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毛泽东、李德、朱德、吴莉莉。（网络图片）
按：延安时毛泽东的情人吴莉莉后下嫁国民党军人张研田，中共建政后随夫去了台湾。张研田曾任台湾农学院院长，台糖董事长、兼职经济部政务次长，对台湾土地改革有杰出贡献，逝于一九八六年。有关其妻子吴莉莉曾赴延安结识毛泽东的秘闻，张研田留在大陆的长子张依群曾有记述。
我的父亲朱亚英是一个国民党的起义将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二年。直到“文革”末期，特赦最后一批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时，才把他释放出来，安排在河北省邢台劳改农场就业，月薪三十二元。后来经过我们子女上诉，找到有关证明人作证，在一九八○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认定这是一起错案，恢复了他的起义人员身份，安排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任工作员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参事，月薪五十六元。
父亲回到北京时，已是一个瞎了一只右眼、半身不遂的七十四岁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当时我们一家三口（我和妻子，一个两岁的儿子）挤在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屋，实在无法容纳父亲。只好把他安顿在北京东郊管庄的一家农户，答应把他的全部工资交给人家，这家人才肯照料这样一个瘫痪的老人。我又用退还给他的没收财产费（折合人民币二千多元），给他买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供他解闷度日。平时我每周骑车从城里到管庄看望他一次，从家里做些他爱吃的饭菜，如饺子、红烧肉、炸酱面等，给他解解谗，再陪他聊聊天，略尽一点子女的心意。
回忆儿时认识的张伯母
一九八○年十月的一天，我正和父亲一块看电视，一边聊天，他对我述说了一件往事，我终生难忘。
那天正好审判“四人帮”的江青，江青出场后，态度十分嚣张，桀骜不驯。父亲看了，感叹道：“中国落在这么一个女人手里，老百姓不倒霉才怪。要是换了吴莉莉，中国这段历史可能要重写了。”“爸爸，您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吴莉莉何许人也？她怎么可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这不是胡言乱语吗？”
“还记得你张伯母不？”
“记得，当然记的。她不是妹妹的干妈吗？小时候，因为她长得美极了，我们都叫她天下第一美人。”
“她是你妈妈的好朋友，你张伯伯又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咱们两家走得很近。你妹妹小时候长得活泼可爱，她特别喜欢，就收下做了干闺女。你母亲病死后，又是她给我介绍的续弦，也就是你的继母王慧敏。所以你张伯母和咱们家的关系不一般。”
父亲说的张伯母就是吴莉莉，毛泽东的情人。
我的眼前马上显现了张伯母的形象。
张伯母有着中等偏高的身材，皮肤白皙，有对大而有神的眼睛，对人态度冷漠，不大爱说话，她有一头波浪飘逸的卷发，常常穿着一身将校呢的军装：上身是紧身夹克，下身是马裤，足蹬长统马靴，右手食指上晃荡着一个钥匙链，那是她开的吉普车钥匙。那时在众多身穿旗袍、浓妆艳抹的国民党官太太中，她显得“鹤立鸡群”。当时小汽车还很少见，但张伯伯是胡宗南手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自然有办法给她弄来车子。
在她的身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常使人迷惑，给我的印象很深。比如说，当时我母亲病重，我们家便由王曲搬到了西安，以便就医。那时我才是个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父亲却把我送到王曲的国民党军官子弟学校——中正小学住校，这也是张伯母所支持的。
她对父亲说：“亚英兄，你放心。星期天就让孩子来我家过，我给他改善生活。”
张伯母见到我便问：“汉生，学校的生活好不好？吃得怎么样？”
我回答：“一点也不好。吃的是黑面馒头和咸菜，馒头都馊得发酸了；老师动不动就动手打人。”
她一本正经地教训我：“住校就是为了让你从小得到锻炼，能吃苦耐劳，适应集体生活。一个小孩子不能娇生惯养。”
过了没一会儿，她又问我：“汉生，你没发现我们家里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
“你看看，我们家屋里全都铺上了地砖，这样就干净漂亮多了，小孩子应该培养观察力，你怎么连这么明显的变化都没发现！”
她对我教育很严；自己却追求生活的舒适和讲究（在抗日战争时期，一般的住房都是土地）。
这就是张伯母的为人。
思想激进与史沫特莱去延安
父亲开始和我讲起了张伯母的故事。
张伯母原名叫吴宣晨，也叫吴光伟，吴莉莉是她的艺名。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张伯伯叫张研田，是她北师大的同学。
后来，她去美国留学，思想激进，认识了海伦･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七七事变”后，她回国参加抗日，就和史沫特莱一起去了延安。在延安时期，她在“鲁艺”自编、自导、自排、自演了高尔基的名著《母亲》，引起了轰动。
后来史沫特莱觉得延安的生活太单调，就建议毛主席在延安推广交谊舞。征得毛同意后，在延安城郊一所废弃的基督教堂里办起了跳舞训练班。老师就是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年轻貌美的吴莉莉，她是一个离过婚的老练演员。
毛主席经常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在这里史沫特莱对他进行采访。吴莉莉也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翻译。他们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一整天，有时吃饭也在这里。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从革命、抗日、苏联、美国、德国到浪漫主义的爱情，英国诗人济慈的诗……毛是个诗人，文学家，浪漫主义者。“精神上十分寂寞和孤独”，吴莉莉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的爱好者，给他介绍和讲解了济慈……
作为翻译和舞伴，她和毛泽东就这样相识了，很快两个人就恋爱了，双双堕入爱河，并且打得火热。
这件事自然瞒不过贺子珍的眼睛。有天半夜，毛主席来到吴莉莉的窑洞。贺子珍跟踪而来，这下可捅了大娄子。
据史沫特莱说，她上床睡觉的时间不久，忽然听到隔壁吴莉莉的窑洞门前响起了熟悉的毛的脚步声。接着，像猫一样的尖叫声划破了夜空。史沫特莱冲进了隔壁窑洞，看见毛坐在吴的炕头挡住妻子的拳头。贺子珍站在一边，对毛大叫大喊，毛默默地承受了她一阵子责备，然后给了她一记耳光，要她停止。于是，贺子珍冲向缩在墙角的吴莉莉，一把抓住她的头发，用手指甲抠她的脸。史沫特莱过来干预，贺子珍开始大骂史沫特莱，说她是帝国主义分子，在这个革命根据地败坏了共产主义道德。史沫特莱反驳她，说她不配当中国共产党主席的夫人，并且给了贺子珍一个耳光。这时，还有另一种说法，说愤怒欲狂的贺子珍拔出手枪，要射杀吴和毛（此事只是当事人吴莉莉所说，史沫特莱并未提及，故史料不全，难以确定）。此时史沫特莱指责贺子珍说，你出于疑心和嫉妒而攻击革命领袖，犯下了反革命罪行。最后只好由毛的警卫员把贺子珍强行拉走。一路上都有人偷偷观看，议论纷纷。
毛泽东和贺子珍因为“吴莉莉事件”，被“精神病”而送往苏联治疗。（网络图片）
吴莉莉被送出延安内幕
这件事发生后，毛和贺的婚姻彻底破灭了，很快就把她途经西安送往苏联，治疗“精神病”。吴莉莉也无法再在延安待下去，被强行送往西安。这里有两种说法：一个说这是中共中央的决定，毛当时也无法违抗，只能在临别时，温柔地捧着吴的双颊，充满柔情地说：你是好女人，但不适合搞政治……二人洒泪而别；另一说法是：周恩来怀疑吴莉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战略情报人员，危害极大，就和叶剑英派人强行劫持了吴莉莉，把她送往西安，不让她再和毛见面。吴莉莉到了西安之后，自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拘捕了她。但在此时，一直追求她的大学同学张研田，已经当上了胡宗南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把她救了出来，两个人结了婚。
婚后二人生了一个儿子张小芒和一个女儿张小菲，但感情一直不好，吴莉莉根本不爱张研田。他们的夫妻关系很奇特：虽然在人们面前，夫妻二人卿卿我我，亲密和谐。但是一关上家门，就形同路人，谁也不再理谁。就连张研田在外面终日和两个歌女鬼混，吴莉莉也不闻不问，置若罔闻。
吴莉莉一九四九年从成都去台湾
吴莉莉始终不能忘情于毛泽东。往往在吃饭时，她会站起身来，举杯高呼：“为那位北方的伟人祝福！”眼中放出异样的光彩。
有一次她与闺中密友雷锦章（其夫原西北大学校长张光祖，也是吴莉莉在北师大的同学）闲谈，吴莉莉始终认为中国民主自由的希望在毛泽东的身上，一谈起“北方的那位伟人”竟然泣不成声，连手中的烟卷熄灭了，烟灰跌落在白锻子旗袍上都不知道。后来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张研田一家在成都，和张光祖家同住在一个大院里，后来张研田带着两个孩子坐飞机去了台湾，吴莉莉竟然拒绝前往，躲在了好友雷锦章家，张研田到台湾一个月后，有一天，一队国民党士兵突然闯入张光祖和雷锦章的家，从卧室的大衣柜里把吴莉莉揪出来，她虽然竭力挣扎，哭哭啼啼，最终还是被强行拖上汽车带走，送到了台湾。但是，吴莉莉在张家却留下一个手提箱没有被拿走，其中就装着毛写给她的四十多封信件和那本有毛亲笔题词的线装书《聊斋志异》。
毛送了四十多封情书给吴
毛对吴莉莉是一往情深，可能吴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就是在吴到了西安之后，他还不断派专人去西安，前后送来四十多封书信给吴。其中不乏缠绵悱恻的诗词和一套毛最爱读的线装书《聊斋志异》，封面上亲笔题词：“润之赠吴莉莉”。据说，吴莉莉离开延安后，毛十分痛苦，有很长一段时期，心情不好，郁郁寡欢。直到康生又给毛介绍江青，取代了吴莉莉，毛的情绪才恢复正常。由此内心中郁结了对周恩来的极端不满，结下了个人恩怨。这也是他不断整治周恩来的原因之一。
解放后，毛专门派人来找张光祖和雷锦章夫妇，把那些书信收走了，并严词警告：“此事不许告诉任何人！”
雷锦章很喜爱毛的那些情诗，曾悄悄抄录了一份，把它们和那本有毛亲笔题词的线装书《聊斋志异》深藏了起来。他们的孩子张宗爱小时候曾经读过，印象颇深，便向母亲索取，但雷锦章怕他惹事，只是答应，将来他长大了，可以把这些东西遗留给他。可惜经过“文革”和各种动乱事变，这些珍贵的革命爱情文物早已不知去向。
我听了父亲的这段述说，当时心中很不以为然。我确信吴莉莉和毛主席谈过恋爱这是事实。但说是因为周恩来把吴赶走，并由此结下毛、周之间的个人恩怨，以至解放后毛不断地整周，我不相信。我认为这件事肯定是党中央的集体决定，而毛批判周，是出于政治观点和政策上的分歧。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怎能为个人情爱而和亲密战友结下死仇呢？另外，如果假设当初毛泽东和吴莉莉结了婚，吴当了“第一夫人”，就因为她曾留学美国，比较亲美，就会影响到毛主席不会搞亲苏的“一边倒”和抗美援朝运动？简直是荒诞不经。
我当时就和父亲争论起来，说他这完全是唯心史观，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父亲感叹道：“你小孩子，懂得什么？”
“我都三十多岁了，经过这么些年党的教育，我是个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者。”
父亲苦笑了笑，再没说话。
吴莉莉与丈夫张研田的下落
一九九二年，我随中国电视艺术代表团访问台湾，曾讬我在台湾的表弟陈良打听张研田夫妇的下落。在“文革”时期，我有一次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个消息，提到张研田是当时台湾驻日的“亚东关系协会”理事长。
后来，表弟陈良告诉我：张家人丁凋零。张研田夫妇均已过世，他们的儿子张小芒也死于帕金森病；女儿张小菲现在美国，是一位经营中药材的富商；吴莉莉的死，好像是在毛逝世的前一年，她今天如果还活着，应该有九十六岁了。
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觉得当初父亲的看法，不无道理。
（注：贺子珍大闹窑洞，是否要用枪击毛与吴这一情节，系吴本人所言，恐为片面之词，为准确起见，建议读者参阅彼得･兰德的《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李辉、应红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二○○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