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于“无产阶级革命”家庭的杨少西，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图为杨少西的伯父杨尚昆。（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岁末严寒，我正在书房写一篇短文，忽然电话铃响：原来是久未联系的我的右派难友杨少西问我的近况。于是打断了我作文的思路，回想起五十年前我与他同为“右派”时，共同罹难的痛苦经历。
那是上世纪1957年的最后一天，我被中共四川省财政厅党组批准划为“极右份子”开除公职、强制实行劳动教养。当我跨进成都新南门新村4号省劳改局收容转运站的铁门时，省级各机关送去的所谓极右份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大多精神颓伤，唉声叹气。惟有一个风度翩翩，年龄与我差不多的青年，嘴里正轻声地哼着：“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那首当时流行的前苏联歌曲。这歌我也爱唱，这歌词最能表达我们当时的心情，于是我俩成了相识恨晚的好朋友，其友谊延续至今。
杨少西一家在中共党内地位显赫：一个伯父叫杨尚述，字杨暗公公，是中共四川地下省委第一任书记，死于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另一个伯父杨尚昆，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4任主席；其叔父杨尚正，字白冰，上将军衔，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其生父杨尚伦，早年参加共产党，在上海领导过学生运动，失败后，奉命潜回四川，在军阀部队内做“统战”工作。1949年底协同中共地下组织策动邓锡侯、潘文华和刘文辉共同宣布起义，并作为三位起义将领的代表之一，与其他两位代表乘车前往新都桂湖公园，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贺龙司令员、王维舟副司令员及张经武参谋长，汇报起义部队情况和成都市区情况，欢迎解放军早日进入成都，为“和平解放”成都做出了贡献。成都“解放”后，杨尚伦被贺龙聘为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高等顾问，四川与西康合省后又被任命为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谁会想到出身于这样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庭的杨少西，也会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呢？
1957年整风、反右时，杨少西是铁道部第二工程局技术学校的教员。当我知道杨少西上述的家庭背景时，曾经问过他：你伯父、叔叔和你父亲都是高官，为何没有保你？为何不放你一马？他说：我的右派言论是“重量级”的，谁都保不了我。后来我才知道杨少西勤奋好学，善于独立思考，不随风转舵：比如说“土改”时，为配合宣传，在全国上映《白毛女》电影，把农村的地主典型化为黄世仁那样的人，杨少西颇有异议。他说：据我了解，地主剥削农民是事实。但地主投入资金买了土地该不该有收益？如收益的比例过高，当然可以叫作剥削；若收益比例恰当，就应算是合理。他还说农村的地主并不都像黄世仁那样恶劣霸道，也有勤劳持家、乐善好施者。所以在“土改”时期残酷斗争，甚至关、管、杀了一些地主是不应该的。
又比如“抗美援朝”时期，我们宣传说：“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是想把朝鲜当作跳板来侵略中国”，杨少西也有微词：他说美国要侵略中国，何不在国共两党的内战时期，而偏要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共产党已夺得政权的时候？显然是缺乏军事常识的愚民之谈。他还说美国即使要找跳板也只能是台湾，而不是朝鲜；即使要援助朝鲜，也当之无愧是兵强马壮的苏联老大哥，而不应该是刚刚结束内战、正百废待兴的中国老二。
再比如，毛泽东发动反胡风，杨少西认为是无限上纲，把学术争论和文艺理论界的派系纷争，上升为阶级斗争来对待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历史上的胡风是进步的、革命的，曾经为中共做过有益的事，是中共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更有甚者，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杨少西将上述那些观点和对“肃反”运动、人民代表选举走过场和中苏友好协会组织，以及反对个人崇拜等问题的看法，写成书面汇报上书到“八大”会务处，希望党吸取教训，总结经验，阔步前进。
时过几十年的今天来看，杨少西上述那些观点和意见无疑都是正确的，甚至是远见卓识；其用心也是善良的，是为中共着想的。然而1957年“打退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猖狂进攻”反右开始后，他给“八大”上书的材料被翻了出来，就成了他“当”右派的铁板钉钉的罪证。
1966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少西已经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回到人民行列”，回到成都，在一家工厂做工。有一天，造反派在市体育场召开批判彭、罗、陆、杨大会，因为没有活靶子，就把他这个并没有受到杨尚昆包庇的侄儿弄去陪斗。杨少西知道，去了那种场合，必然要遭受皮肉之苦，就在押送他的途中称他要拉屎，已经憋不住了……造反派押送他的人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到公共厕所去拉，但又不好跟着杨少西进厕所，于是杨少西趁机从厕所另一端遛进一家饭店的厨房逃脱了，给那么“庄严”的全成都市批判走资派的大会开了个大玩笑。
俗话说“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后来杨少西在他做工的工厂仍然受到了批斗。但身体受伤害的程度要比在全市批斗大会上轻得多。因为同厂的都是天天要见面的工人弟兄，有些不忍心下手太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杨少西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当上了四川省政协委员，但性格未改，仍然侃侃而谈，乐观大方。有一次省政协会议分组讨论时，上面要他提个提案，他想了一阵说：人民南路广场（现已改名为“天府广场”），毛主席一个人站在那里太孤寂了，我提议把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的塑像，立在他两边，陪他老人家。结果下一次省政协会议就再也没有他了。回想起当年的右派经历，特别是逃脱那次成都市“批斗彭、罗、陆、杨大会”的事，他仍然刻骨铭心。他说：那年月，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不乐观，早就投江自杀了；不机灵些，哪还有一个健全的身子活到今天。看来“革命家庭”也改变不了一个人的良知。建立民主法制，是中国有识之士共同追求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