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铁幕是怎样被撬开的（示意图/pixabay）
【看中国2018年8月26日讯】教科书曾经一再教育我们：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方就处于不平等状态，中国就饱受列强欺凌。但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B面：在鸦片战争以前，中西方同样处于不平等状态，中国自命“天朝上国”，对洋人加以种种苛求、歧视、压制。
老高按：“落后是要挨打的”这句话，我从读中学起就被各种课本、报告乃至电影谆谆教导到脱口而出的地步，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没有想想人类社会在逐渐告别丛林之后，世上国家、民族那么多，有先进有落后，落后者天天在挨打吗？
用这个观点解释自鸦片战争以来180年的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其片面偏狭也就不言而喻了。读到聂作平一篇文章《驴与虎的博弈》，从一个“小洋人”的视角写起，就告诉我们：哪里是“落后要挨打”，分明是“自大和蒙昧要挨打”——尽管打人者也并不“伟光正”“高大上”，但中国“挨打”这件事并不是因为“落后”，则是毫无疑问的。作者在文中说“只有既落后，又拒绝浩荡的世界潮流，才真的有可能挨打”，也是这个意思。
这段历史中外有许多人写过，我也读过若干。但是此文讲述的许多细节，还是让我匪夷所思，掩卷叹息。例如：乾隆亲自给英国人洪任辉（James Flint）拟定的几条罪名中，最令今人意外的一条竟是：擅自学习汉语。朝廷理直气壮：夷人会说汉语或国人会说夷语，他们就有可能互相勾结，图谋不轨。不准外国人学中文，后来成为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
再例如，英国政府送给乾隆的每分钟能发射七枚炮弹的先进野战炮，被清廷全都拉到了圆明园摆放，并拒绝英国工匠教他们操作。当英法联军几十年后进驻圆明园时，发现角落里这些野战炮布满蛛网和灰尘，作为英军的战利品，又回到了英国。——斯情斯景，让人说什么好！
驴与虎的博弈——以斯当东为观察点
聂作平，聂作平的黑纸白字
1、
尽管我努力克制这种神奇而又令我沮丧——可能也令所有中国人沮丧——的联想，但思维总会在不经意间碰撞到1000多年前那则著名的寓言：黔之驴。在这场现实版的驴与虎的博弈中，中国充当了那头愚蠢的庞然大物，而人口与历史均与中国不成比例的英国，则充当了狡黠而又隐忍的老虎。
在从“憫然，莫相知”到“大骇甚恐”，到“稍近益狎”，再到因断定“技止此耳”而“断其喉，尽其肉”的不断深入中，最初把驴子视为神的老虎，终于获得了饱餐的机会。
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接触，始于明清之际。西方对中国最早的了解，来自于传教士、冒险家和商人们的转述。透过这些充满夸张的东方传说，西方最早的中国形象近似于哈哈镜：通过这个神奇的镜子，东方的没落与专制缩小了，光辉与仁厚放大了。这个盛产瓷器、茶叶和丝绸的广大国度，得天独厚地沐浴着圣人的教化。
伏尔泰为此断言，从道德层面上，西方应该毫不犹豫地向中国学习。莱布尼兹说：“这是一个神奇的帝国，由一个欧洲人应该羡慕的开明君主极好地统治着。”莱布尼兹和伏尔泰都没见过的这个开明君主，就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四任皇帝：乾隆。
但是，当东西方真正近距离接触后，雾里看花般的美好想象顿时被残酷现实之手撕得粉粹。而东方中国的真相之幕，则由一个毕生与中国打交道的英国绅士揭开。
1793年9月14日，当这个英国绅士还是个12岁的孩子时，他在位于北京200多公里外的热河行宫，见到了已经83岁高龄的乾隆。那是一个秋意深重的早晨，这个英国孩子在一群中国官员的带领下，在黑暗中行走了4公里后，走进了灯火通明的行宫。
这是一座黄色的大帐篷，周围众星拱月地拥挤着无数小帐篷。英国孩子进入帐篷时，他看到一个精神矍烁，看上去只有60多岁的老人端坐龙椅上。按照此前双方经过多次艰难磋商才达成的妥协，一个英国绅士向乾隆单腿下跪行礼。礼毕，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呈给了乾隆。之后，这个孩子随同他的父亲，也跟着上前行礼。
当乾隆听说这个满头卷发的小洋人居然会说汉语时，兴致勃勃地要小洋人说几句。于是，小洋人就用一年来在前往中国途中学会的汉语，向乾隆表达了祝福和感谢。
这个小洋人，就是后来成为英国第一位汉学家的托马斯·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那位率先向乾隆行礼的英国绅士，就是著名的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接见之后的日子，作为英王特使的马戛尔尼以为他的外交使命才刚刚开始，但当他正准备就若干重要事务和天朝官员商讨时，天朝却一再暗示：你的朝贡任务已经完成，现在该返回你们的国家了。
一个12岁的孩子，尽管聪慧过人，但想必斯当东不一定会对东西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有更深刻的理解。多年以后，当他长大成人，他才会明白这场后来被史学家们称为聋子之间的对话的失败外交，会对地球东西端的两个大国产生多么久远的影响。
2、
我们今天常说清朝闭关锁国，并把晚近中国的落后归之于这种漫长的固步自封。但事实上，清朝将近300年间，真正闭关锁国的时间只有区区21年，还不到这个王朝历史的十分之一。并且，这种闭关锁国从现实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正确选择：明朝灭亡后，惟有台湾郑氏凭借风急浪高的海峡继续奉朱明正朔，不断派兵骚扰沿海。
为此，1662年，康熙下令禁绝所有口岸的对外贸易，并将沿海居民内撤30到50里。1683年，随着台湾问题的解决，清政府取消了海禁。两年后，又在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四地开设海关，这就是所谓的四口通商。
清朝21年的闭关锁国，却给后人留下了长期与世隔绝的坏印象。究其因，不在于海禁政策施行的时间长短，而在于清朝君臣固有的观念里，挥之不去的天朝情结。简单地讲，清朝——无论君王还是臣民，都以天朝上国自居。他们自认为物产丰富的天朝无所不有，根本用不着和夷人做生意通有无。
仁慈的皇帝之所以允许通商，不过是对于夷人的恭顺而赐予的恩惠。也就是说，当天朝觉得夷人不够恭顺时，可以随时取消这种恩惠。就像马戛尔尼使团中的一个成员在他的游记里写过的那样：“中国人从小时候吃奶起就逐步养成了对外国人和商人的偏见。”
在四口通商维持了70多年后，正是恼怒于夷人的不够恭顺，清朝才从实质上断绝了宁波、厦门和上海的贸易，仅仅开放广州，实行一口通商。
这件事得从一个叫洪任辉的英国人说起。洪任辉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中国人，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英国人。此人精通汉语，是英国第一个汉语翻译，多年来一直在广州为东印度公司服务。
是时，西方与清朝的主要贸易地为广州，而广州地方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利用职权之便，向洋商大肆敲诈勒索。东印度公司不胜其扰，同时也为了扩大与清朝的贸易，指派洪任辉和喀喇生（Samuel Harrison）带两只商船北上定海。随后，英国方面把更多的商船发往宁波等地。
如此一来，到达广州的英国商船便急剧减少，广州官员的灰色银两与海关税收均呈直线下降。为此，两广总督向乾隆提请将宁波的关税翻一番，打算以这种方式来迫使洋商“自愿”留在广州。对帝国税收来说，无论洋商的目的地是广州还是宁波，其收益原本都一样。
但乾隆不这样想：他不愿看到洋人的船只像蝗虫一样从南方扩展到北方，他希望看到的局面是，在广州这个地方，保有一个帝国与夷人之间的窗口，既以此彰显天朝对恭顺熟番的关照和恩赐，也方便宫中进购自鸣钟、八音鼓之类的西洋新玩艺儿。
果然，宁波的关税很快就比广州高出了一倍。在这种情况下，东印度公司再次指派洪任辉北上。这个说得一口标准汉语的英国人，因缘际会地成了第一个向中国皇帝告御状的外国人。
洪任辉到达天津后，通过向官员行贿，将一纸诉状送达乾隆御前。状纸中，洪任辉指控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等官员敲诈勒索，作为洋商代理机构的洋行故意拖欠货款，希望天朝改革现行贸易制度，保护洋商正常贸易。
乾隆看完状纸，龙颜大怒——皇上最大的愤怒，不是他选定的官员们假公济私，而是这个非我族类的夷人，不但说得一口汉语，而且还找到了中国人帮他写状纸，此中隐情必定就是中外勾结。况且，这个夷人对天朝恩赐的贸易机会，不但不心怀感激，反而横挑鼻子竖挑眼。凡此种种，无一不是有辱天朝体面。
独裁者的愤怒后果很严重：洪任辉被押往澳门，在大牢里蹲了3年，那个胆敢给洪任辉写状纸的中国人刘怀，被斩首示众。在乾隆亲自给洪任辉拟定的几条罪名中，最令今人意外的一条是：擅自学习汉语。
学习汉语竟然是一种罪行，在今天各个国家都努力推广自己的语言文字，以期增进了解的背景下，简直匪夷所思。后来，当斯当东一行前往中国，他们物色到了两个在意大利学习的中国神父，并聘两人为翻译。但当使团抵达中国后，其中一个神父即胆怯退出——他一定知道刘怀的前车之覆。另一个神父之所以敢留下来，仅仅因为他长得像外国人。
这种思维方式我们今天完全不可理解，但当时朝廷的理由却理直气壮：夷人一旦会说汉语或国人一旦会说夷语，他们就有可能互相勾结，图谋不轨。多年以来，却少有人质疑其荒诞与不经——40多年前的文革时期，不是也有许多会说外语的人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吗？
洪任辉气若干云地前往北京告御状，不仅没能解决事实上的一口通商和朝贡贸易体制下清朝官员对洋商的巧取豪夺，反而因激怒了乾隆而被监禁。更重要的是，朝廷很快下了一道旨意，正式规定广州为向洋商开放的惟一口岸。
从此，广州就成为帝国这间铁屋上硕果仅存的一个巴掌大的窗口，一直要等到鸦片战争时期，才有更多的窗口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次第洞开。
作为对洪任辉擅自告状和居然懂得汉语的惩罚，朝廷在确定一口通商国策的同时，还对洋商作了诸多被西方人认为令人发指的规定。比如在广州的洋商，春节必须撤到澳门，直至次年秋天才准再来；洋商的女性眷属，一律不准进入广州；在广州的洋商，其起居行动，仅限于划定的十三行区域；外国人不准学中文，也成为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
教科书曾经一再教育我们：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方就处于不平等状态，中国就饱受列强欺凌。但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B面，那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前，中西方同样处于不平等状态。那种不平等，乃是中国自命天朝上国前提下对西方的种种苛求与阿Q式的精神胜利的不平等。
3、
2009年11月，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的一次拍卖会上，一枚玉质的印章拍出了315万英磅的天价。这枚印章的主人正是统治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乾隆，印章制作于他80岁生日前夕。200多年前，马戛尔尼率领那支人数达700多的使团前往中国，公开的理由就是代表英王乔治三世向乾隆补祝80大寿。
晚年的乾隆是一个喜欢热闹的虚荣老人，他不仅自命十全武功，也是世界上创作诗歌最多的人——他一生的诗作近4万首，比《全唐诗》数目还多。对追慕虚荣的君王来讲，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岛夷，竟然也历尽艰辛前来为自己祝寿，难道还有比这更能证明自己的德政泽被天下的吗？
万国来朝向来就是中国帝王们最好的一口，乾隆在这方面尤其有瘾。当英国方面通过商人向清朝传递出将派使团前往北京的信息时，乾隆满心欢喜地答应了，并吩咐使团经停沿线的官员们一定好生接待。
乾隆和他手下的官员们自然无法也无暇去知道，祝寿只是一个幌子，洋人的真实面目掩藏在天朝自我制造的所谓英夷入贡的烟雾之后。
马戛尔尼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要建立中英双边的高层直接对话。直接对话则是为了英国的商业利益——英国方面一厢情愿地希望，能通过马戛尔尼的这次出使，说服天朝同意在沿海划定一两块土地，供他们作商业基地；同时，清除广州一口通商的种种弊端；双方互派全权大使，处理两国之间的诸种事宜。
英国朝野对马戛尔尼这位老牌政治家的出使充满期待，虽然关于中国官员敲诈勒索的各种传说时有耳闻，但更多的英国人依然相信，古老的东方，将会以积极的态度回应地球上惟一的日不落帝国。
为了向中国皇帝示好，也是为了显示大英帝国是足以与中国相提并论的伟大国家，马戛尔尼使团为乾隆备下了一份丰厚的、最能展示当时科技水平的礼品，这些礼品包括：天像仪、地球仪、天文钟、望远镜、机械工具、玻璃制品、测量仪，最新式的火炮和英国最凶猛的战舰的模型，以及精美的四轮马车。
这次由西方到东方的旅行漫长而充满风险。托马斯·斯当东这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能成为使团正式成员，在于他的父亲乔治博士是马戛尔尼的副手。这样，斯当东就以马戛尔尼的见习侍童的身份赶上了这东方与西方的第一次对话。
1792年9月26日，使团的三艘舰船驶出了英国朴次茅斯港，1793年6月19日，抵达广州。见到乾隆时，距马戛尔尼一行离开家乡，差不多快一年了。这一年的旅途中，斯当东最大的乐趣，就是向神父学习汉语。一年的学习，他已熟练地掌握了汉语——不仅是对话，还包括用毛笔书写。
正是这次长途跋涉中的意外收获，确定了斯当东以后的人生方向：他的一生，都将和中国打交道。他将成为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汉学家，同时也将成为第一位把大清法律翻译成外文的翻译家。
4、
高高在上的乾隆很快就嗅到了马戛尔尼与以往那些来自安南、朝鲜、缅甸、琉球等国使者们迥然不同的气息。这气息令他极度不爽：马戛尔尼居然荒唐地拒绝向天朝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从一开始，马戛尔尼就知道他将面对一个有着古怪思维的国度，他有思想准备，并打算在一些非原则性问题上适当让步。比如，负责接待的清朝官员，在他坐的船上张挂起写有“英吉利贡使”字样的旗帜，他假装没看懂。
但是，一旦清朝官员从暗示到直接地说出必须向乾隆行大礼的要求，他认为这是事关国家尊严的事情，便坚决地予以拒绝。马戛尔尼的拒绝，乾隆当然不快，他随即发布诏书称：“各种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之礼，即国王亲至，亦同此礼。”
乾隆的诏书没有撒谎，在东亚地缘政治圈内，中国作为惟一的大国，它的皇帝向来被视为天下共主，理应受到其它国家使臣乃至国王的膜拜。然而，乾隆不可能明白的是，他现在面对的不是那些必须依附于天朝才能生存的蕞尔小国，而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生机勃勃的伟大国家。
不过，马戛尔尼不是来给乾隆抬杠的，他得给双方台阶下，而不是大家还没见面就闹僵。为此，他提出：他可以像清朝官员提出的那样，向乾隆行三跪九叩大礼，作为对等，清朝也应派一个和他品级相同的官员，向英王的画像行大礼。
这一建议令乾隆更加不爽：这岂不等于承认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人居然和作为天下共主的天朝皇帝平起平坐吗？但乾隆很快将他的不爽压制在心，他可能也怕在礼仪问题上过于胶着，双方会闹得不可收拾，于天朝脸面和他本人追求的远夷输诚的盛世景象有损。
为此，乾隆显得很开明地同意了马戛尔尼可以像对他的国王那样单腿下跪，但那种吻君主之手的英国礼仪还是免谈。
礼仪问题表面上化解了，但内在的阴影却没有消除，反而更加浓重。双方还没见面，乾隆已对这个不守东方礼仪的夷狄之国另眼相看了。他原本着意营造的万国来朝的欢乐，已然大打折扣。余下的事情，就是简单地见个面，打发这些不识好歹的英国人滚蛋得了。
大礼之争令乾隆满肚子不快，但更令他不快的则是乔治三世通过马戛尔尼送来的那封信。尽管翻译已经尽量把它翻得平和一些，低调一些，可在乾隆和他的臣子们眼中，这封信仍然离经叛道。
在这封今人看来也许充满了英国绅士礼仪——哪怕这礼仪有几分虚伪——的信中，乔治三世称乾隆为兄弟，“我们由于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如果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永远建立在我们之间。我们会极为愉快。”
乾隆愤怒的是，乔治三世竟称他为兄弟——按中国人的观念，君主如同天上的太阳，天无二日，君主是惟一的。乔治三世虽是英国国王，但也只是抚有四海的天朝皇帝的化外之民。他竟把自己和天朝皇帝相提并论，这不是僭越与狂悖吗？要不是看在英国远在万里之外，也还知道向天朝“输诚纳贡”，乾隆早就大发雷霆了。
5、
一个粗鄙而又自以为是的穷人，在他有钱的邻居面前，为了显示自尊与富足，最可能的做派就是对邻居家里价格昂贵的稀罕物故意视而不见，要不就是阿Q先生那句口头禅：从前，我可是比你们阔多了。
当马戛尔尼使团把精心挑选的礼品万里迢迢运到中国时，他们以为中国会对这些最新科研成果表现出好奇和喜爱，进而对他们的国家产生好感。但英国人确实搞不懂这个古怪的民族：清朝君臣的反应，出人意料地淡定。
马戛尔尼邀请接待他们的清朝官员观看他带来的八门小型铜质野战炮表演，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每分钟能发射七枚炮弹，这对还大量使用弓箭和鸟枪的清军来说，无疑就是把原子弹穿越时空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
但是，清朝官员却轻描淡写地说，这些炮在中国根本算不了什么新东西。已经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马戛尔尼当然不相信这位高级官员的谎言，他开始懂得，中国人在任何方面都永远不会承认落后——虽然这种落后就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那么不容置疑。
当英国工匠们把地球仪从箱子里摆放出来时，围观的清朝官员在一番观看后大为不满：他们一致认为，这些可恶的夷人故意把天朝的面积缩小了。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天朝就是世界的中心，天朝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领土，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是也。只有像英吉利、西班牙之类的弹丸小国，才在天朝的阳光雨露之外艰难度日。
马戛尔尼对自己的礼品抱有信心，并用西方人的固执，企图向清朝官员详细讲解礼品的原理与性能，但这一举动遭到了乾隆为首的清朝君臣的严厉批评。乾隆说：“此系该贡使欲见奇巧，故为矜大其词。”在使团人员为乾隆展示透镜时，乾隆轻蔑而粗暴地断言：这东西只配给儿童玩。
马戛尔尼在乘坐了由清朝提供的没有减震的两轮马车后，深信英国出产的有减震的四轮马车一定会在中国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为此，他特意把自己的那辆漂亮的四轮马车送给乾隆。
但是，围观的官员们一致认为，车夫的座位在前面，位置比车厢还高，注定这个座位只有皇帝本人才有资格乘坐。至于后面的车厢，则是皇后或皇妃才有一席之地。——马戛尔尼的马车出口梦就此泡汤。
后人把东西方的第一次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称为是聋子与聋子的对话，可谓神来之笔。更进一步讲，随着马戛尔尼一行进入中国时间的迁延，这两个国家都有理由把对方看作精神病患者——在此之前，中国人眼里的英国虽是边远蛮夷，但由于久沐天朝教化，起码也算懂规矩的熟番；而在英国人眼里，中国则是一个盛产丝绸、茶叶和文质彬彬的儒教的礼仪之邦。
因而可以说，聋子与聋子的对话，比不对话还糟糕。不对话，双方还可能对对方抱有幻想和好感，一旦对话，却都发现了对方的不是。套用现代话来说，中英的这次见面，就好比两个在网上聊得还算投机的网友，兴致勃勃见面的结果，就是铁律一般的见光死。
6、
儿童斯当东的首次中国之行，获得的最直接的礼物就是乾隆赐给他的那只荷包。而对他毕生产生深远影响的，却是他沿途所见所闻的大清帝国——那是一个在他心中迅速坍塌的天朝上国。了解越深，坍塌的速度就越快。
乾隆固执地深信，他所统治的这个东方大国，乃是举世无双的天朝，而且经由他本人缔造了前无古人的盛世。他多次给负责接待英使的大臣下旨，要求他们在英使面前，尽量展现天朝的强盛。
然而，正是这种刻意的展现反而自暴其丑：斯当东一行进入北京时，他们惊奇地看到，这座古老的城池虽然城墙高大，但城墙上没有配备火炮，只有一些用于放箭的箭孔。城门上有一座箭楼，每层之间有一些专门供插枪筒用的射孔。仔细观察却发现，这些射孔根本不存在——那只是用笔画在箭楼上的图形。斯当东的父亲讽刺说：“就像有时人们在商船两侧画的舷窗一样。”
一个自命天朝的大国的首都，其防务居然采用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不但说明了它骨子里武备的松弛，也说明文章与形式上的光鲜好看，已成为这个国家从上到下的变态追求。
当西方国家大量采用热兵器时，清军的主要装备依然是冷兵器。马戛尔尼回忆说，“当我告诉他们，欧洲人早就放弃了弓而只用枪打仗时，他们显得十分吃惊。”
在镇江，当地军队受命向一无所获的英使展示其威武，但马戛尔尼一行却看到，这些兵士手里拿的几乎全是矛、剑和弓之类的冷兵器，兵士们的头盔远看闪闪发光，近看才发现是涂了漆的皮革，甚至硬纸板。英使同时也了解到，这个老大帝国的军队虽说有百万之众，但他们更多的任务不是国防，而是充当警察和狱卒，以及负责征收税款和看守粮仓乃至管理船闸。
更令英国人看不懂的是，这个国家的军人，不仅在驻地结婚，还分有一块土地。他们自我负责制服和出征的马匹，饷银太低，不足糊口，不得不另外务农或是做生意。因而，这些军人除了重大场合身着制服外，其它时间都穿得和老百姓一样。
在英使一行即将经过时，这些军人手拿扇子，或蹲或坐，当英使走到面前，他们才在长官的喝斥声里匆匆穿上制服。这些乾隆用来旨在震慑夷人的天朝卫士，他们给英国人的感觉，不像是进行军事演练，更像登台唱戏。
装备如此差劲，军纪如此涣散，素质如此低劣，这样的军队如何能令船坚炮利的英国人震慑，以至心生畏惧呢？相反，天朝的富庶与无能，反而使它像一个怀揣珠宝过闹市的幼儿，只会令他人侧目生异心。然而，在官员们呈报给乾隆的奏章里，他们永远只会为博得圣上的欢颜而粉饰——在许多时代，令人尴尬和不爽的真相，就是必须向上级隐瞒的过滤词。
马戛尔尼这次原本饱含希望的东方之行，以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告终。为了这次以祝寿为名的外交活动，使团耗资达78522英镑——据估算，相当于今天的30亿元人民币。
不过，英国人并非一无所获，至少，他们终于揭开了这个东方大国脸上的神秘面纱，在各种缥缈不实的传言之外，触摸到了天朝虚幻而脆弱的神经。使团成员之一在日记中愤愤不平写道：“中国除了被一个文明的国家征服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历史把这个征服的机会给了斯当东。
7、
少年时代的中国之行，把斯当东的命运和这个东方国家联系在了一起。不过，如果说第一次中国之行前后，他对传说中富庶文明的中国充满好奇和好感的话，那么，当他对这个国家的了解越深入，也就越充满敌意，并在后来改变了中国命运的鸦片战争的决策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800年，虚岁20的斯当东重返中国，在东印度公司的广州商馆充任书记员。在中国的10多年里，一方面，斯当东从书记员一直做到了货头委员会主席，全面负责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另一方面，他孜孜不倦地研究这个古怪又古老的帝国，他的研究从翻译帝国的法律开始。
随着研究的深入，斯当东成为全世界对中国最了解的人。甚至可以说，他比中国人更加了解中国——这些中国人既包括乾隆的继承者嘉庆，也包括普通官员和百姓。人到中年的斯当东回忆起早年的中国之行时，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父亲和马戛尔尼，认为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估计过于乐观。
然而，斯当东却意想不到地在这个国家遭受了第二次屈辱，在他看来，这第二次屈辱比第一次更甚。
那是1816年，英国经过20年的发展后，势力远比马戛尔尼时代更强大：对外，击败了称雄一时的拿破仑；对内，工业革命迅猛发展，这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海外市场。为此，英国方面准备再派一支使团前往中国。目的仍然和马戛尔尼一样。使团由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率领，斯当东则是副使的最佳人选。
清朝方面对斯当东这个曾被乾隆接见过的夷人深怀畏惧，在他们看来，一个夷人处心积虑地学习天朝的语言与律例，完全就是图谋不轨的直接证据。有关方面获知斯当东将担任副使时，强硬地向英方提出：只准斯当东留在广州。
但这种强硬立场并未起到任何作用：斯当东又一次来到了久违的北京。不过，斯当东对这次出使没抱多大希望，正如此前的一份报告中说的那样：“中国政府变得易怒和脆弱了，它比任何时候都不愿接见外国人，哪怕只是去表示敬意的外国人。”
此时的天朝，比20年前的乾隆时代更显颓唐。这个中国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像若干享国较长的王朝那样，已然进入由治而乱的天道轮回。作为帝国这艘巨舰的掌舵人，嘉庆无论个人能力还是个人魅力，都与其父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对英使的来访，他明确表示“总之朕不悦此事。”
嘉庆和后来的道光、咸丰等几个清朝君主，往往以祖制为由拒绝与西方正常交往。其实，所谓祖制大多时候是一个借口，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另一点：没落的天朝一面盲目自大，一面又对陌生事物深怀恐惧；既自满于万世一系的太平盛世的弥天大梦，又自畏于洋人的奇巧淫技和无君无父的骇人思想。
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人为地把中国与世界割裂。如其不能，也要尽量减少中国和世界的接触。对统治者来说，维持稳定最便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闭关锁国：既不能让墙外的风吹进墙内，更不能让墙内的人看到墙外的花花世界。
因而斯当东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甚至比第一次更加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并且，将失败得更加屈辱和难堪。
果然，如同马戛尔尼首先遭到的问题就是大礼一样，阿美士德亦然。此前，由于马戛尔尼的坚持，乾隆虽然心里有疙瘩，毕竟还是准许他按面见英王的礼仪免了下跪叩头。但乾隆的继承者连这点胸襟也没有，这位当年马戛尔尼觐见时在场的皇帝撒谎说，马戛尔尼向他的父亲下跪行了大礼。
当阿美士德像马戛尔尼那样提出，他向清朝皇帝叩头，清朝也派一位品级相当的官员向英王画像叩头时，负责接待的国公和世泰反驳说，乾隆年间的事情已经不再适用。并宣称，三跪九叩的大礼一定要行全，否则使团将被赶出帝国。
在大礼的争执中，斯当东一行于当年8月28日深夜来到北京郊外。此时嘉庆已放松了对英使叩头的要求，但和世泰却想邀功固宠，他向嘉庆汇报说：“虽其起跪颇不自然，尚堪成礼。”——阿美士德一直就拒绝叩头，何曾练习过如何行礼呢？和世泰的愚蠢就像明知道纸包不住火，可为了让皇上高兴，不惜信口雌黄。
嘉庆听说阿美士德在练习行礼，自然高兴。于是，宣布次日凌晨召见。这样，当天深夜，阿美士德一行被催促上路，并被告知皇帝立即在颐和园召见。最令阿美士德一行愤怒的是，和世泰明确告知他们：必须按天朝的规矩行礼。
阿美士德对行大礼与否并不看重，使团第三号人物也赞成委曲求全，但对天朝早就洞若观火的二号人物斯当东坚决反对。这样，阿美士德与和世泰发生了激烈争吵。和世泰要拉着阿美士德去晋见，阿美士德坚决不肯去并提出抗议。双方不欢而散。
和世泰没法向嘉庆交待，只得再次祭起这个国家的官员们惯用的法宝：撒谎。“英使急病，无法陛见。”嘉庆说，既然正使病了，那就见副使吧。副使就是斯当东。斯当东当然也不可能去晋见。和世泰只得再次撒谎：副使也病了。
嘉庆早早地到颐和园等着接见夷人，可夷人却一个个称病不来，这不明摆着没把圣上当回事吗？于是，盛怒之下的嘉庆宣谕：“我中华之国乃堂堂天下共主，何堪容忍如此之倨傲侮慢？”阿美士德一行被逐出京城。
回程中，地方官们更是以粗糙的食物作为对使团不肯下跪的报复。一封嗣后由嘉庆发给英王的信中明确表示，这些不守规矩的夷人在天朝不受欢迎。
在回国路上，使团途经圣赫勒拿岛，阿美士德一行拜见了被囚禁在这座大西洋孤岛上的一位伟人，此人说了一句当代中国人常挂在嘴边并引以为豪的话：“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这个伟人就是拿破仑。也许拿破仑没看走眼。不过，中国的觉醒却遥遥无期，它还将继续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滑向深渊。
8、
从马戛尔尼的失败到阿美士德的更失败，时代的发展不仅没使天朝的门户像英国希望的那样稍微开放一些，反而更加紧闭。天朝与世界的距离不是在缩短，而是在加大——基于阿美士德的无礼，嘉庆一度打算断绝与英国的商业，并把最后一个口岸广州也关闭。
幸好，由于两广总督的劝说，嘉庆才意识到这种毅然决然的作法，有可能挑起中英之间的战争，而此时的中国，早就处于风雨飘摇之夕。身为大清王朝拐点期的皇帝，嘉庆也知道他的帝国承受不起一场战争。
为此，他听从了两广总督的劝说。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他幸运地没成为第一个在中外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的皇帝，而把这种亘古未有的耻辱，留给了他的继承人。
中英之间的贸易依然在继续，中国官员和行商依然在通过对外商的垄断获取高额回报，洋人所希望的自由贸易依然是镜花水月。更令英国无法承受的是巨大的贸易逆差。许多年里，英国人一直挖空心思寻找某种能够在中国畅销的东西，以便扭转这种逆差。最终，他们找到了鸦片。这个古老的国家，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都一下子爱上了这种能带来幻觉的毒品。
鸦片的输入使中英之间的贸易差立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白银如同流水一样淌出国门。鸦片的流毒，林则徐有过著名的论断：“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接下来，就是妇孺皆知的虎门销烟了，而虎门销烟的结果则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的结果则是《南京条约》。
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下令禁止英国船只进入广州，并断绝与英人的一切贸易。消息传到英国时，英国举国哗然，议院召开会议，讨论是否用武力解决。在会上，作为下院议员的斯当东的意见举足轻重——显然，身为英国第一位汉学家，他对那个神秘的东方国家最有发言权。
从少年时满怀憧憬地远行中国，到青年和中年时期客居广州，此时已年近花甲的斯当东是否想起了乾隆赐他荷包的温情和嘉庆下旨把他驱逐出境的厌恶呢？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医，一出手就能扣住患者的脉息一样，斯当东一开口，就把握住了天朝的七寸：“我很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个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对英国人贩卖鸦片是否违反了国际法，斯当东非常雄辩地指出：既然连两广总督都在用他自己的船运送毒品，那么英商的做法就没有违反国际法。——多年来，我们的教科书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教育我们：鸦片是英国殖民者用来毒害中国人民的肮脏东西。但我们选择性地遗忘了：用毒品毒害国人的，还有不少是宣称爱民如子的高级官员。
斯当东认为，尽管令人遗憾，但这场战争是正义的，也是必要的。由于斯当东压倒性的发言，英国议院以微弱优势的票数通过了对中国动武的决议。随后的故事人所皆知：中国死命捂住掖住的国门在正常的外交努力之下无法打开，但在大炮的轰击之下，却倒塌得比滑坡还快。东西方几代人的命运与未来，也就此全部改写。
斯当东去世次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是时，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斯当东儿童时代曾入住过5天的圆明园被一把火焚为白地。举火之前，英军在园子里发现了几十年前马戛尔尼的礼物——那是他代表英国政府送给乾隆的先进的野战炮。当时，清朝把这些野战炮全都拉到了圆明园，并拒绝英国工匠教他们操作。
然而，当英法联军进驻圆明园时，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些野战炮还完整地摆放在角落里，上面布满蛛网和灰尘。同样遭遇的还有马戛尔尼送给乾隆的那辆漂亮的四轮马车。它们全都作为英军的战利品，重新回到阔别了几十年的英国。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这个曾经有过强汉盛唐的国家，就此沦落为一头任人宰割的羔羊。为此，甚至产生了一句我们常挂在嘴边的话：落后就要挨打。其实，置诸全球背景来看，落后未必就一定会挨打。只有既落后，又拒绝浩荡的世界潮流，才真的有可能挨打。
至于中国的衰落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我以为不是鸦片战争，而是那个12岁少年跟随马戛尔尼来华的1793年。虽然鸦片战争的硝烟还要等上半个多世纪，天朝也还要继续沉浸在盛世的虚假繁荣中，但马戛尔尼来华已然昭示，日益崛起的夷人在通过外交手段得不到市场和更为开放的政策时，随着势力与欲望的坐大，战争只是时间问题。
在马戛尔尼来华与斯当东在议会的慷慨陈词之间，历史原本给了中国长达50余年的机会。只是，这机会如同一张沾满秽物的布片，被天朝不屑一顾地扔向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