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中國人自己還是西方經濟專家都在考量中國「入世」所能承受的能力，包括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
而經改20年奠定的中國「經濟奇蹟」究竟還能持續多久，或者用中國人的一句老話來說，「紅旗」還能打多久？據法國專家的分析，中國「入世」的前景可以用漢語「危機」一詞來詮釋：在漢語裡，「危機」這個詞若拆開來讀，既意味著「機遇」，也包含著「危機」，而中國經濟恰恰是危機已經來臨。危機不僅意味著經濟改革的成敗，更重要的是它同時意味著中國式社會主義制度根基的瓦解。這種變化的風險將遠遠超出經濟領域，它所撼動的不僅僅是一般人的生活習慣，而是經濟顛覆制度，即使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問題尚未被多數居民作為疑問提出來，它也標誌著共產主義文化在中國的最後失敗。
法國費加羅報經濟版特派記者斯蒂凡．馬尚（Stephane Marchand）最近前往中國大陸實地考察後發回長篇分析和評論文章（詳見12月4日費加羅報經濟版「全球變化與風險」專欄），指出中國大陸騰飛了20年的「經濟奇蹟」已經出現羽翼麻痺的徵候。它表現為中國經改深化本身的結構性弊病：一方面高增長率的「經濟奇蹟」需要加大投資來維持，另一方面加大投資又促成工業能力過剩而導致價格下跌（資產價格縮水）；國企調整帶來的大批失業人口加劇了城市地區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減輕失業壓力本身也需要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而繼續投資又需要市場和消費來支持。馬尚認為，這種負面較多的互動特性似乎正在成為中國經濟模式的一種惡性循環。
從純粹經濟分析的角度來看，中國「入世」本身並非風險大於好處。從理論上說，中國敞開市場後也獲得進入世界市場的便利，因此本國市場受到的衝擊本身會因低成本的中國產品湧向全球市場而相對地抵銷。中國經改深化的風險更多地來自中國經濟結構本身，唯一不同的是這種風險不是純經濟性質的。敞開國內市場後，私營經濟的膨脹和擴大將給中國社會帶來本質性的變化，這種變化的風險將遠遠超出經濟領域，它所撼動的不僅僅是一般人的生活習慣，而是制度性的瓦解，即使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問題尚未被多數居民作為疑問提出來，它也標誌著共產主義文化在中國的最後失敗。
馬尚在其題為《中國「奇蹟」面臨新威脅》的文章裡分析說，中國經濟增長勢頭開始下滑有多種原因，包括全球經濟趨緩的客觀因素，但對中國經濟起致命作用的是中國大陸國企大規模調整引起的社會焦慮。為平息這種焦慮，維持經濟高增長率是唯一的出路，因此當局繼續把大量公共資金投入大型基礎項目，而北京和上海兩地成為這種政策的支柱。但是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靠大型基礎項目維持高增長率只能是有限的權宜之計，可以暫時緩解國企調整的陣痛，但不能代替結構性調整。國企「瘦身」使數千萬工薪階層失業最終仍會作為社會痼症顯露出來。即使中國目前較雄厚的經濟實力可以避免前蘇聯轉型期的那種經濟嚴重衰退的混亂局面，但它能夠阻擋社會轉型嗎？
中國官方公布的失業率是3.3％，但分析家們普遍認為中國大陸的實際失業率接近15％。而另一個難以扼止的人口動態是：未來10年中國大陸農村人口外流將達一億，將給城市住房造成巨大壓力。
在這樣的條件下，中國怎樣維持經濟的高增長率？馬尚在其分析文章指出，中國需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才能對付和抵銷國民收入差距加大和失業率上升帶來的問題，江澤民一週前在一個經濟會議上也確定中國大陸2002年的經濟增長目標為7％，但目前國企改革步履艱難，加之工業能力本身已經過剩，中國大陸要想維持7％的經濟增長率，只能向大型基礎項目和社會保障領域投放資金，以此來推動短期就業和國內消費。為了刺激消費，政府還準備提高公務員的工資水準（提幅為30％），再加上一段時間來人民幣升值帶來的額外購買力。這不失為一種政策考量，但正如巴黎國民/巴黎巴銀行集團駐京機構經濟師Bob Zhang所指出，維持7％經濟增長率並非易事。
馬尚認為，目前世界上工業大國平均公債一般都在國內總產值的70％左右，而按中國大陸目前公債不到國內生產總值的50％，故中國大陸尚有能力追加開支。但是許多「現代派」經濟學家均認為，與其追加開支，不如降低稅收。中國最近四年的經濟增長率基本上是靠向大型基礎工程投資來維持的，未來幾年再如法炮製，未必能奏效，因為整個經濟結構的其他風險極有可能抵銷投資效率，甚至使之化為泡沫。
按馬尚的看法，隨著中國「入世」，雖然大陸這個12億人口的大市場必須按規定在五年內陸續取消幾乎所有貿易障礙，但考慮到具有競爭力的中國產品也相應地獲得湧向全球市場的權利，故中國「入世」後本國市場受衝擊的後果也只是相對的。
為了與國際接軌，中國大陸至少有2000餘條大小法規要予以廢除。世界銀行委託的駐北京經濟師巴卜塔薩利（Deepak Bhaptasaly）認為，其實中國未等「入世」早就在經濟政策方面改弦更張。中國上個月在多哈簽署「入世」協議文件，可以說是一個合乎邏輯的結果。按馬尚的看法，最近20年來中國大陸已經大體完成了四大變革：一是從統制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二是農業社會向以加工業為主的工業型社會過渡，三是人口高出生率向嚴格控製出生率過渡，四是從自給自足型經濟向國際開放型經濟過渡。
以上四個方面的經濟（含部分社會政策）轉型，通常被認為是中國市場經濟的最大特徵，尤其統制經濟政策被揚棄更被一些西方學者視為共產黨極權制度下的一場「資本主義革命」。但馬尚認為，在中國這樣始終由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國家裡，最具革命性的變化是私營部門的發展和服務業有計畫的擴展。
馬尚的討論沒有涉及共產黨極權體制的形式問題。也許在他看來，自由主義的顛覆力不在於政權，而在於社會根基，專制型態下的自由經濟也能產生一個相應的社會型態，儘管社會學家們尚未找到一個合適的哲學尺度來界定它。這是不是法國漢學家、巴黎政治學院教授多米奈克（Jean-Domenach）在討論今日中國社會型態時所說的「列寧主義的資本主義」呢？按多米奈克這一提法的確切理解，中國大陸稱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東西是不是「列寧主義＋資本主義」？
據馬尚原因的統計資料，中國國企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已經從70％下降到45％；而目前私營企業的產值已經佔到全國財富的55％。馬尚認為，若不是中國大陸銀行職能尚未規範化，私有經濟的比例可能更大。它指出，目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集資仍然有很大的困難。雖然中國政府從1995年起已不再把銀行作為國家財政部的分支機構，而是在政策上使之成為「商業性的」銀行，但其職能遠不是西方自由經濟意義上的商業銀行。另一方面，中國大陸銀行評估客戶信譽的技術能力也還剛剛起步，因此信貸業務通常只是面向國有企業，結果是那些人數龐大、慘淡經營的國企使銀行深受其累，壞賬、死賬一大堆，追也追不回來，最後不了了之。據說銀行低息貸出的資金總數達1.4萬億元人民幣，而到目前為止清除抵押遠未完成。
馬尚指出，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由於得不到銀行貸款，往往被迫鋌而走險向「黑市」資本借貸。但隨著銀行職能正常化，可以想像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的發展將會非常迅猛，尤其在服務業領域。
中國大陸雖然名義上早在1992年就已開放服務業市場，但至今中國幾乎還不存在真正的服務行業，而人們對服務業的需求卻在與日俱增，僅從居民龐大的儲蓄總額就可以窺見一斑。據統計，大陸居民的家庭儲蓄已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8％；若加上企業儲蓄，則中國大陸的儲蓄總額高達國內生產總值的40％。馬尚認為，中國大陸「入世」後首先遇到的一場觸及社會深層的經濟「大地震」就在服務業領域。
在共產黨極權制度之下，經濟變革能夠帶來何種程度的社會變化，這種變化的指向是什麼？或者說，如何衡量極權體制下的自由主義相對於體制本身的意義？它對體制本身是否具有顛覆性？
這是一個尚難回答的問題。中國當代社會的演變似乎正在變成一種「中間形態」，與1989年後東歐事變的類型完全不同，並且已經引起一些學者興趣。這個問題在法國已經展開初步的爭論和探討。
馬尚似乎對經濟變革的顛覆力持樂觀的估計。他認為，國家開始鼓勵私人買房，中國社會急切期待的是與房地產業、保險業等有關的服務行業的全面敞開。而與個人日常生活有關的那一類服務業，如醫療和理髮店等，也會更有前途。即使在企業管理方面，服務業也會有相當可觀的市場。隨著服務業的全面敞開，不僅居民的生活習慣將發生變化，中國式社會主義制度的某些根基也將逐步瓦解，譬如國營企業包攬一切的制度，即企業向職工提供工資、住房、醫療、退休金乃至死後安葬費的共產主義制度，包括企業自身營作和生存的方式，如內部須設立後勤、銷售、廣告以及財會系統、資產評估等一條龍的封閉式社會「大家庭」制度，都將自行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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