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劳动。（网络图片）
这几年常见到“青春无悔”的口号，特别是用于回忆知青上山下乡、或经历文化大革命及各种政治运动，以表示回忆者的达观，显示其“革命豪情”，并影响没有这类经历的青年一代。对此，我绝不赞成。
这完全是歪曲历史。所谓“无悔”，只能是就个人曾经作出的选择而言，而事实却是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完全是在被强制或受欺骗的情况下才参加或卷入，只能说是无奈。
这完全是在欺骗。既然“无悔”，何不干下去？但高唱“无悔”的人今天基本都是官员、企业家、学者、富人、名流、留学生，至少已回到城里安家立业并进入小康，有几个还在农村、山区战天斗地？既然“无悔”，完全可以回去，或者把子女送去，但这些人中还有人这样做吗？
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那些人“无悔”的事物，都与文化大革命和此前的极左路线密切相关，他们“无悔”的结果，岂不是在用事实肯定这场浩劫和此前的序幕？莫非要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
所以，当我在回忆自己从“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至“文化大革命”的经历时，深感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并非是由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由这段历史所造就的。是的，我们曾经被愚弄，被欺骗，被压抑，也曾经被煽动，被吹捧，被利用，既作为“革命动力”，也当过“革命对象”。我们当然应该深刻反省，毕竟青春无奈！
中学生活自然也给我留下过美好的记忆，特别是在人到中年后，更免不了会感叹岁月无情，青春难再。但我宁可为了未来而走向死亡，也不愿意再回首那无奈的青春。不过，为了我们的后代不再经历那样可怕的年代，我不得不一次次回忆并记录下这段无奈的青春。下面先摘录二则：
中学生的“大跃进”
我是1957年进中学的，“大跃进”兴起时正读初二，当时的狂热和荒唐至今记忆犹新。
印象最深的几件事，一是“放卫星”。
当时报上每天都在“放卫星”，各种奇迹不断涌现，产量天天翻番，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少年哪里知道什么真假？整天唱着“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共产主义就在眼前”，沉浸在狂热之中。不知是出于学校领导的布置，还是少先队员出于革命热情而自发行动，或者兼而有之，学校里也开始“放卫星”了。
开始的口号还比较谨慎，如有的班级提出“消灭不及格”，但在其他班级“消灭3分（五级记分制，相当及格）”的口号面前，马上有人放出了“全部5分（优）”的“卫星”。可是不几天，“全部5分”的口号也显得保守落后了，因为据说别的中学已提出在初中学完高中课程，有的学生还准备著书立说。
于是，一个个具体的“卫星”放起来了。如三天消灭错别字，办法是每天测验几次，教师来不及批改，就组织学生批改，甚至同一座位互相交换批改。很快就有班级向校党支部报喜，最近一次测验证明全班已消灭错别字。消息传出，其他班级也喜报频传，不到三天全校就放了“消灭错别字”的“卫星”。
又如全部通过“卫劳制”（劳动卫国体育锻练制度）标准，初中生虽然是初级，但也有规定的指标，如60米跑、400米跑等都有具体的时间，短短几天之内如何能全部达到？于是没有通过的学生就在操场上不停地跑，累了就歇一下再跑。在这种情况下，照理不可能越跑越快，但一遍遍下来，不通过的人居然会越来越少。直到天黑，不知是学生们真的越跑越快，还是计时的教师也放了卫星，奇迹终于出现，全校学生全部达标，报喜的锣鼓又敲到了党支部办公室门前。
二是大炼钢铁。“钢铁元帅升帐”似乎是当时的头等大事，记得具体的口号是“为1080万吨钢而战”，以后指标又成了1800万吨。不久就轮到中学“大炼钢铁”了，教师和一些身高力壮的学生在操场上建起一座炼钢炉，其他学生全出动收集“废钢”。
我们那所中学是新建的，实在找不到什么废钢，学校周围是棚户区，都是非常简陋的房屋，几乎没有钢铁可拆，大家就跑到苏州河以南的住宅区，将弄堂口的铁门、一些房屋上的铁栅铁栏全部拆下砸碎，有的同学还把家里的铁器拿来，有的工厂放在马路上的零件也被当废铁搬了回来。
晚上操场上炉火熊熊，师生们挑灯夜战，终于把“废铁”炉成了一堆黑乎乎的“钢”，接着就是抬着这堆“钢”报喜——不是向本校党支部，而是游行到区委。
再就是消灭麻雀。除了平时用各种方法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外，还有集中的行动。记得全市消灭麻雀那天，我们一大早就到了学校，我分到的任务是和一批人一起爬上三楼屋顶，见到麻雀飞过就高呼驱赶，不让它们停留。四周到处都有人放鞭炮，敲锣打鼓，挥舞旗帜，奔跑呼号，各显神通，据说战果辉煌。虽然我们在屋顶没有抓到一只麻雀，但都相信自己为“灭四害”尽了力。
除此之外，我个人还有过一项“大跃进”的成果。我们去育才中学参观了教育革命展览会后，学校提出要实现“电化教育”。我积极响应，向地理教师建议制作一件“电化教具”。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一个大木框上放一张全国地图，底下用不同线路安装不同颜色的小灯泡，用开关分别控制，演示时根据需要开灯，分别显示城市、铁路、河流等内容。学校给了我们一笔经费采购小灯泡、电线等，木工为我们做了木框，我和一位同学夜以继日忙了几天才制成，送往展览会向党献礼。但以后再未见到这件教具，教师自然没有用过。
饥饿的记忆
初中时，学校附近的街道办了食堂，虽然还不像一些“共产主义”的典型或农村那样“吃饭不要钱”，但价格也相当便宜，所以我还能从有限的饭钱中省下几毛钱买书。可是等我1960年进高中时，粮票的重要性已经尽人皆知。本来在饭馆用餐，在点心摊买早点是不要粮票的，但不收粮票的地方越来越少。特别是廉价饭馆和点心摊，每天供应的数量已很少，顾客必须提前排队，或等上很长的时间，才能买到限量供应的一份。
为了省下粮票，家里人曾几次到浙江路一家面店门口排队，轮得到的话，每人可吃一碗素椒面（就是在面条上放几小块冬瓜）。不久，所有的漏洞都给堵死了——饭馆、点心摊凭“就餐券”供应，食品店的饼干糕点凭“糕点券”，与粮票一样严格配给。
进高中后我一直在学校的食堂吃包饭，午、晚餐都是八个人一桌，饭量可以各人自定，每人有固定编号的碗。女同学大多定三两一顿，男同学普遍是四两，个别有定五两的，食堂根据所定数量放米蒸饭。
由于炊事员放米放水未必精确，有时四两的饭还不如三两多，有时同样的定量却相差很大，当时同学间虽还相当克制，但心里却不能不计较。如果同学间拿错了碗，定量少的吃了定量多的，那就更加尴尬。
轮到十天半月一次吃肉，大家就像过节一样，但轮到分菜的同学负担就特别重，要是菜盆中的八块肉大小相彷还好办，要是有大有小就麻烦了。开始时菜盆里的青菜数量还是充足的，尽管几乎没有油水；后来连青菜也不见了，只有一些卷心菜的老叶。
到了冬天，饭碗里经常是“光荣菜”。所谓“光荣菜”，就是以原来喂猪的豆腐渣为主，放少些菜叶、豆腐一锅煮成的。味道是不能计较了，再说这是“政治”立场，再不好也得吃。由于数量不少，吃下去的时候倒很饱，只是维持不了多少时间。
在家吃饭也同样吃不饱，因为除了凭小菜卡按人头买到的蔬菜（基本都是卷心菜的老叶）和凭票买的几两肉、几分钱豆腐外，一切食品的来源都已断绝，所以每家每户都在为了让这少米、无米之炊塞饱家人的肚子而各显神通。
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办法是先将米炒熟再做饭，原来一碗可以变成一碗半，吃饭时虽皆大欢喜，却解决不了吃下一顿前的饥饿。报上还介绍生产小球藻，用人的粪便喂猪，将饲料省下来渗入粮食一起吃。
学校的生物教师辅导大家养小球藻，到处是一个个放着发绿的水的瓶子，可以从来没有人吃过据说极富有营养的小球藻。用粪便喂猪的确实行了，但人本身已极其缺乏油水和营养，粪便中还能有多少有效成分？所以当时偶尔吃到的猪肉也是一层皮连着瘦肉的薄薄一片。
最倒霉的大多是各家的主妇、母亲，为了让家人和子女多吃一点，往往只能自己忍饥挨饿。但在一些多子女家庭，即使母亲整天挨饿，也无法解决子女间的争夺，往往只能采取分食制。我家的邻居家有六七个孩子，最大的是我同学，每天早上，母亲按各人定量将全家当天的粮食分好，然后各人自己决定如何吃。所以他家的煤炉整天没有空，特别是分了面粉后，有的做面条，有的摊饼。当然母亲做好了菜后也得分配，否则就无法使每人都吃到。
在饥饿的日子里，吃了上一顿就在等着下一顿，特别是上午第四节课时，都在盼快点下课。当时高中生根本没有手表，个别家里有钱的同学也不敢戴手表。轮到我们坐在靠窗一排时，就在课桌上放一个钢笔套，记下太阳影子的长度，用这方法来估计时间，又通过手势或纸条告诉其他同学。
饥饿和营养不良不仅使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人发育推迟，身材矮小，而且患上各种疾病，每次体检都有新的结核病人被发现。我在1962年5月的体检中查出患上了浸润型肺结核，只能立即休学，一年半后勉强复学，因原班级已毕业，转入下一级。但到1964年高中毕业时，肺结核尚未钙化，体检仍不合格，失去了报考大学的机会。
经常性的形势报告和政治学习，使我们深信，饥饿是由“连续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并且是暂时的。当我们听到“毛主席已不吃肉了”的消息时，更感动万分，因为我毕竟每旬都有二两肉票呀！伟大领袖的生活比我们还艰苦，于是咬着牙省下一二斤粮票上交团支部。
我们更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解放，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虽然吃不饱，但党和政府还配给粮食和生活必需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会管吗？要是他们那里遇到这样大的自然灾害，劳动人民不知要饿死多少！
在学校附近的北火车站一带曾出现一些从乡下逃出来的饥民，个个瘦得皮包骨头，先是要饭，说快饿死了，哀求救他一命，但哪里要得到？于是就开始抢吃的，从别人手里抢过大饼、油条，拚命往嘴里塞，任凭如何打骂，他们一概忍受，只是死不吐出到了嘴的食物。实在无法一口吃下的，如半碗稀饭，也会吐上一口痰，使你只得让他吃了。
学校立即进行思想教育，说明这些人都是农村的地富反坏，不愿老实接受劳动改造才逃出来。不久这些要饭的果然被统统赶走，我们自然毫不怀疑他们是罪有应得，共产党领导下还会有人饿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