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歡迎記者。」在文樓村──這座因為數以百計的愛滋病人而聞名世界的豫南偏僻村落──記者被三四十個村民逼到牆根。「送錢來的吧？記者都是送錢來的。」也有人這樣嚷嚷。「我是送書來的。」記者想起背包中還放有10本鄭州愛滋病專家高耀潔贈送的《愛滋病/性病的防治》。書立即被一搶而空。其餘的人繼續盯著記者的背包不放。一個村民邀請記者到他家裡，但大部分人似乎並不願意記者這麼輕易走掉。
「你的記者證？」一個50多歲的村民突然走上來，他穿著一件灰褐色的中山裝，臉上佈滿在烈日和風沙中勞作積澱下的硬硬的皺紋，像警察審問罪犯式地沖記者吼道，「還有名片！」老漢盯著記者證和名片足足看了4、5分鐘。有些村民情緒激動起來:「都是你們記者，說我們文樓有多少多少愛滋病，結果從北京遣返回來好多打工的，我們種的菜都沒人買了。」但馬上有人反駁:「你不要聽鄉里胡說，沒有高醫生和記者把咱們的病反映出去，現在你能免費吃藥打針？」「高醫生也不咋的，他盡給病輕的人錢，不給我們病重的。」又有人說。更多的人圍過來，一層，兩層，三層，四層，用各種眼神但並不友好地盯著。「你的介紹信呢？」那老漢又蹦一句來，更威風地盯著記者。介紹信當然是沒有的。
右後方終於有一個聲音說:「中國公民到哪裡不行啊。何況他還啥也沒採訪。把記者證還給他吧。」「不行，鄉里說了，記者不能私自來採訪。」老漢並不準備讓步。「讓他走吧。」另外幾個人也幫著說話。老漢遲疑之間，右後方的一隻手把記者證奪過來，拉著記者往外就走。身後有人在罵罵咧咧。「請不要介意，我們都有愛滋病。」
這個名叫程建中的村民說，「我們也都是受害者。」程告訴記者，那老漢是文樓村「愛滋病協會」的會長。自從1999年7月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桂西恩教授在這裡發現了數以百計的愛滋病患者和攜帶者，死亡的陰影便籠罩著這個偏僻的中國村莊。
8月23日，國家衛生部在北京公布了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的愛滋病疫情──確切地說，包括6個自然村、3170人口的文樓大隊，1995年之前有1310人常年賣血，按照1999年11月和2001年4月衛生部門的調查，43%左右的賣血者感染了艾滋病毒。從1995年至今，至少31人死於愛滋病，241名病毒感染者和38名愛滋病人正在等待死亡。具體到只有800人的文樓自然村，按照村民們自己的統計，90%的青壯年──至少300人以上──常年賣血，其中大概只有5個人得以倖免。「我們大部分都是桂教授查出來的，今年衛生部又來過兩次，4月份查的是尿，6月查的是血。」程建中說，「誰有病大家都知道，在這裡也沒什麼好保密的。」最初的恐懼和絕望之後，生活在這一世界上愛滋病發病率最高地區的村民決定打破沉默。儘管有人仍然為自己得了「這個髒的病」而羞愧，中央電視臺播出了這樣的畫面:一個60多歲的老農感到「我們文樓人太丟人現眼了，在人前抬不起頭」，但大部分人已經不再自慚形穢。「我們沒有賣淫嫖娼，也沒有吸毒，我們只是到那些官辦的血站賣血，我們又沒有做錯事。」
程建中堅決地說，「必須有人為我們的病負責。」另一位村民告訴記者，他們希望提出訴訟，但不知道該把誰推上被告席。8月4日，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率領的由官員和北京專家組成的中央工作組的到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緊張的空氣。「現在日子比以前好過了。」34歲的愛滋病人程勇力說。免費醫療對窮困的村民是雪中送炭，8月29日記者到文樓的那一天，X光機、B超、顯微鏡剛剛運到春節後修建的村衛生所，這是按照專家的意見進行抗病毒治療所必需的檢測設備。
據介紹，為救助文樓村民，有關部門和當地政府已經花費了500萬人民幣，包括電網改造、小學修繕和40萬元的藥費。但村民們還是不滿意。一個普遍的抱怨是縣裡一共發放了三次救濟，但很多人只拿到一次:50元錢，一個毛毯和一雙鞋，甚至有老實的病人一次都沒得到。儘管政府保證病人的孩子可以免交學費，但這個新學期在文樓的小學校裡並沒有執行。從縣直和各鄉醫院調來的醫生護士幾乎一天一換，對病人病情的瞭解只能通過病歷記錄。連對疫情的調查都被指責動了手腳以壓縮比例，有些父母患病的兒童被鎖在學校的教室裡不准外出，直至憤怒的家長上告，方由衛生部官員責令當地補查。文樓村民對愛滋病的恐懼已經演化成外界對文樓的恐懼。賣油條的、賣豬頭肉的、賣種子的、收西瓜的，現在都不再光臨了，村民們告訴記者，在中央工作組之前，沒有看到有當地政府官員前來慰問或調查。關心和迴避的並存使愛滋病人憤懣的情緒變得奇怪起來。
來自北京的官員曾請幾位病人代表到上蔡賓館，有病人便要求住帶空調的房間，第二天又要求給自己家裡也裝一個。「我瞭解他們的情緒，但我覺得他們應該找到更合情合法的途徑要求賠償。」告訴記者此事的一位官員說。
「戰爭開始了。」高耀潔有些蹣跚地邁上河南省圖書館高高的台階。這個76歲的老太太用半年前世界衛生組織頒發給她的「喬納森曼恩世界健康與人權獎」的2萬美元獎金和福特基金會1萬美元贈款，印刷了12萬冊《愛滋病/性病的防治》。「我要把這些書全部發給最需要的人。」高耀潔教授說，「我害怕這場戰爭的災難比二戰還要大。」
8月23日下午，高耀潔和記者押送著第一批14400冊書開始了她後來稱之為「磕頭」的送書之路。省教育廳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3150本，宋慶齡基金會525本，省圖書館5075本──只有在省圖書館，才有一位副館長和館長助理出來接待，幫著張羅卸書。「我知道你們有134個市縣圖書館和800個服務站，所以我還準備給你們2萬本。」高耀潔對館長囑咐道，「但你們得把這些書發下去，我是要看回執的。」「我需要保證這些書能讓需要的人免費看到，而不是被堆在倉庫裡或被賣掉。」
高耀潔告訴記者，開封有一個23歲的女護士，給愛滋病人打針時不幸感染，她把傷口包紮上了。而實際上只需要按住動脈往外擠，用水沖，再放入酒精中20分鐘就行了，「她在電話裡哭著對我說，自己也到圖書館查過，但根本就沒有這方面的書。」高耀潔已經自費把他的書寄給了700多索求者。她還希望能給省衛生防疫站2萬本，但有人不願意接受，理由是不能讓病人知道那麼多知識。最後是主管的副站長王哲出來說話，收下了2萬1千本。「這是很殘酷的，應該讓他們知道，他們知道的越清楚越好。」高耀潔說，她去過很多愛滋病高發鄉村，「那裡連一張挂圖都沒有，只是在上蔡那邊的小學教室裡挂了一個電影明星(濮存淅)。」
高耀潔曾經一度很擔心有人阻止這本書的出版，因為她在書中提到了自己的發現:駐馬店的上蔡、西平、周口的項城、瀋丘和許昌的鄢陵等縣的很多病例證明，夫妻中有一方得了愛滋病，另一方可能過好幾年也沒有發現感染病毒。她提出這一「值得關注的問題」的用意，一是提醒學界對中國人體質與HIV性行為感染的親和力進行研究，更關鍵的是佐證自己的一個重要觀點:在中國，血液是愛滋病最大的傳播途徑，絕大部分的愛滋病患者都是採血問題的受害者。
即使到目前為止，官方的說法還是愛滋病的傳播途徑以靜脈吸毒傳播為主，在估計的60萬HIV病毒感染者中，吸毒者佔總數的69.8%，經性接觸傳播的佔6.9%，從1998年到2001年6月，經採供血傳播的佔同期感染總數的6%。「我以前也這麼認為，《愛滋病/性病的防治》這本書1996年第一版時也是這麼寫的。但從1999年開始，我發現情況不是這樣的了。」高耀潔說，「我們是經血傳播為主。」
今年年初，高耀潔和桂西恩這兩位在河南農村有很高知名度的醫生，受邀參加了在清華大學開的一個研討會。會上北京一位姓湯的教授提出新觀點，中國的愛滋病感染70%─90%是通過色情業傳播。「我像蒼蠅一樣跟著這湯教授，問他說的是真的嗎。我以我的人格擔保，通過色情業傳播的連7%─9%都不到。後來這湯教授說，他是查了好多文件和資料得出的結論。雲南和四川的代表說他們那裡以吸毒傳播為主，結果仔細一問，他們也是連一個愛滋病人都沒見過。」高耀潔在記者面前挺起胸膛，「我見過的愛滋病人不下一千，我收到的數千封信來自全國各地，99%都是血液傳播。」
記者只去過河南調查愛滋病，所以對全國的狀況沒有發言權。但在豫東的開封，當地最大的一家醫院的主任醫師告訴記者，這幾年他們檢測出的愛滋病人和攜帶者上千例，全部是獻血和被動輸血者，開封尚沒有發現一例因性傳播和吸毒致病者。當記者再次向他確認每年經他們醫院發現的愛滋病人和攜帶者是否有1000人的時候，他猶豫很久，才回答說:「今年也就幾十例吧。」發布像愛滋病這樣的傳染病疫情，是只有國家才有能力和權力做的事情。
事實上，沒有人知道真實的數量有多少。這位醫生只能告訴記者，90年代初開封的尉氏、杞縣等地血站和賣血的普及氾濫程度一點不比上蔡差，衛生部和桂西恩對賣血者的愛滋病感染比率的檢驗結果分別是40%多和60%。即使按照這個比率，也是十分恐怖的數字。記者在開封尉氏縣屈樓村看到，這個700人的小村莊去年死亡4人，今年又死了4個，還有5個人已經明顯表現出與死者共同的症狀:持續發燒38度以上，持續腹瀉，體重幾十斤地下降，長瘡流濃，臉色嚇人的發黑。
記者把所見所聞告知河南省衛生防疫站副站長王哲，王哲回答說:「這些情況我們都掌握。」但屈樓村民告訴記者，自從1999年那裡開始出現疫情後，沒有任何一位來自北京、鄭州、開封或者尉氏縣、鄉里的官員或衛生防疫人員去過。8月27日下午，在鄭州緯五路河南省衛生廳的門口，一個中年農婦蹲在地上痛苦地嘔吐著綠色的東西。100米外的省衛生防疫站門診部，是河南省惟一的愛滋病確診醫院，三樓的確診室門口，從4點到4點10分，等待在那裡的一男一女分別被告知染上了絕症。醫生問了一句「廢話」:「以前賣過血吧？」然後一人發了一張4開小報，告訴他們回去注意家人預防，就不再多說一句。男人很快地離去，那個來自豫北焦作溫縣的農婦和她的丈夫茫然地等待著什麼，但終於也慢慢地下樓，出門，然後一前一後，消失在人群中。他們的臉上，什麼表情也分辨不出。「沒有多少安全的地方了。」記者身旁的一個男醫生說了一句。不僅僅是一個上蔡，甚至上蔡可能還不是最嚴重的，因為有比上蔡更窮、賣血更多的地方;也不僅僅是河南，在陝西商洛地區，在河北、安徽、山西，都發生過甚至還正在發生著這樣的慘劇。
「中國已經進入愛滋病流行的快速增長期，一旦進入增長期，就會呈現感染加速增長的趨勢，如果在這個階段防治措施不力，就會迅速進入氾濫期。假如不迅速採取有效措施，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愛滋病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愛滋病的流行將成為國家性災難。」去年6月28日，中科院院士、愛滋病研究專家曾毅教授在中科院院士大會上發出了這樣的警告。如果真的是採血──至少在像河南這樣的區域──是採血把數以千百計老實本分的農民製造成愛滋病患者，那麼，人類歷史上這一罕見的公共衛生事故，該到了揭開蓋子追問責任的時候了。
1995年，是世界流行病防治的奠基級人物巴斯德逝世100週年，這一年2月26日到3月1日，在河內舉辦了一次紀念巴斯德逝世的國際流行病研討會。會議行將結束時，與會的原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院長曾毅突然接到國內電話，河南河北地區發生愛滋病大規模疫情，催促曾毅盡快回國。究竟是發現了什麼跡象和事實使得衛生部如此緊張，我們不得而知，被採訪的一些衛生官員也說法不一，但從現在回想起來，一些先兆早已有之。
1991年初，當時還是河南省人大代表的高耀潔從參加人大會的農村婦女代表那裡得知，一些農村因為賣血導致肝炎等傳染病流行，她當即提案，要求嚴格買賣血衛生管理。也就在那前後，省衛生防疫站的一位老專家百思不得其解地發現，被消滅已久的瘧原蟲又在豫南一帶流行，直到一位從駐馬店出來的省領導質問他，駐馬店防疫部門的血站抽農民的血，一天賣幾次，這麼抽老農民的血不抽垮了？
1992年七、八月間，河南省各地普查丙肝，結果嚇人一跳，這個剛剛分離出來的肝炎種類在河南的發病率居然直追老牌傳染病乙肝，比國外的發病率高出四五十倍。尤其是在賣血人群中，感染丙肝的人數一般都在一半以上。然而，瘧原蟲也好，丙肝也好，畢竟不是什麼要命的傳染病，當時所採取的措施是不再允許他們的血用於醫療輸血。沒有人想到，更多的人因此而被推入更為殘酷的深淵。不能用於醫療輸血並不代表不能賣血，當時剛剛興起的一種單採血漿的賣血方式就並不拒絕丙肝患者，這種方式只需要檢測乙肝兩對半。所謂單採血漿，就是把採到的血用離心機分層，只要血漿，把紅細胞回輸賣血者，採到的血漿賣給生物製藥公司，可以提煉製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干擾素、血小板因子等昂貴藥劑。據一位醫生出身的衛生局長介紹，白蛋白在臨床上廣泛應用於治療休克、燒傷、外科手術、癌症放療化療、生產失血太多後等引起的血容量銳減，以及慢性腎炎、肝炎、糖尿病，到目前為止，白蛋白的生產還主要靠從人血漿或人胎盤中提取。
90年代之前，中國醫院所使用的白蛋白基本從德國和澳大利亞等國進口。但按照衛生部、外經貿部、海關總署1984年和1988年兩次聯合通知的說法，「鑒於資本主義國家中同性戀和靜脈注射毒品已成為一種嚴重的社會問題，愛滋病又常見於男性同性戀者，而國外用於製造血液製品(如白蛋白、丙種球蛋白等)的血漿供應者中同性戀者又佔很大比例」，為防止愛滋病傳入我國，血漿、人血白蛋白、球蛋白等血液製品被禁止或限制進口。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國內開始大規模引進國外資金、技術和設備，興建血液製品生產企業。即使在今天看來，這也是一樁一本萬利的好買賣。血液製品在全世界範圍內都屬於稀缺商品，中國直到80年代末白蛋白的產量也不過十多□，根本供不應求，由於進口受限，價格高企。而中國是人口大國，像河南這樣9000萬的人口大省，80%是低收入的農民，哪怕這7000萬人有百分之一二願意賣血，哪怕每年只賣一兩次，也能創造上億的價值。與此同時，可以帶動大批採血人員就業──於國、於民、於商都是只賺不賠的好事。偏遠貧困的內地農村因此成為便宜而乾淨的血漿的理想採集地。這其中關鍵的中間環節是主要由衛生醫療部門開設的血站。事實上，這些被賣血者稱為官辦的血站始終是「血漿經濟」最積極的開拓者、鼓吹者和組織者。「在醫院門口的廣告欄裡，貼著獻血光榮，救死扶傷。」同樣屬於文樓愛滋病人一員的程建中告訴記者，「血站總是宣傳採血的好處，單採比全採好處多，說血跟井水一樣，抽幾桶還是那麼多，經常把老水抽出來換新水，去舊血，換新血，有利於新陳代謝。對身體有益無害。你不去賣血，說明你身體不健康，有病。」每次單採都需要先從賣血者抽出800cc滿滿兩大袋的「全血」，經過離心機和淨化室分離後，再將下層的400cc紅細胞回輸，賣血者得到40元到50元，根據地點和時間的不同略有差別。這種方法的一個妙處是由於負責運輸氧氣和養料的紅細胞並不減少，所以賣血者抽掉400cc不會覺得明顯的虛弱和精神不振。但災難就在這不知不覺的回輸和皆大歡喜的賺錢中降臨了。至少有三個環節被認為存在著致命的漏洞。
首先是抽完血後剪斷輸血管的消毒剪和掐血袋口的消毒鉗，這兩個器械都與抽出來的全血接觸，但原上蔡縣人民醫院血站的一位護士承認，這些總是沾滿鮮血的剪子和鉗子都只是在晚上泡一夜，白天肯定是剛沾過這個人的血又去碰另一個人的。然後是離心機，境外有報導稱是將幾個同一血型人的全血混在一起離心，然後再把已經充分混合的紅細胞回輸。但記者在河南採訪時，沒有聽到有哪個血站是這麼操作的。
事實上，普遍採用的離心機裡面被分成12個小鍋，每個小鍋裡放兩袋血。但即使是這樣分隔離心，也非常容易出現血袋被甩破的情況，離心機裡鮮血淋漓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血站分離員一般只是把破損嚴重的血袋扔掉，如果血細胞流失不太嚴重則照常操作──這種情況下，同樣會有沾有別人血液的紅細胞被回輸。由於回輸這種特殊的操作過程，無論是消毒剪、消毒鉗還是離心機，尤其是前兩種器械，為病毒的可能傳播大開其門。不知什麼原因，單採漿中存在的這麼普遍的大漏洞，一直沒有得到機構龐大的醫院、防疫等衛生系統的察覺和關注。
農民在拚命地賣，血站在拚命地採，而衛生主管部門，則在拚命地辦血站和發採血許可證。1993年到1994年，血漿經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由於國家「適時」開放血液製品出口，更大調動了採血收漿的積極性。不僅是防疫站、衛生局和醫院，鄉鎮企業局、公安局、人武部、物資局，各種相干不相干的部門、單位都紛紛上馬血站。而給血站發許可證也被認為是有利可圖的權力，由於採血許可證需要省級衛生廳發放，在全國範圍內，幾乎都出現了衛生部門中醫政、疾病控制和愛衛會三家爭管的局面──最終醫政奪走了這塊肥肉。幾乎可想而知，爭奪意味著權力尋租在血站批建中發生的可能性。由於時過境遷，尋找到某種確鑿的證據是困難的。但河南省的一位前防疫官員一針見血:「我1993年曾經到下面幾個血站看過，一看就害怕，離心機一離血袋就破，還有消毒鉗，血站工作人員有很多連融血反應這樣的基本知識都不懂。
現在衛生廳的官員都至少是醫科院校大學畢業，他們不會連這些都看不出來吧──要麼是裝作沒看見，要麼就根本沒看。這不僅僅是官僚主義，這根本就是腐敗。」但發財心切的人們已經顧不得許多了。最顛峰的時期，整個河南省血站超過230家，僅駐馬店就有39家──這些都是由政府部門主辦，經過省衛生廳批准的。「我們這裡很多人都是上午到縣城賣血，一扭臉又跑到開封賣去了。」開封尉氏縣屈樓村的丁軍對記者說。血站的遍地開花固然為農民獻血提供了方便，但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愛滋病的交叉感染和異地傳播。
按照採血手冊的規定，單採血漿者每次至少要間隔半個月，但事實是這個規定如同廢紙。「我一年最低300次，平均是一天一次，實際上一天抽兩三針是常有的事。」文樓村民程彥軍說。那位血站護士告訴記者，由於賣血農民太多，他們當時五六點鐘上班採小血(指化驗)，正式採血常常從早上七八點鐘持續到晚上七八點鐘。程彥軍也證實，他們村的賣血者總是凌晨三點鐘就起來，「去晚了還挂不上號，去的早可以趕上挂兩個號，上午一針下午一針。要麼就是前院抽完趕緊往後院跑再抽一針，或者各抽兩針。」他們習慣於把縣衛生局的血站稱為前院，把人民醫院稱為後院，程彥軍也抽過4針的，但抽完之後當場暈倒抽筋，習以為常的護士只是過來給他挂一瓶葡萄糖。「他們從來不阻止我們一天賣幾次，有針眼摀住就給你扎，也不管你的血質量不質量。」
程勇力說，每天在著兩個血站賣血的總有500人以上，每天抽1000針，床位不夠就一頭躺一個。後來在鄰近的遂平縣一個血站打過工的程勇力知道這其中的暴利:「除去給賣血者的40多塊錢外，血站還能淨賺至少70塊錢。」付出了沈重代價的農民獻血者不是沒有責任。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在駐馬店、開封、周口、商丘的一些鄉村，賣血成了一種生存狀態。「公路上站滿了搭車去城裡賣血的村民，像趕集一樣成家成戶地去。走在路上還說著，這個骼膊是化肥(指尿素)，這個骼膊是磷肥。」丁軍曾經開過一輛「奔馬」跑菜，很快他和其他幾輛車成了接送賣血者的班車，丁軍也就是在拉人過去的過程中順便賣了不到10次，這是致命的10次。對生財無門的農民來說，賣血是個不錯的職業，依靠賣血蓋房娶媳婦都不是新鮮事。程勇力90年的時候曾到廣東打過工，一個月也有600多塊錢，但幹了一個月就覺得還不如賣幾針血。「覺得又不幹活又不累，往那一住，沒錢了抽幾針，還可以帶些錢回去。抽得猛了，休息一個月也就養過來了。」
程勇力很是後悔，「當時真沒人告訴我這麼危險，如果知道傳染這種病，別說四五十，給四五百都不干。」誰也不會拿自己生命開玩笑。1993年後，程勇力真的沒有再去賣血。他最後一次在縣人民醫院血站剛抽完，就渾身發冷，持續高燒，打了20多天氬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