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抗战历史，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才真正领导并坚持了抗战。（图片来源：看中国制图）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揭露了比中共种植和贩卖鸦片更要严重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曾长期通敌卖国。而这个惊人的事实，亦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一书中得到了证明。首先，彼得这样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大陆《南京志史》披露封存近半世纪丑闻
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中共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其次，“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一则被封存了近半个世纪的丑闻。中共当年竟然背着国民政府，背着四万万浴血抗战的同胞，私下里透过秘密渠道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这篇史料一见光，史学界为之哗然。”
国军顽强抵抗 中共暗通日本化寇为友
该书揭露：一九四五年六月，设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报家门：我是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卫兵们大惊失色，紧急通报上去，军部的长官连忙出迎，慇勤接待……抗战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从此开始。事情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冈村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信息……新四军接报，因事关重大，即由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方面反应奇快，密电答复：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
六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驰电批覆，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起程赴南京。
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
中共江山“非得自于国民党而是日本”
在中国大陆，几乎人人皆知，毛泽东曾指骂蒋介石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便立即从峨嵋山上赶下来“摘桃子”了，意即下山“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了。然而，姑且不说蒋介石曾多少次亲自下山指挥抗战，也不说蒋介石在山上曾遭遇过日本飞机的多少次狂轰滥炸，单就整个的抗战历史而言，亦正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才真正领导并坚持了抗战，是国民党军队才为保卫中华民族的血脉而浴血苦战、壮烈牺牲。因此，抗战胜利后，即便是蒋介石要走下山来“摘桃子”，也是理所当然。
相反，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共，才在八年抗战中执行了一条卖国主义的假抗日和真扩张路线。而毛泽东既从来没有走下黄土高原，更没有命令和指挥过一次抗战，更不用说上过一次前线。相反，他所有的电报指示，不是制止中共军队抗日，就是教导他们如何“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直至命令他们“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从而为战后立即发动那一场残酷的内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终于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如是，中共江山“非得自于国民党，而是得自于日本”的历史事实，才真正揭穿了“摘了抗战胜利这个大桃子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
苏联特派员骂中共在抗战中渔利
难怪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气愤地指责说：“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啊！我们往往是过分地把它简单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