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许成钢（本人提供）
【看中国2024年1月5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采访报导）新年伊始，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许成钢教授接受《看中国》专访，他对2024年中国的经济做出了预测，同时也谈及习近平上台后中共重返极权体制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以及回顾了自己从何时起开始逐渐看透中共的体制。
记者：中国经过三年的疫情封控、清零政策，经济遭到重创，现在我们看到外资不断的在撤离，青年失业率惊人的高，官方已经不公布数字了，房地产爆雷等方方面面经济问题堪忧，能不能请您预测一下2024年中国的经济形势。
许成钢教授：我们为了要理解这个，首先需要理解过去发生的是什么。这个疫情期间清零政策带来了非常重大的损伤，以至于国际上普遍人们认为、包括中国政府都认为现在中国出现的问题是因为这个疫情带来的，2023年的恢复缓慢。但是我认为，这个不完全是因为疫情，疫情是叫做雪上加霜。即便没有这个疫情，中国的经济是因为中国制度上存在的基本问题造成的，就是中国制度上存在着一个基本问题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逐年下降，所以这是一个大趋势。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逐年下降，再一方面，由这个杠杆率带来的泡沫，其中最突出表现的就是房地产市场。这实际上就给中国产生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危机什么时候爆发？这个实际上是很难预料的，这是和许多具体的操作有关系。如果中国政府包括央行采取了很多措施，努力的在避开这个金融危机，那么他能够拖一阵子。其实这并令人不吃惊。因为他拖下去的很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部分的冻结市场，实际上中国房地产市场在最近的一两年里其实已经部分冻结了，那为什么部分冻结市场会能够帮助他暂时避开金融危机呢？是因为中国的大量借贷是用房地产做抵押贷款的，就意味着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大量的资产总价值是房地产的总价值，只要房地产市场没有冻结，在这个房地产市场充分运行的情况下，现在房地产是大幅度下行，那么房地产的价就会下降，当整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大幅度下行、价值下降的时候，就会触发金融危机。因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会出严重问题。
那么，他靠部分的冻结房地产市场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暂时在资产负债表上不表现出来，因此就暂时避开了（问题）。但这只是权宜之计，这没有可能是个解决方案。而且冻结本身会使房地产市场陷入更进一步的困局。因为冻结就意味着他是卖不出去的，降价才能卖出去。除非政府向国有企业大规模注资、借钱但不需要还钱，造的这个房地产不需要有人买，用这个方式硬把这个经济增长速度给顶住，是可以顶一段时间的，但是，这个方法没有可能永远顶下去。
下面回过来讨论2024年呢，我的估计就是最大的可能他们会使用以上的手段，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些手段来避开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我们也会看到短时间的经济增长会顶上来一点点。说到这，我们还要回来讨论，就是到底过去的经济增长是什么？过去的经济增长实际上2022年是负的，是下降没有增长，2023年的实际经济增长应该在0到1%之间，我现在讲的这些数据都是根据中国的基本面数据估出来的，官方的数据都不是这样。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不排除一个可能性，即2024年可能会比202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稍高一点，比如可能百分之1点几、2点几。然后，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概率实际上一直在提高，只是什么时候会爆发，我们不知道。2024年会爆发重大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可能是不能排除的。
记者：我们看到外资就不断的在撤离中国，而且由于习近平的战狼外交，跟美国、日本、欧盟、英澳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断的恶化。整个西方是倾向于与中国脱钩。请您预测一下2024年，这种趋势会否加剧？
许成钢教授：
你指的是国际贸易和外资投资。国际贸易方面，中国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会进一步下降，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实际上2023年是大幅度下降，2024年会进一步下降。但是，中国和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会是什么趋势不清楚，就是不排除他会有所增加。
吸引外资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中国从发达国家吸引外资非常肯定会进一步下降，实际上现在已经降到基本没有了。但是，他很可能会寻求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外资。
我们需要讨论一下这有什么差别？那么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发展是直接与跟发达国家的大规模贸易和从发达国家吸引外资是离不开的。那么，你断了和发达国家的贸易和外资，实际上也就断了你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大规模往来，我这个并不是说彻底的断，而是变得越来越弱。这当然反过来就影响了中国，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在讨论升级换代，而升级换代离不开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密切往来，当这个（往来）变得越来越弱，他的升级换代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尤其是吸引外资方面，他现在可以吸引阿拉伯国家来的外资，这些外资提供的仅仅是资金，就是当年从美国吸引来的大量的这种风险投资，他们来的其实更重要的不是资金，他们远为更重要的来的是技术，来的是管理，中国的风险资本的管理方法都是从美国来的，是靠美国来的风险资本在中国投资，带出来一批中国的风险投资专家。那这个东西现在基本已经停止。那么从阿拉伯国家来的投资是带不来这些这些技术的。所以，长远的说，就是从技术上、管理上，中国还能够从这个西方继续学习的路越来越窄了。
记者：《财新周刊》12月25日的社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里面引述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讲话，也引用了中共党魁习近平的讲话，但是在发出短短几个小时之后便被下架。而在此前财新的另一篇社论《改革亟须新突破》也曾引发外界关注。请问您如何解读两篇？
许成钢教授：这一举动其实就是典型的极权主义制度下的现象，极权制度就是不允许人持有不同的见解。到底这些被下架的文章表达了什么不同的见解？从这些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章的作者们是希望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返回到改革开放的路上去，就是希望走改革开放的老路，那么显然呢不允许他们发表所以才都下架了，那不允许发表本身就等于告诉所有的读者，如果你希望走改革开放的老路，你一定是错误，不但不会实现，而且连你讲这个话也是不允许的。意味着2024年他会进一步推行国进民退，中国改革开放同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国家的不同就在于中国发展了私营企业，但这个老路已经不能走了，所以你还想走老路，那就连你的文章也不能发表，所以，就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人们，就是老路不能走了，而老路就是私有企业的大发展。
记者：您对中国的私有企业的企业主有什么建言？
许成钢教授：所有的企业家们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认清形势、认清这个（极权）制度，然后再做决定。因为你的决定做的是不是好，一定首先取决于你对这个制度是不是认识，对这个制度的发展是不是认识，你认清了才能有正确的决定。
记者：2023年的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2024年经济工作，其中声称“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很多人对这个“先立后破”比较关注，也有各种各样的解读。能否请您对这个“先立后破”进行一下解读？中共究竟想“立”什么？“破”什么？
许成钢教授：我并不知道他们这个具体计划要做什么，我能做的是从中国的制度存在的问题、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来分析他可能要做什么、可能的效果是什么。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需要展开相当长时间讨论的，今天我只能很概要的说一下。中国这个制度是个极权主义制度，这个极权主义制度和这个苏联中欧东欧国家的那些共产党国家对比，具体的运作方式有所不同。这个运作方式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他的改革。因此在改革过程中产生出大量的私有企业，这些私有企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相对成功和经济一度大发展的基本动力所在。
但是，由于他是极权主义制度，那么私有企业从根本上是和极权主义制度矛盾的。所以，当共产党充分意识到这个矛盾，充分意识到私有企业的大规模发展会动摇共产极权制度的根基时，就不得已要对私有企业采取各种措施来压制，这就是我们在过去几年看到的方方面面的压制。那么，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根源，就是苏联、中欧、东欧的共产党国家的改革的失败是因为共产极权制，是不允许私有企业发展的。所以，在国有制的基础上试图改革，那是弄不出来的。这里边的基本道理是，国有制会产生一种基本现象叫软预算约束，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相当于是个癌症。
中国也不例外，任何国家大规模的国有制都不例外，都会有这个病。之所以这个病没有把中国拖垮，就是因为私有企业的发展。但是一旦共产党意识到私有企业对共产党政权的基础的危害的时候，他就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去遏制他、去控制他，就是人们讲的“国进民退”。当这个“国进民退”不再是逐渐的，而是大规模的压制私有企业，甚至迫害企业家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中国看到的私有企业这个部门整体上投资大规模下降，整个中国的经济投资都投入国有企业，实际上就把中国给推回到苏联的道路上去，因为中国区别于苏联的就在私有企业上。
但是，当国进民退有个转折点，变成了私有企业的投资大幅度下降，而这个投资基本都进入了这个国有企业的时候。就使这个比重发生了变化。
当然现在仍然还在这个路上。所以，当经济出现了这样非常基本的严重问题时，那么他所谓的“先立后破”立的是什么？我们大体上能猜到，就是进一步的国进民退，这可能在短时间里暂时使经济增长看上去好一点，但最终带来的是软预算约束的弊病会进一步的积累和进一步的爆发。关键问题就是在国有企业资不抵债的时候，他不会破产，那么所有的国有企业就会大胆举债，而现在中国政府如果要维持经济增长，就是靠不断举债，那么他能够这个不断的举债呢，也直接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不是民企，这些是国企，债很高呢，对于个别企业来说，他不立即面对破产风险，但当你整个经济债台高筑，整个经济杠杆率特别高时，那么就给产生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不断的积累条件。
注：许成钢现为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和香港大学名誉教授。199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于2016年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于2013年获得孙冶芳经济学论文奖。是美国科斯研究所(RCI)的理事（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过去曾任香港大学《钟瀚德》经济学讲座教授及《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终身教职），曾在哈佛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任职，曾任世界银行和IMF的顾问，曾任《亚洲法律经济学学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科斯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首尔经济学学刊》共同主编、《经济金融学学刊》共同主编、《中国改革》首席经济学家、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等。他发表的几十篇论文，见诸国际顶级经济学学术期刊，包括《经济学文献期刊》(JEL)、《政治经济学期刊》(JPE)、《美国经济学评论》(AER)、《经济学研究评论》(REStud)、《美国法与经济学评论》(ALER)、《欧洲经济学评论》(EER)等。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