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中共国的“十.一”国庆节(实为中华民国的“国殇日”），我们都在耳濡目染那种铺天盖地的“爱国”喧嚣。中共大力推行的“爱国主义”教化运动，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元素的奴化模式的外在表现。剖析和解构这种奴化模式，对于认识中共打造的现代奴隶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
在共产集权国家，都普遍存在着一座锻造和教化奴隶的大熔炉—— “集体主义”。在中共国，“集体主义”是作为经济公有制和政治独裁制的理论基础而大行其道。在这座大熔炉里，奴隶们经过各种工序的加工，被彻底剥离了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成为一具空洞的躯壳和皮囊。经过长年的教化，奴隶们已经习惯于在“集体”框架下的思维和认知，因而他们最喜欢将“祖国”、“人民”、“民族”这类集体标签往自己身上贴，哪怕自己穷得响叮铛，也发自内心的为国家的“富强”而自豪！然而，他们从来不扪心自问：“人民”究竟是谁？“国家”究竟是谁的？“民族复兴”与他何干？
经济学家许小年先生说过，我只见过张三、李四、王五，从未见过“人民”。中共将虚拟的集合概念“实体化”，是它的洗脑宣传中一贯釆用的伎俩。比如“祖国”这个虚拟概念，被中共的宣传策略做了巧妙的拟人化加工（“祖国母亲”），将它置换成一种貌似具体的、鲜活的、似乎看得见摸得着的“伟大实体”。中共就利用这个“实体”的舞台，在潜意识层面不断挑逗、撩拨和操控奴隶们对这个实体的认同，从而在奴隶们心中塑立起一尊为之敬仰、膜拜、自豪、激动、哽咽、热泪盈眶的精神偶像来。
奴隶们心中一旦树立起“祖国”这尊精神偶像，就衍生出一种似是而非的奇妙关系，这种关系有一个著名的表达公式：离开了祖国你什么都不是！这个公式最早来源于纳粹德国戈培尔的发明。它的荒谬在于：将个人的实体概念与“祖国”的虚拟概念混淆在一起，将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偷偷置换成儿女与母亲的关系，而独裁政府又总是以“祖国”的代表自居，从而让每个奴隶都背上必须与祖国(实际上是独裁政府)荣辱与共、不得背叛祖国的沉重枷锁。个人就这样被“祖国”所绑架了。
中共酷爱玩弄“祖国”、“人民”、“民族复兴”这些概念，其目的在于，让民众在教化中不知不觉地走入“集体主义”的奴化路径。由此，“集体主义”的毒素就沿着中共政治制度的框架，渗透到社会心理的各个层面，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全国一盘棋”、“有国才有家”、“大河有水小河满”、“集体荣誉高于一切”等等，当个人在集体中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后，中共再向空壳化的个人注入“爱国主义”的激素或“民族复兴”的兴奋剂。这个路数清楚表明，中共奴化模式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以“集体主义”为内核，以“爱国主义”为外在标签和表现形式。通过这种奴化模式教化出来的奴隶们，都带有精神分裂的特征：一方面他们在“集体主义”中遭受奴役，另一方面他们在“爱国主义”中扮演主人！
中共就是这样运用“集体主义”的工具，不仅掏空了奴隶们的思想和灵魂，而且彻底模糊了奴隶们的身份意识，并让他们长期麻醉在“主人翁”的幻觉里，心甘情愿地去为中共充当炮灰。英国著名作家阿司道.赫胥黎曾尖锐指出：最完美的奴隶制，就是让奴隶们以为自己是主人。
显而易见，用“祖国”、“人民”这类虚拟集合概念来湮灭个人的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用所谓“集体”的荣誉感来扼杀个体的自由和权利，这正是中共长期运用“集体主义”来洗脑奴化的核心秘密所在！
（二）
丧失了主体意识的个体，本质上就是一具行尸走肉。这种动物性的个体在精神上的贫困，必然导致他们只有在拟人化的集合概念的偶像崇拜中，才能找到依附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所以，用“爱国主义”、“民族复兴”来驾驭空壳化的奴隶们，是中共屡试不爽的重要法术之一。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奴隶一看见升国旗就鼻子发酸、泪流满面的缘由—— 他们已经被驯化成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了。
如果要透彻认识中共的这种奴化机制，就必须弄清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是“集体主义”(而不是别的)会成为共产制度奴化民众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那是因为，只有将民众驱赶进“集体主义”的制度囚笼和精神牢笼里，独裁者才能将那些千差万别、自由散漫的个体，统一禁闭在一个给定的模式中(如思想、言论、行为、服饰、价值观、生活方式等），从而在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标准化的流水线式的大规模驯化，并最终消灭自由。例如，前苏联斯大林时期推行的“集体农庄”、“消费合作社”、“工业托拉斯”、“住房公社”等；中共自创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国有企业”等，都是起源于这个奴化原理。
我们知道，独立的个体和自由的个性，永远都是“集体主义”的天敌。圏养的猪群比散养的猪群更加温驯，也更容易管理。在中共的专制环境中，“集体主义”就是对社会人群的猪圈化管理。不可否认，中共用集体意识来捆绑、凌驾个人，用整体的驯化来杀灭个体的独立性，再用“爱国主义”的情操和“主人翁”的角色，来混淆奴隶们的身份意识，麻木奴隶们在生活中的疼痛感，这种双管齐下的奴化模式不仅隐蔽而且高效，是集历史上所有专制制度的奴化方法之大成者！
更重要的是，中共的这套奴化模式，为中共的非法政权提高了合法性含量。因为这套奴化模式隐藏着一种设计得很精巧的内在逻辑：由于政权在我党手中，我党是国家和人民的领导者，只要在奴隶们的大脑中植入“爱国”、“爱人民”的基因，在他们心中一直煽动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他们自然而然就会认同和服从我党的领导，自觉维护我党的统治，这是顺理成章的必然逻辑。换言之，“爱国主义”成了中共攫取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桥梁，中共狡诈地通过隐蔽的逻辑转换，从“爱国主义”过渡到合法性。
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共通过打造这条隐蔽的逻辑链，将奴性与奴役，奸诈与愚昧，实现了天衣无缝的重合与绝配。就像陈寅恪大师所说的：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