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指出，很多在正常家居及社群环境下生活的年轻人，其实都已经成为了散居于各自家庭及社区的蝼蚁。（Getty Images）
中共推动经济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以技术水平要求比较低的来料加工制造业作火车头，几十年来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舒缓了中共管治下农村经济失序转型而造成的所谓“三农问题”，也为每年进入职场的年轻世代提供了垂手可得的就业机会。
到最近几年，年青人的就业困难问题越来越明显，而且情况变得尖锐，也似是特别难解决。这一方面不是经济周期波动造成，显然也不是因为产业结构提升及体制变革而衍生的问题，更可能是中共管治下体制失衡造成的结果。
中共推行经济改革开放之后，大镬饭制度被打破，自由就业取代了统一分配，如何才可以制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吸纳每年从中学及大专院校毕业出来的年轻新增劳动力，便成为了中共经济政策的一个主要课题了。多年来，中共官方的说法是要维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才足以制造数量相应的就业机会来吸纳新增青年劳动力。过去多年来所谓经济增长要“保七”，即每年要保证达到7%的经济增长，就是这意思。
话虽如此，早在十多年前，当时每年的经济增长还有7%或者起码6.5%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大量年轻世代就业困难的问题。很多年青人就算找到工作，都只能从事一些低薪及与自身所学不对应的就业机会。上周提到当时在北京出现的所谓“蚁族”，就是这种现象的例证。一批批年轻人，大学毕业了，如果不回农村，在城镇找机会不容易。人浮于事的情况下，只能降低生活要求，在大杂院式的居住环境中过着如蝼蚁一般的生活。而能够从事的工作，也只是一些薪酬低，前景黯淡，看不到发展机会的。所以才不得不生活在恶劣的社区环境中，而且长期难以突破。当时那些所谓蚁族，普遍都是面对这样的存活状态。
也是十多年前，有一位由我督导的国内来港研究生，研究的课题是北京外围民工聚居地区那些民工子女的升学及就业情况。研究发现民工子女就算能够上学，大部份都会面对不同程度的歧视。名义上存在的义务教育，也可能因为各种理由没有他们的份儿。他们的流动性固然是一个因素，地方的教育部门也没有动机要改善他们的就学环境，因为原居北京的人民强烈倾向选择一种隔离式的教育安排。就算他们勉强读完初中课程，很多都没有办法继续升学。部份去到一些再没有北京人子弟有兴趣的职业训练学校，希望学得一技之长，以为有利于将来自己就业及竞争，但到头来发现那些职业训练学校的课程及运作根本不能为民工子女带来有意义的增值效果。最后，大部份学生于毕业后，都只能在下游经济体系中找机会，过着的也是与上面提到那些蚁族类似的生活。
所谓被“割韭菜”这个现象，一方面是生活现实的反映，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制度性的不公平，令很多年轻世代注定成为体制不健全的牺牲品。当下中国大陆的经济体系，根本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所谓“市场经济”，也只是一种半吊子的“类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种体制下，官僚资本及裙带资本往往盘踞了最重要的经济环节，就算部份民企能够在一时间突围而出，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官僚集团凭借权势的各种干预及寻租行为。所谓“官二代”或者“富二代”，所说的其实不一定是二代，而是与官僚有裙带关系的各色人等。他们凭借着与权势的联系，成为经济增益的掠夺者。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对没有官僚关系及裙带关系的人不利，而这些不利人群中的年轻世代就更是不利了。
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部份人的生活环境大幅度改善，其实是建基于中共体制中那种制度性派生出来的剥削。大量从农村出来的民工，基层劳工及年青人，便成为了部份人跻身中产及致富的垫脚石。当这种体制不公进一步深化之后，更多人会成为被剥削对象，上面提到的民工子女及没有裙带关系的年轻世代，就是蚁族的最主要来源。
今日继续用“蚁族”这个概念，可能已经落伍，因为蚁族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已经不局限于市中心边缘的大杂院。很多在正常家居及社群环境下生活的年轻人，其实都已经成为了散居于各自家庭及社区的蝼蚁。所以他们才要“润”、才要“内卷”、才要“躺平”、才要做“淡人”。还要把“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育”、“不买楼”作为人生的基调及哲学。失群的蝼蚁，不是比仍然能够成群的蝼蚁更不堪吗？中国大陆当下的年轻世代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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