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应该是人民的历史，从人民的角度来看，美国是敌人吗？（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听着痛骂、恶骂美国的声音长大。大量的官方声音和媒体的声音曾经铺天盖地，光是歌曲就不少：“美帝国主义罪恶滔天，天天都把坏事干”；“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美帝国主义一定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就在中苏交恶最严重的时候，也是反帝第一、反修第二，“美帝苏修”一块儿骂，但美国首当其冲。
骂美国可不是口头的，而是有理论指导、系统宣传并且发自内心的，骂出了社会氛围，骂出了条件反射，一提美国就是万恶之源、最黑暗的地狱、世界上一切祸患的始作俑者。尤其是学习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立马想到美国，罪恶多端黑暗腐朽垂死挣扎日落西山气息奄奄朝不虑夕亡我之心不死虽然强大但是个快完蛋了的纸老虎……总而言之，如果反过来，如果是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上用相同的语气和姿态，从官方到民间骂中国的话，不知要引起怎样的中国不高兴。
奇怪了，骂得那么狠，美国虽然生气，可是说建交就建交，乒乓外交老美最开始伸出橄榄枝。基辛格、尼克森来中国的时候怎么看也不像黑社会老大，倒有点谦谦君子的风度。
都到了21世纪了，当有人提出“美国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的时候，还引起了轩然大波。骂美国的豪气不仅丝毫未减，而且还转到骂洋奴、卖国贼、美国走狗、美国特务、“为帝国主义张目”……直到现在，说美国是朋友还是要挨骂，好像有多么大逆不道、认敌为友。我估计，骂美国的声音还要嘹亮地震响若干年。
到底是有人“认敌为友”，还是有太多的人“认友为敌”、甚至恩将仇报、以怨报德？这事儿也该说说清楚。
就从庚子赔款说起。义和团的事儿这里不做评论，就说列强武装干涉中国的时候，同是列强的美国当时向各列强国家发出照会，强调美国要保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完整，维护各国跟一个完整的中华帝国平等贸易的原则。而且，照会的措辞非常强硬。我们知道，当时列强坚船利炮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意图进一步瓜分中国，但这次庚子事件由于美国的态度避免了更严重的结果。1900年7月3日由美国国务院发出的通告“美国的政策与目的说明”（发往驻华列国使团，并送交美国驻柏林、巴黎、伦敦、罗马和圣彼德堡大使馆以及美国驻维也纳、布鲁塞尔、马德里、东京、海牙和里斯本使馆）中明确提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寻求一种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的目的是能够给中国带来永久的安全与和平；维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保护一切友好国家在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下一切权利；维护世界各国与中华帝国各地（之间）的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
在赔偿问题上，各列强疯狂地向中国索取白银，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在华专员罗克西尔于1901年11月30日写给美国国务卿约翰海的信中说：“我们的目标是，在谈判中，运用我们政府的影响，以对跟我们一起谈判的国家（在华列强）和对中国平等的友谊，追求公正与合理。”“当与其他国家一起寻求最好的办法以防止类似混乱再度发生并防止美国在京侨民再度面临类似危险时，美国不支援延长在中国任何地区和任何地点的外国军队的占领，也不支持在京修筑国际据点，而要继续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我们一贯的政策是，支持一个坚强的、独立的和负责任可信赖的中国政府，这个政府能够并且愿意按照协约，维持秩序并保护我们的公民和他们的权利。”
罗克西尔是虚情假意还是玩真格的？美国政府会采纳他的意见吗？接下来，为了实现“美国坚决主张把赔款总数限定在中国的支付能力之内”，美国政府竟然开始搜集情报、展开调查，然后得出结论：“依据中国目前的资源和债务，中国无法支付列强超过两亿美元的赔款。”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美国出乎清政府意料地做了许多清政府应该做却做不了的事：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约翰･海（曾任林肯总统的私人秘书）明令美国代表，不得与各列强合作索要中国白银，要说服他们尽量压低索款数额。他的具体指示还包括：索款总额要尽可能地少；允许分期付款；避免任何一国单方面漫天要价；防止商议赔款的结果演化为分割中国的土地；赔款必须以货币形式支付而不能以土地支付；如果哪国不同意就要请求第三势力仲裁；通知各国美国政府准备压低自己的索赔数额。
细节不说了，反正美国总统、国务卿、还有那个罗克西尔，在长达三个季度的商议中，费劲扒拉反复周折地跟列强讨价还价，谈判成了美国和七国之间的谈判。完全被排斥在外的清政府似乎意外地获得了美国这个“代言人”。《辛丑合约》签订后，海牙仲裁没有支持美国的主张，中国总赔款总数为4亿5千万两白银（3亿3千多万美元）。其中俄国30％；德国20％；美国第六，7％。由于美国的作用，中国从不幸中挽回一点好处：赔款期限将延续39年；按照证券的原票面价值支付。
美国拿到的百分之七，有2400万美元。这笔款美国一直没动。后来，这笔款子用来在中国兴办教育，今天在中国依然名列榜首的清华大学，前身就是1911年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端。此外，这笔款还用来资助中国留学生留学美国，1909年到1911年三年中，共选派183名男生外加留美幼童12人奔赴美国学习。这些留学生进入美国各类大学学习深造，为中国培养可急需的高端人才。尤其是此后大批中国留学生涌向了美国，后来的五四运动以及德先生、赛先生的引进，都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此。
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弱肉强食，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抢占掠夺是中国人民永远的痛，留下了应当永远记忆的“国耻”。但对美国还真有理由“区别对待”，想想看，前前后后，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对待中国了？
我这样说当然涉及到怎样看待当时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肯定有人说我是为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辩护。现在，也是时候了，也该对“门户开放”问题有个公正的说法了。长期以来，国内“主流”一直都认定“门户开放”政策体现了帝国主义强权，目的在于为“迟到”的美国扩大在华利益、参与瓜分中国服务。我也知道说清楚这个问题不容易，但必须指出：中国学术界已经有了不同的声音，仔细研究当时的历史，这种不同的声音才是更加客观理性的声音。
“门户开放”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是打破和遏制列强瓜分中国的政策。中国主权之所以没有在那么多恶狼张牙舞爪之中彻底破碎分裂，之所以能够像后来这么完整，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感谢这个美国的“门户开放”。在中国领土上展开的日俄战争之后，美国立即要留两国从满洲撤兵。欧洲大战日本占领胶州湾，美国立即对日提出通告：“如果中国发生变乱时，日本在胶州以外所有行动必须事先与美国商议。”这实际上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还有那个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美国当即声明：“如果条件对中国领土的完整和‘门户开放主义’有害者，美国‘一律不承认’。”在巴黎和会中，美国并不是不想帮助中国，但受阻于欧洲复杂的国际关系，但是到了华盛顿会议，正是由于美国极力维护“门户开放”原则，才签订了《九国公约》，全称《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主要内容有：缔约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各国不得在中国谋取特殊权利而损害友邦人民的权利，不得鼓励有害友邦安全的举动；除中国外，各国不得谋取或赞助其本国人民谋求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专利或优越权。对于这样的公约，我们的解读一直都是“为了帝国主义平等瓜分中国”，但是不管怎么说没有从领土上实现对中国的瓜分，如果不是美国的坚持，历史将成为“帝国主义实际上瓜分了中国”。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放弃孤立主义之后，已经成为反对法西斯阵营的事实上的领衔，不光是在西方主战场，也包括在远东战场，对于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门户开放”依然发挥了对日的制约作用，其侵占中国国土的所有行为均被美国指出不予承认，构成了当时的“不承认主义”。美国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任何事实上情势为合法，凡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他代表所订立的任何条约和协定，足以损害美国或其人民在华条约上的权利，或损及中国主权及领土及行政完整，或违反国际间关于中国的制裁，即通常所谓‘门户开放’者，美国政府都无意承认。”中国抗战胜利没有美国的支持，至少要大大拖延或付出更加惨重代价。在整个二战日本投入天平样战场的军事力量中，美国一个国家独立消灭了日本的全部海空军以及日本陆军主力。战后日本局统计的数字表明，被美军击毙的日本军人1,587,814人；如果加上在中国战场被美国空军击毙以及印缅战场被中美联军击毙，这个数字约为188.8万人；分别占二战中日本军人阵亡总数239.2万人的66.38％和78.9％。中国抗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但也应该感谢盟友，其中首先就应该感谢美国。
抗日战争中，中国与盟军美国有一条重要的空中通道——“驼峰航线”。这是美援物资进入中国的唯一手段，从1942年到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条航线极为险峻，从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进入中国的云南高原和四川省，全长500英里，海拔在4500～5500米上下，最高达到7000米，气候条件十分恶劣，还经常受到日军袭击。美军先后投入飞机2100架，损失了1500多架。单是美军一个拥有629架运输机的第10航空联队，就损失了563架飞机。美国派出的优秀飞行员绝大部分献出生命，牺牲率超过80％！以至于有幸存的美国飞行员回忆说：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这条由飞机残骸铺展的山谷被称为“铝谷”，“驼峰航线”也被为“死亡航线”。辛勤勇敢的美国飞行员们，每天的工作量达16个小时，经常一天飞三个来回。如今，在中国抗日航空烈士的30块纪念碑的60面上，镌刻着3300名烈士的名字，其中有2200名美国人，除了名字，他们什么也没有留下，他们的亲人从来没有要求什么，甚至美国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起过这巨大的牺牲和英勇的壮举。这些献出生命的美国军人算不算“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这段历史算不算“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我们都知道“危难之时见真情”，美国够不够朋友在中国艰苦的抗战中应该看得最清楚。
可是，就在中共建政刚刚成立不久，中美之间竟然打起来了。当时的美军进入朝鲜半岛压根儿就没想什么“侵略中国”，而我们却派志愿军配合了苏联、支援了金日成，中美关系就此中断了20多年，而我们用“鲜血凝成战斗友谊”的苏联老大哥和朝鲜小兄弟一直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他们是朋友吗？我们是不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呢？历史往往需要沉痛的反思。
“危难之中见真情”，在中美早已断交的情况下、在美国被我们视为头号敌人的情况下依然如此。或许许多人都不知道，中国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群众忍饥挨饿。苏联“及时地”撤走专家，而美国新任总统甘迺迪及其政府对中国的情况给与了特别关注，并于1962年2月，美方提出了两套方案，一份不带任何条件：允许中国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300～500万吨小麦。另一个附带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他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不仅如此，甘迺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向中国特使王炳南明确表示：中国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场给与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所有这些，是什么？是当时只有美国才做得出的不计前嫌，是雪中送炭，是可以挽救千万人生命的真正的善意！不过，被中国政府严词拒绝了，唉！做人要凭良心，打开历史看一看，中国人民啊，有美国这样的“敌人”吗？
总是有人将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看作与中国人民为敌，这里用得着一句中国古语：“诤友可贵”。从抗战到抗战胜利后，美国对中国的“理想范本”就是一个强大、稳定、自由、民主的中国。仔细查阅一下1945年前后中美关系的往来记载，这一点其实看得很清楚。当然，种种原因，这样的“范本”无法实现。但是，历史上只要是中美友好的时期，就是中国获得良好的发展条件和机遇的时期。二战中，正是由于美国的支持，中国才成为盟军“四大国”之一；二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发起国，与美国有密切关系。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改变了国际上孤立、被动的境地，为改革开放作出铺垫。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访美。正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主任龙平平所说：“邓小平1979年提出的3个重要观点，都与他的美国之行有一定关系。首先，基于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水准的了解，邓小平在访美后一个月提出了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其次，访美使邓小平对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市场经济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79年11月，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再次，他于1979年年末提出，中国已学会利用加强国际交往合作的条件，在此之后，他进一步提出中国不仅要改革经济体制，而且要对外开放。”
历史应该是人民的历史，外交应该是人民的外交，朋友应该是人民的朋友。从人民的角度来看，美国是敌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