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提供）
【看中国2023年12月20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报导）关于中国最高法院近日发出通知，自2024年起判决文书将不再对外公布，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近日分析了此举背后的原因。
中国最高法院办公厅的通知称，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仅限法院内部检索裁判案例，律师、法学研究者和公众不可查阅。一些法律界人士对此批评中国司法倒退。
12月19日，王军涛在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的党课上表示，中共把判决书下架的第一个原因是为了避免国际社会对其究责。
十年前，公开判决文书并不是中共给老百姓的福利，只是为了兑现加入WTO对国际社会的一项承诺。
“加入WTO后，中共的多数承诺都没有兑现，在已经兑现的那部分里其中一条就是将法院所有判决书都公开了，而公开的好处在于可以对所有司法进行监督，不仅是国内监督，也包括国际监督。”他说。
他指出，中共这些年发了很多红色通缉令，其中一些属于政治迫害，另一些属于司法不公的牺牲品。
“在中国国内，即使判决书是公开的，这些迫害导致的冤案也得不到纠正。但是在国际上就不一样，国际社会可以用判决书作为证据，检验被红通的人是罪名确有其事还是被捏造出来的，从而确定其是否受到了中共的政治迫害。”
“习近平非常重视‘追逃’，针对从中国走出去的人，发动了‘猎狐行动’进行国际追逃。现在又倒查30年，追查很多移居海外的人。这让中国的司法问题暴露在国际社会面前，因为很多的案件本身就是大笑话。以前国际社会没有关注这些问题，还以为中国的法治在恢复、在建设之中，存在的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随着大批中国人因为司法不公向国际人权组织及世界各国政府求助，这些组织和政府都开始关注到中共的迫害和中国的司法不公，并且开始对公开的判决书进行覆核，向中国政府确认事实，从而迫使习近平的国际追逃受到国际社会的监督，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王军涛表示，第二个原因是随着习近平以打击腐败为名的整风力度越来越大，很多贪官污吏和权贵非常担心这些判决书被审查。
过去30年里，习近平上台前，因为征地、拆迁问题出现了大量的访民。“共产党是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就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掉。好像这样问题就得到解决了。当年胡锦涛发现上访的原因很多是地方政府不作为，于是给地方政府强压指标比如半年内出现两起到省级以上单位上访的，地方官员就地免职。胡本来是想逼着地方官员把问题在当地解决，但是他们不解决，因为很多利益集团是盘根错节的。于是地方政府开始派人去截访，甚至在北京收买国家信访局的人给他们递信，在访民还没有走到接访窗口的时候就强行抓走。也给北京警察钱，让他们睁一眼闭一眼。最后还搞出了个久敬庄，曾经那些流氓、黑社会成立的保安公司动用大量保安在一些大仓库里面放上床，出租床位给各地进京截访的地方政府作为临时关押访民的中转站，形成了一个畸形的产业链。这时候在中国出现了大量司法不公的案件。”
“这些涉案人现在很怕受到习近平的整肃，而当时公开的司法文书都可以作为证据。虽然我还没有看到他们以什么理由去说服习近平，但是判决书下架更多是贪官和权贵出于保护自己集团的利益。”
那么，究竟什么人会害怕司法文书公开呢？王军涛分析，法院首当其冲，其次就是参与办案的公安局、检察院，以及地方政府官员、和地方贪官勾结的奸商，以及充当他们打手的黑社会。
“老百姓都说中国法院是‘大壳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比如像最近我们都知道的牛腾宇案件，牛腾宇已经被重判了14年，但是在他之外中共还抓了二十几个人并判刑，对他们的处理非常快速地进行。这说明这个案件中间也有猫腻。今天早上，德国的一个记者做完采访就告诉我，他去见了牛腾宇的妈妈，把一些事情拿出来说，一下引起了习近平的关注，后来发现这个案子中间好像也有一些是利益。如果司法文书不公开，我们就很难发现这些问题，因为中共可以对国际社会随意解释。”
王军涛以中共给六四学运扣上境外势力操纵的帽子为例，说明中共将司法文书藏起来有利于维护自己的专制和掩盖罪行，同时，对于出自利益而对中国人进行迫害和不公正对待的具体群体，也符合这些人的利益。
“后来我在六四10周年时，曾向全国人大提出可复查所有六四受害者的案件判决，从中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在判决书中提到他获刑是因为与境外势力来往。所以“与境外势力勾结”绝对是子虚乌有。既然所有被抓的人、被调查的人、被判决的人，他们在判决书中都没有和境外势力来往，那怎么可以说这场这么大的政治事件是境外势力操纵的，是美国和帝国主义操纵的？”
王军涛也认为，继续保持司法文书公开可能造成司法混乱。
“中国说到底是一个人治国家，特别是习近平上来扭转了曾经在八九十年代，甚至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在一些民事活动中曾用法律进行规范的尝试，习近平根据政治需要随意胡乱制定政策。立法时有个规定叫作法律不追溯既往，立法的时候只管以后的事，而不能追究以前的，因为以前没这部法律。但港版国安法就是典型的，他现在判决的所有案件都是在追究以前的事，因为那之后就没人敢（违反）了，他就用这个来倒着追究。这就让中国成了没有法制的国家。按照习近平的作法，很多案件在今天都得重新查、重新审、重新判。打官司有受益人，就有受害人，而那些受害人也会用公开的判决书和习近平现行的政策和文件去找法院要求重判，这就会给中共的内部治理会带来一些混乱和挑战。”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