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的批斗场面（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8年8月6日讯】1、文革时，我们住的家属大院里有一个国家级的鼠疫专家，在日伪时期，当过日本的中校军医官，日子过的不错，“解放”的时候，家里头还有几十块没花完的袁大头。
文革伊始，这个老汉首当其冲地遭到了冲击。他的老伴怕造反派来抄家，袁大头被抄出来惹麻烦，于是，就偷偷地在后墙外，找了一个地方把这几十块大洋装在一个坛子里埋了起来。
过一天，邻居老太太来串门，这位老妈热情招待。那个老太太坐定以后，便告诉这位老妈，说她家里遇到一件好事。这位老妈一听说这老太太家有好事，立刻也高兴起来，催着这位老太太快说说。这老太太乐的合不上嘴，乐完了才说，他儿子和几个小子，在后墙外起出一个坛子，里面装满了袁大头，有好几十块。当时，这几个小子就给分了。
这位老妈一听，差点没晕过去。缓了缓神，一想到自家的处境，不但啥也不敢说，还强颜欢笑，装作替人家高兴。
2、家属大院里还有一位刘老太太，无子女还格外信佛。信佛的人都相信人会有来生，死后可转世。刘老太太平常无事时一面念经一面叠锡纸元宝，每逢过鬼节时都要焚烧写上自己姓名的纸元宝并记载下数字，以统计有多少元宝预先存在阴间了。红卫兵抄家时翻出了那个小本子，逼问元宝藏于何处。解释再三，红卫兵也不相信地主出身的一个无子女的老太婆会没有一个元宝。虽翻箱倒柜、掘地三尺也未找到元宝，折腾到天黑，小将们的肚皮也有点饿了，只得表示明天再来。刘老太太在红卫兵进门时就已吓得丧魂落魄，看到家中稍值钱的东西都已被抄走，听到红卫兵明天还要再来，想到自己阴间的财产已经不少，到地府后的日子也不会太难过，不如早点去见阎王。第二天一早，家人发现她已吊死在凉房里。
3、1966年红八月，一天凌晨，地方病研究所所长家的房门被人雷得山响。门一开，只见一群红卫兵簇拥在门口，横眉立目、凶神恶煞一般。一个打头的宣布抄家决定，家人被勒令沿门外一字站开，其余的人喧嚣着涌进家来，一边翻箱倒柜，一边大喊大叫。人们都在门口惊讶地围观。
这个所长家我们去过，他的儿子和我是同学。因为人口多，他枉自做了多年的所长，家里和大多数普通职工一样一贫如洗，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张极不起眼、黑黝黝、样式简单的紫檀方桌。如果主人不说明，一般人不会想到这张桌子是用紫檀木作的。可惜这群红卫兵根本不识货，因为没有抄到值钱的东西，心有不甘地大骂：什么破所长，穷鬼！屁也没有！然后就把一只小闹钟摔坏在地上；撕烂了女主人几件旧花布衣服，为了泄愤还把她家喂的两只老母鸡，揪住翅膀活活摔死，才扬长而去。
4、鼠疫防治所的杨教授是全国知名的教授。文革时，从他家抄出的书有一卡车。记得那天，突然一辆三轮卡车开进了我们院，嘎吱一声停在了他家的门前。几个红卫兵冲进他家，不一会，成捆成箱泛黄的书被搬了出来，塞进卡车。很快，卡车被装满开走了；过个把小时，又开来再装，这样往往复复，一天来回了好几次。围观的人啧啧称奇：家里怎么就会有那么多书啊？
记得那时我经常上他家玩，他们家几间房的桌子上、书橱里、地板上、床上堆满了书，书架顶子上的书都堆到了天花板。他们的大儿子，每天吃完晚饭，就一个人钻到自己的房里看书去了。
那次抄家以后，再无动静，一切又回复了平静，人家就是冲着那么多书而来的？这实在是个迷。邻居们都感到匪夷所思：杨教授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平常谨小慎微，他难道得罪了什么人了吗？也不像。
那次抄家之后，我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敢上他家去了。在当时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也不会有人主动去问个究竟，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然的话，也许麻烦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多年之后，我才偶然知道，那次抄家，其实是那个儿子自己招来的。是儿子自己主动叫工厂的红卫兵来自己家，把书全部抄走的！有病啊？脑袋被驴踢啦？相信现在的小年轻是不会理解的，但在当时，这样的举动又是那么的合情合理。
5、那天，查抄防疫站张站长家时，找到罪证无数。主要的有：一张穿国民党军官服的照片（1947年春在照相馆学徒时的时髦照）；一把中正剑和一面国民革命军军旗（渡江胜利后的收藏）；还有他和一些女人的合影照片（抗美援朝54年归国后在××中学做报告后与女学生的合影以及分别的纪念照）；一个美国制造的不锈钢酒精取暖炉（抗美援朝时留下的纪念）；莱卡照相机两部（张在军队是搞摄影的）及妻子的一些旗袍。这些物件构成了张站长的主要罪状：隐瞒做过国民党军官的历史、作风淫乱、和美国有联系、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加上已经戴了10年的右派帽子，张站长被关进了牛棚。而红卫兵对家中大量的红色收藏以及对他有利的证据根本不屑一顾！
6、我家居住的大院与内蒙古医学院中医系比邻。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小将们将几位著名的教授家逐一查抄，无一幸免。几位老教授家世代相传的医学典籍，以及个人收藏的宋、元版书籍和宋瓷都被掠走。
那天查抄到王教授家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宪法》。他举起那本《宪法》，心平气和地说：“你们没有搜查证就随便闯入私人宅第，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个红卫兵一把夺去他手中的《宪法》，摔在地上，气势汹汹地说：“这宪法已经作废了！”
“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王教授说。
“我们已把它作废了。你打算怎样？”红卫兵又说。
在我们眼中，王教授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平时进进出出总是一副威严，趾高气扬的派头。他夹公文包，戴金丝眼镜，留着永远总是油光光的分头。平时我们跟他的儿子在院里玩，他只要一看到他爹下班，用不到王教授开口，立马乖乖地回家。而那天被批斗时，王教授完全是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衣服被红卫兵扯得凌乱不堪；头发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眼镜也不时地被打落在地。他不甘示弱，欲与红卫兵争辩些什么，越是争辩，得到的回答就是不断升级的口号，以及将其头部更加死命地往地上按。
那天，王教授遭到了痛殴，因为在一张中华民国给他颁发的医师执业资格证书上，赫然印有青天白日旗的图样。哇！不得了，那就是活脱脱的变天帐，任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值得庆幸的是，那天，有一位红卫兵是他的爱徒，他劝阻其他红卫兵用皮带的铜头抽他，而改用皮带的尾部。仅此，他就感激了那个爱徒一辈子。
在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往往去过去的大户人家以及“四类分子”的家中去抄家。红卫兵抄家时见到那些绘有山水或古装人物的瓷器一般就地砸烂，砸不烂的铜锡器、字画、古籍、古玩、丝绸皮毛衣服统统用车拉走。珠宝、金银首饰也是抄家的重点之物，红卫兵要把阶级敌人和剥削阶级过去“搜刮人民血汗的不义之财”彻底抄出来。
那时，被抄人家的字画、古籍、善本通通被视为“四旧”。不识货的抄家者，干脆将这些文化珍品扔到火里烧了；金银财宝，或私掖或上交，全凭抄家者的良心了。
王教授不懂得，当政策与语录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时候，自由也就消失了。而自由的消失，也会导致平等的灾难。因为没有了自由，平等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自由，平等就成了选择性平等。
7、听五舅说，得胜堡在1966年也对地主、富农抄过一回家。公社书记一放话，抄家就变成了一场洗劫。
如狼似虎的大小队干部带领一群贫雇出生的懒汉二流子就像日本鬼子进了村，直抄的鸡飞狗跳。他们什么都不放过，什么都要：猪羊鸡鸭、锅碗瓢盆、扁担水桶、锄头镰刀、板凳风箱、破盆烂罐、破衣烂衫，无一幸免。对于那些个懒汉二流子来说，反正蛐蛐也是肉、蚂蚱也是肉。
五舅家好不容易养了一只阉了的公鸡和几只兔子准备过年吃，也让他们抄了去。根据后来传出来的消息，那伙人当天晚上就把鸡杀了、兔子打死，连夜炖熟吃了。
得胜堡有一家地主，仅有的两床烂被单，两床烂棉花套子他们也都抱走了；一口过去做豆腐的烂锅，烂锅盖也搬走了；就连那家大小子学木匠用三块烂木板，还有两个五歪六斜的小板凳也给提溜走了。
还有一户地主，听到消息，六十块钱就把一头猪贱卖了，把钱让亲戚替他保管。等那个结巴队长赶来去开猪圈门，扑了个空。
五舅后来说，得胜堡出身不好的人家，每天都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哪天厄运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虽然他们土改后就一贫如洗了，但仍有人盼着黑灯重新洗牌，再凭空打闹点东西。
后记：
抄家的发明权应该是和四大发明一样属于中国。后来，先流传到法国，又从法国传到欧洲。
中国历代皇朝，对贪官污吏或反叛朝廷的官吏，最严重的处罚就是抄家和杀头。然而，这也需要资格，奉旨抄家，草民是轮不上的。
1919年11月，俄国革命进入白热阶段，布尔什维克决定对所有的俄国资产阶级进行抄家。一队一队的工人纠察队去抄有钱人的家，并清点财产。
1938年11月9日、10日的两个晚上，德国各地的纳粹在希特勒的最高指示下出动。在犹太人开的店铺的玻璃窗上画上叉，狂热的年轻人把犹太人商店的橱窗全部打碎。打犹太人、抓犹太人、给犹太人颈子上挂牌子、把犹太人的会堂砸烂。因为满街上都是碎玻璃，在灯光下就像水晶一样。
二十世纪抄家的规模、范围、数量、掠财之多，又让中国夺回了冠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