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和江青。（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中共曾有“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事实上，早在48年前的1969年，中共内部就对一名中共政治局常委实施了秘密处决。
杀人灭口 康生下令处决卢福坦
据2008年第10期的《党史纵横》透露：1969年11月，中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出现在上海市公安局，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一封有前中共领导人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
这封“来头”相当大的处决命令，针对的是79岁高龄的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卢福坦。卢当月被秘密处决，他由此成为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中共处决的前政治局常委。
当时卢福坦已风烛残年，且被关押近30年，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对这份处决命令感到疑惑不解。
不过，面对命令上面康生的亲笔签名，上海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布置。
据称，公安部的代表还对上海公安局负责人“特别”交待，在处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建议能不能采用封嘴的办法，不让他说话。
卢福坦曾是中共“五大”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1932年，卢福坦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投靠了国民党，相继担任中统徐州特区行动股长、中统上海区情报股长等职。
1950年5月，卢福坦被中共抓捕后一直秘密关押在上海。卢福坦在投靠国民党期间，曾经交待了康生在1930年被捕后叛变的秘密。
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后来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这件事在当时很少人知道。而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手时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后来知道康生这件事的是饶漱石。饶漱石曾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但毛没答复，因此这件事被搁置下来。
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通过香港渠道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这份资料首先被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后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
让康生更为恼火的是，上海市方面在红卫兵的冲击下没有做好保密工作，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卢福坦时，卢福坦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而且还上了简报。
后来，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
不过，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复印件。这个复印件被当时审查官员的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当时，就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
由于主要的当事人卢福坦已经被处决，最后一个知道康生这件事的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死，所以此事如石沉大海，至今无定论。
康生在延安下令解剖活人
康生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打手帮凶，在中共党内整人无数。作者林辉曾在海外刊文称，中共党内，表面温文尔雅、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但内心实为魔鬼、丧失了基本人性的中共党员不在少数，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乃是康生。
康生于1898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一个书香世家，原名张宗可，字少卿。
1924年，康生赴上海大学学习，并改名张溶，其后加入中共，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康生开始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933年康生被派往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与王明关系密切。
在苏联期间，康生将一些中共留苏人员打成托派分子，使他们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1937年，康生回到延安，见风使舵的康生从追随王明改为追随毛泽东，负责中共的情报机关。当年起，康生先后在陕甘宁边区炮制了几起著名的“特务”案件，后来都被证明是莫须有的。
1942年，康生帮助毛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并借机大搞逼供信，将大批党员打成特务、叛徒和内奸，炮制了一大批冤案，将延安变成了一片红色恐怖。据说，他还亲自用烙铁烫别人的胸脯，用酷刑虐待犯人。
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在回忆录《峰与谷》中，还披露了康生1940年把活人打成“反革命”，然后下令解剖活人。1940年至1941年间，师哲陪同陈郁参观延安柳树店的和平医院时，看到大厅的大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男尸。护士长解释说这些尸体是医学解剖用的，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反革命分子。这些人被送来时是活人，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进行处理。
“延安整风”后，积怨甚多的康生在毛的保护下并未受到清算，并于1945年6月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开始失势，转做土改调研工作。
土改期间，康生施行了极为残酷的政策，几乎杀掉了每一个地主和富农。
康生死后，许多曾经遭受其迫害的中共老官员和子女们对其恨之入骨，他们在八宝山扫墓时，用硬币和指甲在康生的骨灰罩上打上许多X，并抗议将康生的骨灰存放八宝山。
1980年10月，胡耀邦主持会议宣布，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在“文革”期间所犯下的严重罪行，康生被开除党籍，并列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接受历史审判。
康生的骨灰也从八宝山公墓迁出，从此去向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