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現在，武漢或許會有所失落。在中國新一輪的發展中，它不東不西不南不北，近期西部大開發戰略更凸顯出其身在中部的恐慌。據說武漢正在提「中部崛起」的口號，但它首先不得不直面的是，在現代化進程中被擠壓的、凋敝的國有經濟，和大批行走在貧困邊緣的下崗失業群體。
這座被定義為中國最市民化的城市，經過十多年的變遷，早已跨越了作家方方在《風景》中描寫的令人窒息的棚戶區生存狀態－－「父親帶著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漢口河南棚子一個13平方米的板壁屋子裡」。那個時代已經成為慘烈的記憶。
但是，另一種貧困開始在延續。相對於生存空間的仄狹，失業的陰影和貧困帶來的精神危機悄悄逼近城市底層日趨貧瘠的心靈空間；而教育資源的匱乏以及相伴而來的知識貧困，對於一個群體、一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有著更為可怕的殺傷力。
「麻木」人生
我不知道武漢人為什麼把這種裝著灰扑扑頂蓬的人力或電動三輪車叫做「麻木」，有一種說法是因為這些三輪車伕回到家裡就喝酒，直至喝到身體和精神麻木為止，頗為類似舊社會漢口的碼頭工人。
走在武漢的大街小巷，經常能看到一群群「麻木」在烈日下疲倦地等待或在警察嚴厲的注視下倉皇逃竄，像受驚的鳥。警察就是它們的天敵。從一個城市管理者的眼光看過去，它們就像氾濫成災的蝗蟲，讓這座日趨現代化的都市為之難堪。
當地的一個政府官員頗為撓頭地告訴我，「麻木」絕對是城市交通、市容建設中的一大公害，市人大、政協為此論證了很多年，但遲遲下不了封殺的決心。因為對江城近年來劇增的下崗失業家庭來說，「麻木」成了他們微弱的家庭生計支柱。
黃昏時分，劉凡生的「麻木」停在工農村門口。我走過去的時候，有四五雙「麻木」的眼睛不約而同地望向我，分明是期待。頭髮花白的劉凡生年紀最大，今年54歲，幹這行有三年了。
他只能跑些偏僻的線路，沿工農村一帶的鐵軌旁邊拉些客人，因而生意比不得大街上的「麻木」。他開的是黑車，因為沒辦上執照。
「我想花錢辦哪，可人家不給辦，說是要控制數量。說到底，還不是沒關係！」他抱怨道。他整天提心吊膽的，一旦撞上「槍口」，就會被沒收。
那次他去漢口火車站拉貨，沒走多遠，四五個警察就圍上來了，要他出示「三證」（行車證、駕駛證和執照）。他拿不出，幾個人動手就要沒收「麻木」。
「我要吃飯！三口之家要養活！」他急紅了眼，嚷道。
「要吃飯，你到勞務市場去！」他們說。
「他們站著說話不腰疼，我年紀一大把，找工作誰敢要？沒理可講！」劉凡生總結道。
「麻木」沒收後的一個月裡，家裡差點揭不開鍋。他急得到處託人，還是內部有人暗示，找黑道上的，趁黑將「麻木」偷了出來。為此他前後花了1500元打點「紅道」、黑道。
我無法知道在700萬武漢市民中有多少像劉凡生這樣的沒有「准生證」的黑戶「麻木」。他們每天穿行在如過江之鯽般的豪華奔馳、神龍富康中，搖搖欲墜地行進在城市的窮街陋巷，帶著過分的小心和謹慎。一個守候在渣家小區的「麻木」憂心忡忡地對我說，如果哪天下令取締「麻木」，這個飯碗說沒就沒了。
失業的陰影籠罩著人們。來自2000年武漢年鑑的統計數字表明，近年來武漢市下崗人員和城鎮待業人員呈逐年上升態勢，就業和再就業壓力增大。1999年末城鎮登記失業人數8.1萬人，比上年增長了3.1%；登記失業率為2.95%，比上年上升了0.15%。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該市集體企業經濟效益連年下滑的態勢遠遠超過國有企業。就工業總產值來說，1999年國有經濟比1998年增長了2.3%，集體經濟則下降了7.2%。集體企業的下崗失業狀況也遠比國有企業要嚴重得多。1999年國有經濟單位在崗職工人數比上年下降5.3%，集體經濟單位在崗職工人數則下降了14%。
當地勞動部門官員告訴我，集體企業大面積的倒閉、破產和半破產，又兼地方財政困難，使得管理集體企業的行業辦、集體企業辦基本陷入癱瘓狀態。目前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和失業救濟政策主要向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傾斜，集體企業職工家庭很難納入低保範圍，成為被政策遺忘的群體，只能在生存夾縫中艱難地求著生存。
而對於像武重、武鋼這樣的大型國企職工家庭來說，下崗失業的重挫幾乎也是災難性的。去年武漢重型機械廠要減員4000人。失去飯碗的恐慌和再就業難的殘酷現實，使長期置身於體制保障內的人們失去了安全感，難以適應市場化的勞動力競爭。在武重住宅區，我看到了在許多經濟蕭條城市出現的類似場景：一條長約數百米的小攤在烈日下昏昏欲睡地堅守著。這已形成江城大眾化的再就業方式：女人們練起了地攤，身體好的男人們開起了「麻木」。與此同時，大量被閑置的男人女人在屋外的樹蔭下擺起了一桌又一桌的「筑方城」。
作為一個特定群體，江城「麻木」注定要揹負起其特定時期的艱難生存，而有關一個群體的生計和一座城市的形象問題引發的困惑和爭議依然在這座中部之城近乎感冒似地延續著。
絕望的家庭
福建村在二七路上，二七路距離漢口最繁華的商業街－－江漢路不過十分鐘的車程。不遠處，「二七大罷工紀念館」肅然而立。
這是每個城市最基層的生存角落，陳玉萍的家就在福建村南區的樓房深處。屋裡很安靜。一個小男孩在地板上爬來爬去。這是陳玉萍最近找到的一份活兒，幫人照看孩子，每月200元。客廳的牆上，一個面目清秀的青年男子在相框裡微笑。七個月前，這個男人用繩索在臥室的門上結束了自己。當時他剛滿45歲。他結繩的方式很特別，女兒從另一間房裡衝出去的時候，他的身子已經冰涼。前後不到10分鐘。當時，陳玉萍正在裡屋織毛衣。他以前做過水手。那種毀滅性的結繩方式據說是長期的水手生涯磨練出來的。這個細節在他死後被福建村人提起時，總免不了一番唏噓。
還有一年，他們的女兒倩倩－－一個聰明、漂亮的女孩即將高考，照老師的預言上大學應該極有希望。這個在晦暗中苦撐的家即將露出一點曙光。然而，他就這樣放棄了。說到此，陳玉萍放聲大哭。他們婚後19年的日子也還算幸福。那時，她在武漢港務局做裝卸工，拿400元工資；他在船上做水手，每月有500元的穩定收入。三口之家清貧卻快樂。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
先是她下崗，辦了內退後工資降到了220元，她到處打零工，到飯店給人洗菜、送盒飯，什麼都干；1999年他下崗，單位一次性買斷工齡付給他3萬元，從此一切脫鉤。原本開朗的他一下子情緒低落起來。
不久他花了2000元買了「麻木」，沒辦上執照，只能偷偷開。警察搜得緊時，他只好窩在家裡不出車。上次不小心被摩托車撞了，他在家躺了半年，動彈不得，不敢去醫院。這樣陸陸續續地開了兩年「麻木」，一個月下來能掙個三四百塊。那段時間，陳玉萍又沒了工作，連打零工人家都嫌年紀大了。找不到事做，口角由此而起。苦悶中她出去打小牌，丈夫越發不滿。家裡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出事的那天傍晚，她和丈夫商量出去擺地攤的事兒。他很煩躁地否決了，這個生性膽小、守規矩的男人不願看到妻子過那種隨時被驅逐的擔驚受怕的日子。然而，不擺地攤又能做什麼？面對妻子的詰問，他不再言語。默然喝下一瓶酒，他就撒手走了。這種不祥的預感，陳玉萍不是沒有覺察到。很多次，她聽見丈夫沈重的腳步在屋裡漫無目的地走來走去。她現在肯定自殺的幽靈一直在他腦際頑強地縈迴，揮之不去。
武漢市總工會最新一項統計數據表明，貧困已經成為導致武漢相當一部分家庭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被調查460戶最貧困的特困家庭中，30%以上家庭離異。因貧困而自殺的悲劇近年來不斷在各地發生。
奢侈的教育
73歲的彭啟忠坐在家門口，深陷的眼窩看上去有種被耗盡的空蕩蕩的感覺。他左眼失明的妻子坐在他身邊，以一個窮人的慣常口吻嘮嘮叨叨地訴說著家事。你聽我說說，你聽我說說。他忙不迭地將我拉進裡屋，準備長聊。
窮。這是這間黑洞洞的屋子留給我的全部印象。人在那種赤貧的狀態下，只能稱為苟活。屋裡堆著成袋的貨，那是彭啟忠批發來的在夜市上叫賣的廉價衣服。最讓彭啟忠發愁的還是兒子的大學費用。小兒子的高考分數離重點大學差幾分，本來交2萬元贊助費可以保證上重點。但這個天文數字讓一家人犯了難。最後只好自費念江漢大學本科。第一年要交4000元，彭家向親戚朋友東拼西湊，好歹應付過去。但接下來每年3000多元的學雜費壓迫得彭啟忠喘不過氣來。小兒子已經讀到第三年。新學期快要臨近，彭家又開始發愁了。「這是為國家培養人才，不讓他念吧，將來更沒出路了。他哥就是因為沒文化，找不到工作，靠我們老的養活……」彭啟忠一籌莫展。
在接受採訪的貧困家庭中，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由於交不起高昂的學費和入學贊助費，許多有著良好潛質的貧困生不得不放棄進入重點中學或上大學的機會。針對這種令人堪憂的現象，武漢江岸區規定，凡家庭中有子女考上國家承認學歷的大學，一經錄取，社區可考慮救濟，對其就讀期間的學費和生活費給予相應的補助。但據瞭解，這種補助金額十分有限，且覆蓋面極窄，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據調查，武漢高校大約有20%的學生月均生活費低於110元，這一低於武漢最低生活線的群落應界定為貧困學生。湖北省高校有4.7萬多名貧困大學生，佔在校學生總數的20%，他們連最基本的吃飯穿衣都成問題。調查中還發現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城市和農村的貧困生比例幾乎各佔一半。儘管目前湖北省自上而下建立了勤工儉學、助學貸款等資助高校貧困學生工作體系，但對大多數特困生來說不過是杯水車薪。目前就有相當一部分困難學生因欠學校的費用畢業了還有可能拿不到畢業證。
汪洋中的一條船
我是那晚夜市服裝攤上陳榮珍的唯一顧客。從夜幕剛剛降臨擺到晚上11時多，她只賺了2元錢。照理說夏天是夜市旺季，可是二七路夜市硬是紅火不起來。
「江岸這一帶下崗的多，大家都做小買賣，誰來買呢？儘管價格低，可位置偏不比江漢路那邊……」陳榮珍發愁地說。這段日子，連著兩三天才發一次市，最好的一晚賺了十幾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