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右）幕后操纵中共破坏国共合作。（网络图片）
接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被掩埋的真相！（上）〉一文
7、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幕后操纵中共破坏国共合作
共产国际1922年4月《关于中国共产运动的纲要》曾指令中共“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倾覆封建主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秘档新论》，P216）七大这些决议和斯大林指示，否定了先造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以后再进入夺权阶段之宣言，意味着国民党已成被革命对象，应该推翻，中共应该直接夺权了；而且“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暴力夺权。这样，斯大林就下达了国共实施分裂的动员令！
以此为原则和动力，苏俄钦差与中共同仁开始公开加速夺权的行动。
8、中共率先兵变，为全面取代国民党政权预演
作为中共夺取军权最早的大动作，是吴玉章、杨暗公、朱德、刘伯承、陈毅（奉李大钊派遣）等1926年12月1日在四川泸、顺策动的起义。此举远在“四一二事变”之前数月。
在四川开县刘伯承纪念馆里有官方的介绍文字：“为了策应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泸州、顺庆起义。……以刘伯承任军长，创建中共实际领导的革命军队。”“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掌握革命武装起义的第一次重要尝试，它为党领导军事工作积累了经验，它所锻练的军事干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月下旬，刘伯承到达泸州城，对起义军进行了全面整顿，建立了总指挥部，统辖泸州军政财大权，彻底改组旧的衙门，清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加强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抓紧军事训练。”唯不知此处“清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内中有多少血腥，自称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支支吾吾，含糊过关。
中共的建军节似乎应该定在1926年12月1日才对，比南昌起义早九个月，“红军第一路”旗号早已打出来过了！为了使蒋介石背叛革命顺理成章，只能叫吴玉章、刘伯承等委曲求全，舍弃了打响起义第一枪的历史功勋，做一回无名英雄。
9、温文尔雅的蔡元培视共产党不共戴天，主持“清党”密会
1927年3月28日的会议，被称为“预备会”，5名到会的监察委员中，除古应芬资历稍浅以外，其余4人都是民国元老：即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根据会议的原始记录：吴稚晖首先发言，称中共谋反，应行纠察，开展“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作为主席，不仅不制止，反而立表赞成，提出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的建议，与国民党极右份子——西山会议派的反共言论同出一辙。
4月2日，正式开会，监察委员增加了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三人。吴稚晖提交查办共党的呈文之后，蔡元培随即向大家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经过他同意，会上还审定了既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也有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将近两百人，与会者一致决定：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一部分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清党”密会。
10、武汉工潮风起云涌
1926年9月6日当北伐军攻占武汉之后，中共基本掌控了此地的工人运动。第三国际劳合组织及中共建立武汉总工会，宣布：“假如政府与军队不保障人民之利益与自由，则吾人殊无赞助之道。吾人之要求，乃自由与利益之保障，谁能为吾人保障者，吾人即予以赞助，初不问其旗帜与名义若何，吾人今赞助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者，即本此旨。”（《史事纪要》1926.8～12月，P1077）此项宣言实际上已经属于无政府宣言，所谓国民政府乃至军队势必都要看总工会脸色行事，否则总工会有权自行其是。
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1月设武汉办事处，主任李立三，秘书长刘少奇，宣传部长项英。管辖范围湘、鄂、赣、皖、川、豫六省。工会成立时即设纠察队三千人，唯总工会之命是从。而国民革命军皆转战赣、豫战场，总工会即已控制了武汉局面，国民政府也得让它三分，斯大林要使武汉成为“中国的莫斯科”之初衷得以实现。
国际共产代表鲍威尔描述了那时武汉“罗马狂欢”状况：“成千上万在矿场、工厂和加工厂的雇佣工人，纷纷停止工作，在激进份子的领导下，不分白天黑夜地上街演讲、宣传和游行示威。”这种盛大的狂热必然会引发冲突：3月10日，中共控制的湖北省党部在汉口召开大会，与会的省总工会纠察队呼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引发与会的军校学生愤慨，导致斗殴。可见，在苏俄的操纵之下，反蒋已经公开化。同日，福州中共党员马式才等继续组织示威活动，打出“共产党是世界革命的先锋队”口号，导致亲国民党的总工会及农协反示威，双方发生斗殴，福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始得平息。
鲍威尔继续描述道：由于频繁的罢工运动，“武汉地区的工业被迫倒闭……”经济最繁荣的中国中部大城市武汉，市景萧条，经济停顿。
11、上海组织工人纠察队武装，大搞红色恐怖，筹划第三次武装起义
爆发于1926年10月和次年2月的前两次“工人起义”，均为国共合作对付北洋军阀。北洋势力退出上海后，罗亦农、赵士炎主持的中共上海区委在其宣传大纲里说：“上海革命的时机完全到了。”“但上次大罢工还只是举行一次示威，现在时机到了，我们应急速准备武装大暴动，夺取武装自卫，杀反动派，为死者报仇，为工人争自由。”（《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P257）就是说，前两次起义，只是罢工示威而已，而第三次起义是武装夺取政权。
中共掌控的工人纠察队经过整编，成立14个大队共2700人，拥有机枪20多挺、步枪4000余枝。
罗亦农在“关于政治与本党工作方针的报告”里说：“在工人区域，自从区委决定举行红色恐怖以来，已有很大的效验，打死了不少工贼，工人气焰很高，现在要把此种红色恐怖的范围扩大，凡是反革命分子，如右派领袖、买办商人、学生走狗等都要尽量的打击。因为现在是革命的高潮时期，民众都有此要求。举行红色恐怖以为革命的保障，是很需要的。同时我们要用恐吓的手段，使许多反革命分子不敢居留在上海，这就叫做精神的红色恐怖。”（同上P329）
这是有组织的红色恐怖。还有无组织红色恐怖：工人纠察队本来就鱼龙混杂，不少流氓无产者混迹其中。如今上海局势动荡，他们能安分守己？各种刑事案件频频发生。不独上海，南方许多城市的工人纠察队都在进行红色恐怖，冲击国民党机关，打死国民党人。
12、双方都在磨刀霍霍，4月12日这一天终于开枪了！
大陆教科书说：“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时，蒋介石令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
人们至今仍无找到蒋介石下命令的证据。4月12日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场到底是谁先动的手？我们还是看历史档案：
一、《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的《4月8日～14日一周国内外大事述评》记载：
“下午一时，闸北工人二千余结队游行，军队制止不服，（工人）手执铁棍、炸弹，其势汹汹，旋冲入旧俄教堂内，师司令部屋内现炸弹声，军队始开枪，被击毙十余，工人均扯苏俄红色国旗，纠察队被捕者百余人，中有六十余系旧鲁军兵士，因抄出旧符号……被拘工人供全系因雇佣受迫攻军，并非本意，与逃入民居者语全同。中以苦工为多，有知识工人预先早已规避。”
二、刊载在4月14日《时事新报》上的《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缴械后之惨剧》一文称：
“昨日下午一时许，总工会召集工人五百余人游行示威，在香山路会所排队出发，行经止园路、中兴路、中华新路、鸿兴路、香山路。当由宝兴路转入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闻讯，深恐人数太多，于通过时发生意外，即令所属集中部内，听候调动，一面在各区布置步哨，以资弹压。
及至下午二时零五分，工人方面，渐向第二师司令部接近。同时狂喊各种口号，愈喊愈烈。卫兵方面，以工人等似有包围司令部行动，即向工人等警告，谓此处系第二师司令部，尔等须避嫌疑，齐从对面路旁过去，否则干涉未便。工人等闻语，当有一形似领袖者出答，谓我等可服从，但全体恐未必皆服从云云。卫兵等见情势紧迫，即将司令部大门紧护，阻其冲来。该首领者见不能进，突然掉首大呼‘往前冲’。语甫出，即有纠察工人一百余人，齐在后方抽出手枪，向司令部门前开放。在前工人等，亦均抽出铁棒木棍，施行殴击，卫兵队猝不及防，当时被击毙—人，弹伤四人，殴伤二十余人。
第二师长斯烈闻讯，以来势甚是汹涌，无从劝解，为自卫之计，乃下令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沿宝山路一带之商店见状，纷纷收拾闭门。各处居民，咸惊惶失措，不知所适。车辆行人．顿时绝迹。十五分钟后，枪声益密，间以炮声，盖军队方面，已由司令部大门冲出，向工人队伍中射击。时工人方面，已死二十余人，抵抗力渐觉不支，遂纷纷向后方退走。军队方面，亦渐向前进逼，当工人等退至宝通路一区党部门前，突又开枪反攻，经军队方面，用机关枪扫射二次，工人残队，始窜奔四散，分头逃逸，一场惨剧，予此始告停歇。综计是役，计激战三十分钟，军队方面死二人，伤三十余人；工人方面，死三十余人，伤四十余人，被拘八十余人；路人被流弹致死者有某水果摊贩及一皮匠，均中要害而死，负伤者亦有十余人。”
三、第二师参谋长祝绍周的回忆：
“匪党在青云路举行集会大会，数虽有一万余人，但以长枪被缴，为祸不烈，故其先头匪徒众行经宝山路向本部直冲时，能为本部守卫所阻，惟其人众势大，蓄意谋乱，多持铁棒乱殴，中间尚杂有不少手枪，我卫兵遂有死一伤数，在此不得已情形下，卫兵始鸣枪自卫，当场伤毙百余人，余均作鸟兽散。经派队围截，捕得七百余人，身均藏有直鲁军符号，查系溃散军阀余部，为匪党以金钱收买，充作扰乱地方秩序危害党国人民者，何来真正之工人？”
四、《杜月笙传》的相关记载：
当时，第二十六军军长和第二师师长都不在闸北，天主堂司令部，由祝绍周将军负责指挥，游行队伍快过来之时，特务营长请示如何处置，祝绍周断然的回答说：
“请他们改道！”
“万一他们不肯呢？”
祝绍周斩钉截铁的说：
“枪在你们手上！”
全体官兵严密防范，冲要地带架设机关枪，天主堂每一扇门，每一个窗口，最低限度布置一名枪兵。移时，共党暴徒果然发动了凌厉攻势，人潮开始向天主堂猛冲。司令部第一线的指挥人员，恐怕共产党徒逼得太近，路窄人多，双方开火，秩序一乱，可能造成重大的死伤，因而先开一排朝天枪，加以警告，表示军方有坚守的决心。然而这边的排枪轰出了一蓬蓬的白烟，共产党的前锋却立刻拔枪还击，一排排子弹射得石迸瓦飞，显见他们拥有枪枝不少。守军迫于自卫，只好还手，移转枪口开始平射，置身最前的群众当即纷纷卧倒，指挥官更加不敢疏忽大意，因为他一看对方的动作，便晓得他们不但不是乌合之众，而且必定受过军事训练。
激烈的枪战又展开，由于第二师据险而守，机关枪在咯咯的响，往后拥来的群众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四散奔逃，共产党人高声叱叫，竭力堵截，但他们自己反而被急于逃命的人潮冲倒，直到后面徒手和持刀斧棍棒的群众逃得一干二净，前面的人虽然死伤狼藉，却仍懵然无知的还在猛烈攻击。这时候天主堂的窗口伸出喇叭喊话：“后面的人都跑光了，你们还不快点缴枪投降？”卧地射击的暴徒这才发现上了大当，于是有人高声喊叫：“不打了，咱们走！”
官兵们一听讲的是山东话，当时便极感诧异，冲出去活捉九十多名暴徒，原来他们是张宗昌部下的直鲁军，近来流落在上海，共产党诱之以利，许他们当带兵官，或者送盘缠、买船票送他们回老家，他们这才跑来充敢死队，打先锋。
以上4种说法，除了在对方人数等细节上有出入以外，皆异口同声，即：游行队伍并非都是工人群众，混杂有收编的原北洋士兵；游行队伍并非赤手空拳，至少有手枪、铁棍。事件发生时，第二十六军军长及国民革命军驻沪司令白崇禧都不知情，更别谈蒋介石下命令了。
13、四一二事变，蒋介石没下命令，这场事变究竟有多血腥？
综合以上说法，国民党军队开枪，根本不是得到坐镇南京的蒋介石下的命令，而是驻沪守军情急之下的报复性自卫。其后几天，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工人骨干，以及普通劳众，主要是杜月笙为首的帮会出面干的。
蒋介石抓住了这个时机，趁机在他控制的势力范围里清党。巩固了他的地位，挽救了后来称为中央系的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国军）。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死亡情况如何？杨天石教授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介绍的数据如下：据上海总工会报告：“当天收击毙者在百人以上，伤者更不计其数。”据《时报》报导：“连行人死伤者约20余名。”据联合调查社报告：“工人死三十人，工人及民众受伤者五十六人，士兵死十二人，受伤五人（含浦东地区）。”而1953年编撰出版的《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第4辑《四一二事变的前前后后》则含糊称“数百人”献出生命。远不及老毛“反AB团”杀掉的红军将士之几十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