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许成钢教授（本人提供）
【看中国2024年1月6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采访报导）（接上篇）新年伊始，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许成钢教授接受《看中国》专访，他对2024年中国的经济做出了预测，同时也谈及自己如何从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逐渐认清中共的极权体制的心路历程。
记者：您在年轻时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自己阅读了许多马列和毛的书籍，而现在您认为中共是一个极权体制，是危害全人类的。请问是什么促成了您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另外，1970年，您在不到20岁时，在北大荒建设兵团被打成所谓“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还被关押审讯批斗以及监督劳动管治。然而您在70年代的最后一年，在快要30岁的时候，成功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成为该校唯一没有本科学历的研究生。您说这对您来说是一生最重要的转折之一。能否请您回忆一下这段历史？
许成钢教授：我对共产极权主义制度的探索是从文革开始的。当时，我自认为是一个不仅相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更是一个崇拜毛泽东的人。
我当时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文化革命的基本问题。毛泽东说，文化革命是阶级斗争，这样的阶级斗争每七八年就要搞一次，一直到共产主义。我作为一个崇拜毛泽东思想的年轻人，当时我开始这个探讨的时候只有16岁。当时我对于共产主义理论是很认真对待等，我发现这里边有自相矛盾的东西。
因为共产主义是无阶级社会，社会主义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第一阶段。但是毛泽东说文化革命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每七八年就搞一次。然后文化革命的时候我们也认识到中国会产生特权阶级，那么文化革命是以这个走资派为（斗争）对象，而走私派在当时人们认为是特权阶级。这个特权阶级是产生在社会主义制度里的，那如此发展下去，不就变成了永远社会主义制度会产生特权阶级，永远你要靠阶级斗争来去跟他斗争，那永远也不会达到共产主义。
我作为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毛泽东的追随者，我就认为毛泽东提出来这些东西存在基本问题，就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任何试图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在共产极权制下是不容许的，是一定要被惩罚的，这是我不懂的。所以只会变成反革命。我在变成反革命之后逐渐读了更多的著作，才意识到就是我的个人遭遇不是个人的遭遇，而是在这个制度下任何人探索这个制度存在的问题都一定会被严重的打击。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吉拉斯，他是铁托的战友，由于和铁托有了不同的看法，后来他写了一本著名的著作《新阶级》，
就变成了共产党的敌人、被共产党监禁。相似的例子都很多，无论在苏联、东欧和中欧的共产党国家都是这样，包括我亲身的经历、和对世界更多的了解，才明白极权主义制度的基本特点，过去只知道这叫社会主义。
后来读了更多书，明白了任何共产党建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都是极权主义制度，不能容忍任何的持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政见的人。这个转变是逐渐积累的，基本上我在文化革命末期、还没有出国留学之前对共产集权制的基本性质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
至于第二个问题，当时我逃回到北京时是个无业游民，实际上是人下人。居然可以有一个考试的办法，可以正式的变成主要的大学的研究生，在那个时候研究生在中国还是很稀少的。所以突然一下就从次等公民变成了在社会上能够得到承认的可以做研究工作的人了，所以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者：您说，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苏联的知识份子以及苏联共产党高层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他们是懂得人性的。而这个人性在苏共垮台中发挥了作用，您也认为这个人性是好人的基本性质。能否请您谈谈在您的长期研究中，这些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人性的复苏是否是它们最终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您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可能性能有多大？
许成钢教授：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的确，人性是苏联、东欧、中欧共产党政权垮台的非常重要的基本因素之一。在历史上为什么共产主义思想会变成一个革命运动？变成建立共产极权制的一个意识形态，这是人们需要去理解的。
最早，很多人相信共产主义实际是怀有良好愿望的，并不是所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都是邪恶的。这个良好的愿望是追求平等、追求人性（平等其实是人性里的重要部分）、追求自由，误认为共产主义是他们能够实现平等自由这个人性的一个道路，实际上是误入歧途。
在苏联、中东欧的国家的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份子里，多数是怀有良好愿望的。而这种良好的愿望，这种人性的基本动力是历史上积累了很久的，到后来，当人们认识到了共产极权制的残暴一面，认识到了共产极权制是违背他们先辈原来的良好愿望时，人们开始觉醒，这些人就成了瓦解共产极权制的基本力量。
回到中国呢，实际上中国的知识份子当年参加共产党的很多人也是这样的。但中国的情况有一点复杂。当年，中国共产党的组成中，知识份子是少数。在刚刚开始的时候，知识份子是主体，但很快因为中国共产党早年发展是个武装斗争过程，根据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多次明文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从秘密社会里边直接招募、甚至以秘密社会为基础整编制的把人收进来，用中国共产党喜欢用的语言，叫“流氓无产者”，在毛泽东的著作里也已经披露出来，即大量的所谓“流氓无产者”。
这些人和前面讲到的知识份子存在本质的不同。这些人世世代代发展下去的时候，往往就是人性的这一面发展出来就比较困难，而知识份子里就会有更多的人产生这个人性的基本观念，这个基本观念被启蒙出来、再重新萌发、重新发展起来之后，他和共产极权制的这种统治从本质上就会发生冲突。
记者：习近平口口声声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些话与马克思、列宁的理论有什么关系？能否请您详细说明？
许成钢教授：这句话本身其实他没有多少道理，马克思本人是试图发展一套他所谓的“科学”，以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然后从“科学”里边发展出历史决定论的理论，就是资本主义一定会由于他自己产生的矛盾来把自己灭亡，然后，共产主义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叫社会主义，而这个阶段一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整套东西原本所谓的“科学”，列宁主义仍然认为自己是科学，那么列宁主义也要追求逻辑上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然后，他把这个马克思主义原本讨论的只有发达国家才有可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那个阶段自己灭亡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革命能取代资本主义，所有这些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规律，这个都是有一定之规的。那么列宁把他的一定之规给改变了，从发达的资本主义给改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去了，说这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等等。总而言之，他是追求这个理论的一致性。
现在习近平谈到的“百年之大变局”并不存在这种理论上的一致性，它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理论上并没有关系。另一方面，人们也不能从此得出结论，说它这个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没关系，说他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从来也没有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道理-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晚年时讲的很清楚，他说我的主要贡献是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第一个世界上具体的设计和执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通过列宁主义党），而中国共产党就是列宁主义党，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所有基本动力百分之百来自苏联共产党、百分之百来自列宁主义原则。今天很多人误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是毛泽东发明的，其实都是列宁的语言，所以“百年之大变局”和马克思主义没有直接关系，但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基本方面都来自苏联、来自列宁主义。
注：许成钢现为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和香港大学名誉教授。199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于2016年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于2013年获得孙冶芳经济学论文奖。是美国科斯研究所(RCI)的理事（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过去曾任香港大学《钟瀚德》经济学讲座教授及《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终身教职），曾在哈佛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任职，曾任世界银行和IMF的顾问，曾任《亚洲法律经济学学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科斯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首尔经济学学刊》共同主编、《经济金融学学刊》共同主编、《中国改革》首席经济学家、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等。他发表的几十篇论文，见诸国际顶级经济学学术期刊，包括《经济学文献期刊》(JEL)、《政治经济学期刊》(JPE)、《美国经济学评论》(AER)、《经济学研究评论》(REStud)、《美国法与经济学评论》(ALER)、《欧洲经济学评论》(EE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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