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如此場景：中宣部或安全部的老爺們，坐在沙發上，一手拿著冒著熱氣的咖啡，一手拈著呈報這些肺腑之言的材料，翻了翻，嘟囔一聲：「咳，你們就會嚷嚷！」輕輕一揮手，那堆材料進了廢紙簍。然後，然後會怎麼樣嗎？不會怎麼樣。要封殺的人繼續被封殺，要封殺的作品繼續被封殺，要封殺的報刊繼續被封殺，而街市依舊太平。
這就是現狀，可憐的知識人！
看到一個消息，山東考生狀告教育部以自動撤訴收場。
但我仍然佩服他們的勇氣。那幾個孩子比我們，比我們中的大作家、大學者、大詩人、大編輯、大教授，勇敢的多，也明智的多。
除了躲在象牙塔裡喊喊痛，我們有過別的、更有效的舉措嗎？那麼多作家、學者被封殺，經過了法定程序嗎？那麼多作品被封殺，經過了法定程序嗎？那麼多報刊被封殺，經過了法定程序嗎？沒有。一次也沒有。每一次都是暗箱操作。
可我們做什麼了？我們曾經有一次把他們送上法庭，要他們依據法律文本給我們說法嗎？我們曾經有一次要他們付出過哪怕是一丁點點代價嗎？
面對政府的不義，面對政府的非法，我們這些最推崇以法治國的人，我們這些最重視政府守法的人，竟然似乎忘記了這國度還有法律存在，一個個按兵不動。連用法律捍衛自己的權利的勇氣都沒有，連農婦秋菊都不如。當今中國的知識精英，怯懦至此嗎？！
我也是怯懦者，《歷史的先聲》禁售之初，氣憤不過，我曾打算到北大門口親自出售《歷史的先聲》。但電話中朋友幾句勸告，我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正是我們的怯懦，助長了他們的驕狂。可以任意封人封作品封報刊而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那他們為什麼不看不慣就封？！從這個角度講，我們不過是自作自受。
我這裡談的不是反抗的勇氣。用法律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這不是反抗，而是對現行制度的承認。這根本就不需要反抗的勇氣。
因此我始終無法理解，我們為什麼不求助法律？喊痛沒用，已經被無數的事實所印證了。我們為什麼不在莊嚴的法庭上向他們討回公平？
是的，他們根本就不尊重法律，他們完全把法律當兒戲。但這就是我們放棄的理由嗎？如果有法不依，我們就用我們的實際行動，告訴他們必須依法行政，告訴他們怎樣依法行政。如果無法可依，我們就用我們的實際行動，告訴他們我們沒有義務服從法律之外的強制。五十多年了還不制定新聞法出版法，這是國家的恥辱，這種恥辱必須結束。
我們的統治者還沒有完成實質性進化，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我們的統治者需要調教，需要馴服。如果連我們都不能夠調教他們、馴服他們，誰能夠調教他們、馴服他們？那麼他們的實質性進化還能指望嗎？如此， 我們又有什麼理由抱怨他們的野蠻呢？有什麼樣的父親就有什麼樣的孩子，家裡出了逆子，父親難道可以說是清白的嗎？同理，有什麼樣的知識份子，就有什麼樣的統治者。統治者專橫暴虐，那個國家的知識份子難道可以說是清白的嗎？難道不也負有一份罪責嗎？
每當遭遇不義，都用法律捍衛自己，令當局的每一次不義行為都有代價，以活生生的事實調教、馴服統治者，這才是我們最需要做的。
我希望當局的每一次封殺，都引出法庭上的激烈較量。他們可以把幾個山東考生擺平在法庭之外，中國這麼多知識份子，大知識份子，他們統統都能擺平在法庭之外？我就不信！第一次他們可以有法不依，第二次他 們可以有法不依，第三第四乃至第一百次他們都可以有法不依。但他們敢每一次都有法不依，始終有法不依？敢用這種實際行動昭告天下：法律是放屁所以大家都不必遵守乾脆無政府算了？
問題主要不在這個社會不公平，這個制度不公平。問題在面對不公平，我們怎麼辦？
求仁得仁，此之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