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本人提供）
【看中国2024年5月7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采访报导）因调查铁链女事件真相而被迫流亡美国的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近日接受《看中国》专访，谈到他一直在探寻究竟中国每年被拐卖和失踪人口有多少，直到他从中共官媒上看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800万。另外，他还提出，5月1日中国出台《人体器官捐赠移植条例》，百姓器官捐赠恐被“被代表”，令人细思极恐。
记者：你提到，2017年《中国新闻网》的一篇报导称，中国每年有800万失踪人口，而且失踪和失散人口的数量还在增加，人口失踪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一大痛点。你怎么看800万这个数字，据你在中国调查铁链女事件的经历、观察和分析，你认为中国人口失踪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赵兰健：我2022年深入到云南怒江去探寻被买卖人口家庭，接触到了几位买卖人口的家庭的困局。在这个过程，我又遭到了中国达五个省市的警察的阻止我去了解真相。
在云南某县公安局和县委，我所提出关于被拐卖和失踪人口的具体的数字和私人的联系方式的问题。他们说这些信息是一种保密信息，不允许知道，也不允许我打开。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更好奇，就是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失踪？
我一直想通过各个渠道，想通过网际网络上公布的信息去探寻这个数字。但是很遗憾，我找到的都不是权威的官方信息。那泛泛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中国每年有一百万失踪人口，另外一种是中国有两百五十万的失踪人口。我的一些媒体的朋友都认为中国每年失踪一百万人口是不可能的。
今年3月，我终于找到了所谓的权威数字，就是中国新闻网在2017年所公布的中国每年有八百万的失踪人口。这个数字让我瞠目结舌，我感觉事情太可怕了。那八百万的失踪人口里面，有多少人是铁链女的处境，又有多少人是胡鑫宇。这是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去打个问号，向这个社会去质疑的问题。
记者：近年来，很多有关中国活摘器官已成为成熟的产业链的报导陆续出炉，有报导指，活摘器官已经从针对法轮功群体蔓延开来，包括新疆维吾尔人和年轻人、学生、小孩，你认为中国人口失踪与这个有什么关系？
赵兰健：我认为中国人口大量失踪与器官移植产业化有紧密相连的关系，也就是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之所以中国的人口失踪问题越来越严重，是因为近些年中国器官移植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无论是中国官方所主导的经济形势，还是中国民间黑暗角落所存在的经营方式，都意味着中国有大量的器官移植在各个角落在进行着。
每一个省市都相应的成立了器官移植的匹配中心，这都是官方的，是以红十字会为主导。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些庞大的建筑物，了解整个中国器官移植的产业化的趋势，探究产业化里面的原材料来自于哪？
中国在这方面的信息是不透明的。虽然我们在一些个案看到一些可能的存在的真相，如胡鑫宇案，但是被中国政府严厉打压了，或者是黑白颠倒。
我作为铁链女案件的唯一的举证人，期间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周旋于中国的警察国安，在新闻媒体里，我能亲身的感受到这个话题的敏感性，就是失踪人口和器官移植。
在铁链女事件最火爆期间，我曾经把一些铁链女的相关的信息传播在微信群，媒体的写手他们都不敢去看，或者是不敢谈论这样的话题。可想而知，无论是失踪人口、还是器官移植或者是活摘，在中国当下都是一个最热点也是最敏感的话题。
记者：中国官媒报导，中国国家国务院总理李强去年12月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中国2007年就曾颁布施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但近年来，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面临一些“新情况、新形势”，为此对原有条例进行了修订。你怎么看这个新条例实施的目的？
赵兰健：我认为这个条例它有一个中心点，就是强调是一个自愿行为，也在条例里面明示了非自愿行为，或者是强迫行为的违法性。整个条例公布过程当中，其中的微妙之处是它表面都是合理合法，前提就是你自己是不是签署或者是同意了。但是整个中国人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一直都是一个被代表的过程。我们从小到大，每一个人的权利上都完全是被代表。
在整个一生被偷窃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已经盲目，觉察不到对我们的生命、或对我们人生的意义有哪些方面的侵害。但是器官移植的“被代表”正在降临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就说这个华为手机，在出厂的时候就捆绑了一些器官捐赠的软件，一般的捐赠的软件里面的一些选项和同意，以及知情的环节，他做了一些特殊的设置，这是真的。这些已经造成了很大的风波，他们关不上这个软件的一些选项，这样的一个截屏就被传播到外界来。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关于器官移植选项的“被代表”。
未来“器官捐赠被代表”很有可能就会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一个人在一场意外事故当中受伤了，相关的人员就说他已签署器官捐赠协议。他的器官就已经身不由己，并不需要当事人签字或家长签字。因为他的手机已经出卖了主人，这是整个中国现状的一个缩影。
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器官移植条例，包括李强签署的器官移植条例在执行过程中，很可能像中国的摄像头一样，在紧要的关头全部都失灵了。
虽然你没有签署器官捐赠协议，但是在微妙的时刻，这些东西全部的证据都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你的意志、你的行为、你的权利就被一些系统或者人给代表，这是可能的事情。
由于我们不是一个活摘现场的见证者。但是很多过往的案例和证据已经体现出来活摘这样的事件在中国不断发生过。所以活摘器官催生了李强的这个所谓《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那么器官移植合法化带来的未来整个社会的变化，是整个人类社会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可怕的社会现实。
因为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器官移植，当这个事件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或我们亲人身上时，那是另外的一种极其惨烈的景象。
大家能不能想到自己养育了十几年的孩子，突然有一天脑死亡了，随后器官就被分配给其他有钱的人。当时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这样的事情很有可能在中国各地已经发生着，未来还会更合法化的发生。
所以这个问题人人都要关注，人人都要思考这个问题，你是活在一个人类社会，还是活在一个地狱里？！
记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于2024年4月为美国首次向FBI提交“涉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部分责任人名单，名单共计81,340人。其中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名单9,011人，追查国际提出，中共犯下国家群体灭绝犯罪，特别是活摘器官是一项集体犯罪活动，但医院主管移植的院长、移植科主任、主刀医生、护士、麻醉师、负责组织指挥的政法委和610官员、负责关押受害人的警察等人，都是活摘器官谋杀案涉嫌案犯，最终都将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
赵兰健：一个犯罪份子或者是其他身份的，甚至是一位普通的法轮功学员，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人，都不可以被这样对待。因为活摘一个人的器官已经超出了整个人类伦理道德最底层的底限，我是坚决反对活摘器官。
我深深同情法轮功学员的二十几年的遭遇。哪怕这个人是一个罪犯，是一个死刑犯，他也不应该被活摘，因为把他的器官去卖给一个有钱的人，这本身就制造了不公平。我坚决抵制和抵抗这样的行为。我认为只要存在活摘器官，那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实际上在中国，器官移植这项服务不是给老百姓的，而是专门给中共的官员这些特权阶层服务的。
记者：你认为如何才能杜绝中国大量人口失踪，国际社会应如何帮助？
赵兰健：我认为在大量的人口失踪和活摘器官这个问题上，国际上所谓的传统新闻媒体都是缺失的，未来的历史会给这些所谓的带着光环的新闻媒体标注上罪恶的符号。
因为我拿到了相关的铁链女举证证据之后，除了《大纪元》、《美国之音》对我做了采访外，还有五家国际知名新闻媒体直接要求采访。其中有三家做了长时间的采访，至少一个小时的对话采访。但是都被这些带着光环的国际新闻媒体压下。因为在中国落地的国际新闻媒体，都得要争取到中国政府派发的新闻采访。他们没有记者证，就无法在中国落地经营。另外一方面，就是所谓的媒体记者中间所存在金钱交易行为。新闻媒体记者只要去到中国的某一些事件中心的市委宣传部去走一圈，只要他不写这个稿件，只要他把这个稿件压下,政府机关就会给他一些钱或一些好处。
那我拿到铁链女在中国大陆被压下可理解。但是有多家的国际新闻媒体采访我之后，又压下了，那这是令人难以费解的事情。
2023年我来到美国，曾有美国的官方媒体记者要求我做一个中国走私人口、拐卖人口的谈话节目。
一开始，我非常钦佩美国自由社会敢做这个话题。我希望能把我知道的和亲历的告诉给更多的观众，无论是中国的观众，还是西方的观众，让他们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着像《中国新闻网》说的每年失踪800万人这样惨烈的事实。希望国际社会关注，从而去拯救那些遭受灾难的人。但遗憾的是，所谓的光环媒体和和记者把我的这段采访都给压下了。
这是中国普通老百姓没有办法看见真相的原因，看不见真相，你就没有办法认知；没有办法认知，你就没有办法去觉醒，就没有办法去阻挡山洪般袭来的罪恶。
一个个普通的人深陷在这种罪恶的漩涡里，当那些恐怖的活摘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想呼救已经来不及。所以我们都要关心那些被失踪的人，关心那些可能遭受活摘的人。如果我们去纵容，我们就已经生存在地狱了，那不是一个常态的人类社会，那是一个充满罪恶的魔性社会。
记者：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我们知道中国是没有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公布了2024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排名指数，中国在180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172位。您认为中国失踪人口这个事件跟新闻自由度也有关系吗？
赵兰健：是的，我呼吁世界新闻自由日应该是普通公民的新闻自由日，而不仅仅是所谓持证记者的新闻自由日。
记者无国界只关心了持证记者，没有关心公民记者，因为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很多信息的传播和得以呈现是因为那些公民记者做出的努力。公民记者在遭受暴力对待的时候，他们更加无助，没有人替他们发声。专业的新闻记者，至少媒体平台还能为他发声，听他说话，替他争取一些权益。
整个世界的媒体环境正在发生着史无前例的转变，公民记者或者是普通的人，他们承担了更多的信息传播的的义务。持证记者毕竟是一个职务行为是有工资的。但是公民记者去关注一个社会事件的时候，更多的是出于情怀、正义感和个人的努力。在这一点上讲，和传统的记者相比，公民记者更崇高。我呼吁大家对他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