物慾橫流的中國，據說物質是極大豐富的，可是有什麼可以用來獎勵楊建利的嗎？如果讓我把楊建利現在的遭遇看作是我們民族的宿命，那麼中國是會有一天天下大亂的。什麼叫做「豺狼當道」，什麼叫做「暗無天日」，什麼叫做「助紂為虐」，如此倒行逆施，日子哪能長呢？
當世界貿易中心在烈火中倒下的時候，任什麼力量也是無法把它支撐住的。當中國在竊國者的統治下走向崩潰的時候，它吞噬的就不會只是統治者，人民將承受無法想像的苦難。這兩者不同的地方是在前者幾乎沒有人會相信兩架飛機可以把大樓撞倒，而後者卻是在無奈、絕望的注視下慢慢發生的，我們可以從官員們貪婪無度、橫徵暴斂、紙醉金迷中看到它；可以從消失的勇士、隱去的智者，屈服的靈魂那裡看到它；也可以從每日花樣翻新的謊言、狂妄無知的叫囂、裝模做樣的偽善、貨真價實的殘忍中看到它；從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日益貧乏的經濟資源的險惡前景中看到它。所有這些都和楊建利毫無關係，那我們怎麼可以相信把一個楊建利關起來中國就會安定團結，在核心的領導下一帆風順？
被五十年窮折騰搞怕了的中國人民實在是提起革命就反感得很。我本人也是如此。可是革命少有幾回不是被逼出來的。早年靠「設計」革命起家的共產黨現在不再提革命了，但它在逼著百姓革命。在革命的血腥和奴役造成的崩潰之間並不是沒有其他道路的，楊建利所說所做的就是要向我們展示另一條道路的可行性，這條道路我們慕名久矣，他比其他人可貴的地方在於他願意用自己的自由來換取一個新的起點，一個非暴力抵抗的起點。實際上如果他能有幸找到這個起點的話，他就不會失去自由。而他失去自由本身是否意味著這個起點不存在呢，我不願意這樣說而寧肯繼續等待，只是我們的時間實在不多了。一個民族不是靠願望、靠嘴巴就能復興的，不然世界上就沒有衰落的民族了。一個民族的復興還需要一點，但卻是不可或缺的運氣，不然復興的民族就都千篇一律，難分伯仲了。所有這些謀事之人、成事之天要合在一起或許才能給你一些希望，像中國政府這樣……復興是免談了，說說避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