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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枪瞄准(图片来源: Adobe stock)
王自正自杀后,检证:凶手自杀所用手枪,正是保卫部被盗的两支手枪中的另一支。这种枪在当时比较少,只是二级部长以上和保卫、作战部门配用,保卫部除干部配用外,还有一部分枪支存在保卫部保密室的保险柜中,由秘书袁孔祥负责保管。
而且,在他的笔记本中发现,他计划中要杀死谭甫仁和陈汉中外,还有军区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田维扬等人。
但是,不管如何,疑犯死了,此案从理论上来说还没有破出来,成了悬案。甚至有史学家提出质疑,派同样属于“四野线”的赵泽莽来主持破案是不合适。专案组领导权几度易手,专案组的人也被变成过嫌疑对象。整个事情经过,包括整个云南,甚至整个国家都在“翻烧饼”——今天甲派整乙派,明天乙派整甲派。
1975年,邓小平复出,认为这个案子的真正凶手没有确定,景儒林的自杀很蹊跷,又派公安部副部长赵苍壁前来云南重审此案。以确定这个悬案的罪犯以及部队的安保漏洞,与林彪集团在云南的活动有无团伙配合集团作案?被关押又怎能从西坝潜入潜出?枪支是怎么搞到手的?景儒林为什么自杀等等。
赵苍璧,是原任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文革后任公安部部长。公安部再派河北刘刚、辽宁徐生两位有侦察工作经验的处长以及有关技术人员参加该小组。云南省委调公安厅副厅长王恩春等参加专案组。军区确定具体管专案的有军区副参谋长黄学义,某军副军长田大邦,军区政治部秘书王纬,驻专案组工作。要求对案件中的众多疑点,要一一查清,事事有着落,件件有交待。
两个警卫已被关得虚弱不堪,说法与过去一样,一个说没有摸过真枪,吓得床底和厕所乱躲,不敢开门,再说院区的保安不是他负责;另一个说怕被捉奸,被定流氓罪不敢开门。确实与军队无关。调查组才最后定下结论,没有集团没有人里通外合作案,没有部队中里应外合的同谋。
随着问题的逐步查清,各方面有了结果。
关于景儒林的自杀,调查组后来也推测出了。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管理枪支弹药的袁孔祥发现丢失两支枪和20发子弹后,被吓的五魂出壳。他想办公楼门口有哨兵,保密室装有子弹锁的铁门,保险柜有密码,只有他知道密码才能打开保险柜,放在柜子中的两支枪怎么能不见了呢?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报告了景儒林。景也感到是个问题,但他不往案件上联系,而认为是袁孔祥本身出了纰漏。于是景儒林和保卫部副部长对袁孔祥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的逼供、诱供。最后,袁不得不编造谎言,说炮兵师有个老乡找袁,说即将复员,想带支枪去打鸟,于是就给老乡两支枪。景儒林如获至宝,将袁收监,当袁上车去监狱时,对自己讲的谎言就翻了供。景仍不重视袁的翻供,执意派人去湖南找这个复员军人作调查,结果一列所获,仍要求湖南地方再继续作那个复员军人的工作。始终没有把丢枪与案件联系起来,一口认定是袁孔祥本身出的问题,可见景儒林没有侦察破案的基本知识和素质,主观臆断到了何等程度。
景儒林自尊心特强,也非常主观。在他参与破案的过程中,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失策,都有他重要的一份。在过去的日常工作中,也有不少失职的地方。如王自正被隔离审查就是他直接领导的,接到检举信后对王进行调查,在是否开枪问题,王懂得主犯已被镇压,死无对证,查不到人证物证,就不承认他开枪。致使审查了七个月也结不了案。景认为西坝审查组是他直接管的,警卫森严,王犯不可能容易出入,如能轻易出入真是“古今奇谈”。枪支事件查出后,景儒林顿时陷入了十分颓丧的境地。在确定王犯是凶手之后,问景谁与王关系密切时,他说出了许多人的名字,问谁能进保密室时,他又点了一任又一任的秘书。因此,保卫部不少人被怀疑了,成了被审查对象,关押地点四周岗哨森严,气氛恐怖紧张。景自已也感到压力很大,整日情绪懊丧,坐卧不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用他自己的话说,凶手是保卫部的人,偷的是保卫部的枪,杀得是保卫部保卫的头号对象,叫我无脸见人。这种情绪已到了不能自拨的地步,他的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1年刚过完年,政治部党委决定将保卫部一窝端,连同军区政治部专案组人员,被审查对象等,统统到军区步校办学习班。学习班地址选便于保密,但有的房间窗子外钉上子木栅条。景儒林和干部部长王一民参加了学习班,而且都是学习班领导成员,住的都是加木栅条的单间房。此时景感到责任重大,思想压力也大,而且住的房子窗上有木栅栏,思想斗争肯定是十分激烈的。开学第二天,要联系实际讨论揭发了,景用尼龙绳套在自己脖子上,另一端挂在蚊帐上,坐势下垂,自缢身亡。
最后,以凶手是王自正作为了结。
专案组经云南省委和军区党委批准,向公安部作了汇报,并于七八年六月写出结案报告,经两个党委审查批准,正式报中央,此案结束,专家组也随之撤消。
其实,凶手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经历过全民疯狂的文革,一切无法无天,悲剧每天发生,这才是导致谭被杀的原因。一个在2300万云南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庞然大物,却在一个狭窄的空间,被握着一柄手枪的小人物,变得如此渺小不堪!从此云南,被一个小人物改变了历史。整个社会的70年,也是在这样不可思议地演绎着生死起伏的戏剧。
当枪声落地,硝烟散尽之时,人们不得不思考: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其乐无穷”的年代,谁都有太多的仇恨。播种仇恨的始作俑者当然轮不到谭甫仁,但在云南,他毕竟需要对那么多冤魂和无辜者直接背负责任。于是,在广阔社会上演的惨剧,不可避免地被微缩在1970年12月17日凌晨32号院的小天井里,在一个初冬清冷、人人都穿上军大衣的凌晨,以一对一的形式上演了。
每个中国人,理应在中共国式特殊悲剧中吸取教训,遗憾的是,1989的六四事件、1999江泽民一意孤行要迫害法轮功,以致2003年的疫情,2019前后的香港,中国人没完没了的不会吸取教训。
如果要说,谭甫仁死在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仇恨中,那么,现在社会,中共还是不断制造着这样一波波运动,周永康、孙力军等人的政变;云南、广东、新疆等多地冷酷的民间的爆炸屠杀案;近年太多太多民杀官案件等等,只要中共制造的仇恨不断,再出现谭甫仁案,一点也不用奇怪。
谭甫仁在文革时杀害了许多无辜百姓,王自正自进入大别山后,杀了很多正义的国民士兵,又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为中共的屠杀立下了很多功劳,才被提干,正应了中国一句士话,玩火者死于火,玩枪者死于枪,杀人者被人杀……哎,戏剧人生,真是令人唏嘘不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