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宋彬彬亲手为毛泽东戴上绣着“红卫兵”三字的袖章。（网络图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红卫兵最早于1966年6月出现于北京。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贾平凹笔下的红卫兵暴行
世纪之交，贾平凹写了一本自传性作品——《我是农民》，在这本书里，贾平凹记录了他经历的红卫兵杀人暴行。
贾平凹在书中说，他们那个地方的红卫兵是这样杀人的：随便抓来一个“五类分子”，也就是毛泽东钦定的“地、富、反、坏、右”五类人，他们的家属及孩子也称为“五类分子”，蒙上那个人的眼睛，在背上绑一个炸药包，点燃导火线，然后下令“跑”，红卫兵就在后面欣赏那“呯”地一声血肉横飞的场面。贾平凹说，这种杀人手段在他们那个地方非常流行，贾平凹同村的一个同学，是个地主的孩子，从此被吓傻。
贾平凹记录的，只是全国红卫兵杀人手段的一种，甚至是普通的一种。有一人地方的红卫兵盛行活埋五类分子，一个80多岁的“老地主婆”与她才几岁的小孙女一同被活埋，当红卫兵一锹锹将土朝两人毛左身上铲时，被奶奶抱着的小孙女对奶奶说“眯眼”，奶奶对小孙女说，“不眯了，一会儿就不眯了”，她们就这样被红卫兵活埋！
“红五类”虐杀“黑五类”
红卫兵崛起后，就将青少年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所谓“红五类”，是指出身于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的子女。而“黑五类”，是指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份子以及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家庭的子女。不属于这两类的则称为“红外围”，顾名思义是红卫兵的外围组织，是红五类团结的对象和助手。
北京的红卫兵来到武汉煽风点火、搞大串联。他们把北京极左的经验带来了武汉。当时，他们带来了一幅触目惊心的对联，明目张胆地鼓吹“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黑五类的子女被称为狗崽子，谁家是黑五类，谁家就该抄家。
此时，不少红五类青少年纷纷穿上绿军装，腰间系一条用来扫黑五类子女的军用皮带，欣喜若狂，威武四方。他们在武汉街头、学校校园高唱着宣扬血统论的造反歌：“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九月，造反派在武汉火车站的高音喇叭里广播：“我们这里不欢迎黑五类狗崽子！”在车站、码头，时常可以看到一些被押送回农村去的黑五类分子。
1968年8月5日，“广州照相馆”门前人员被枪杀的情景。（网络图片）
八月下旬，北京等地相继出现红卫兵或造反派打死人的大字报，公安部长谢富治竟然这样指示公安系统的干警：“好人打坏人活该”、“警察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主动提供管片内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也就是说，红卫兵或造反派如果把黑五类分子打死了，那是活该，公安部门对这样的打死人事件不予追究。
从八月底开始，大兴县有十几个公社大开杀戒，其中以大辛庄公社的杀人最疯狂：这个公社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成为凶恶的杀人魔王，他亲自用铡刀铡杀了十六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被他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大辛庄公社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用绳子套在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的脖子上，连勒带拖，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惨无人道的公社及大队干部，在几天内先后杀害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多户被杀光。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令人发指的一大恶行，整个中国已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一年后，大兴血案又在湖南、广西等地重演。
1966年上海红卫兵批斗老师和校领导。（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黑五类分子及其家人，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是中国民众中最弱势的一类群体。他们既无罪、又无错。他们只求有口饭吃，从来没有更高的要求。他们总是夹着尾巴、小心翼翼、规规矩矩、苟且偷生地生存着。但是，他们总是成为每次政治运动中的替罪羊和被绞杀的对象。
先杀“四类分子”，随之则杀“黑五类”全家，这就是阶级斗争。被杀的，是阶级敌人。文革期间的广西皇帝，是毛泽东赞之为朋友的韦国清将军，他把阶级敌人扩展到“文革反韦国清的一派全体成员”，凡被俘虏者，皆活宰而烹为佳肴下酒大庆。如此的阶级斗争，确实已经使人性变为兽性。
杀人是极大的罪恶，动用国家武装力量杀人是极大的国家罪恶。红卫兵的暴行，罄竹难书！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和平时期，更加不可饶恕！
今天的红卫兵，不但没有几个人反思它们的罪孽，反而倒打一耙，将它们的文革岁月称为“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国人一直总在批评日本人“美化”侵华战争？至少，日本人没有将侵华战争称为“激情燃烧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