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遗传工程生物技术的强烈冲击，遗传工程裹挟着一系列科研成果呼啸而来，在毫无思想准备、目瞪口呆的人们面前勾勒出一个崭新的“美丽新世界”。
在这个将遗传工程应用于农牧业、食品工业、能源开发、医药卫生等领域的新世界中，遗传工程散发出神奇的力量：如果将它应用于农业，就可以培育出高产量、高营养、抗病虫害、耐寒耐旱等诸多优点的农作物；如果将它应用于人类，就可以根除遗传疾病等等；如果允许“克隆”人的话，人们甚至可以借助遗传工程换个器官，治愈病痛，乃至延缓衰老等等。
这种新技术无疑给深陷于工业文明危机感中的现代人增添了一线希望、带来了一片曙光，一度被人们强烈批判过的技术盲目乐观信念和科学技术崇拜又在它的声势中悄然兴起。
伦理学家、法律专家和社会工作者首先对遗传工程带来的所谓“福祉”表示出了担心和批评：人类对于生命遗传的过多介入所产生的自然界的生命的变异，究竟会将整个地球生物圈引向何处？
遗传工程技术的发展对人类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以及现有的法制体系的颠覆性的冲击，可能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如果真如遗传工程所阐释的那样，人们可以通过检测遗传密码预测每个人可能患有的疾病，那么带有致病基因的人是否会在就业、保险等方面首先受到歧视？曾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和痛苦的希特勒式优生学又是否会死灰复燃？
面对基因工程这个会对人类的全部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事物，这种充满人文关怀的担心显然是必要的，但却不是足够的。因为这种担心和批评很容易被遗传工程管理者许诺式的宣传和遗传工程实践者对人类遗传密码解密的神话消解于无形：前者向人们承诺，每个人总会从遗传工程带来的无尽福祉中得到自己所需要和追求的东西；而后者又信誓旦旦地说，人类基因图谱的破解将使每个人免于可能罹患的一切疾病。
从事遗传学、进化和有机体支撑系统物理学科学研究的学者侯美婉，以《美梦还是噩梦》一书为我们提供了来自科学界对遗传工程研究和评价的另一种声音：“（实际上）遗传工程的实践者、管理者和批评者都同样忽略了遗传工程所固有的危险性。”要想真正地理解作者所说的“遗传工程所固有的危险性”，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到底什么叫遗传工程，遗传工程所采用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
所谓遗传工程又叫基因工程，诞生于1973年，是分子遗传学和工程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它采用类似工程设计的方法，按照人类的需要将具有遗传信息的基因，在离体条件下进行剪切、组合、拼接，然后把这种人工重组的基因转入宿主细胞内进行大量繁殖并表达，以创造新的生物。遗传工程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以重组ＤＮＡ的技术开辟了在短期内改造生物遗传性状的新天地，跨越了生物种属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使人类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培育生物新品种、新类型，甚至创造自然界从未有过的生物种类。
作者在书中反复向读者强调了遗传工程的两个特点：第一，遗传工程“完全不同于常规育种”，而是超越了常规育种，它用人工构建的载体繁殖基因拷贝，然后再利用这个载体把基因安置到寄主细胞中；第二，遗传工程借助能够攻破任何生物防御外来基因机制的载体，打破了生物种属间的界限，它可以使任何种属的基因进入其他任何种属细胞的内部。基于这两点，作者认为，正是遗传工程这种操作的固有危险性，即其可能带来的基因水平转移，正在将人类逐步推向噩梦的深渊。
具体地说，由于遗传工程一般采用病毒作为植入基因的载体，所以虽然这些病毒的病原功能事先都受到“致残”，但是由于这些病毒进入新的生理环境以后有可能遇到恰恰与它互补的序列。本来这些序列也已经在寄主细胞中丧失了活动能力，但是二者碰到一起，病毒就可能复活，甚至还可能发生基因重组，产生新的致病病毒。
更加可怕的是，由于这些载体能够跨越生物种属间的界限，释放于环境中的ＤＮＡ可以无限期地活下去，并保持转化其他物种的潜力，因此人就有可能患上原来只在动物身上发生的疾病。我们已经发现一些老传染病如肺结核等又开始在世界蔓延，我们还发现数百人感染了源于啮齿动物的猴天花病毒，另外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在过去二十年间至少增加了三十种新疾病，而且其传播范围在不断扩大。
作者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确凿的证据说明，基因水平转移是造成抗生素抗性迅速传播和毒性病原菌出现的原因”。正是遗传工程的万能载体为基因水平转移增加了无限的机会。说到这，不禁联想起前一阵猖獗的病毒性流感使许多常用抗生素无能为力的情形，由此推理不由得人一阵阵脊背发凉。
为了让人们认清遗传工程的真面目，作者进一步指出了基因工程缺陷的根源。
众所周知，遗传工程的产生是基于遗传决定论这一基本信条。遗传决定论认为基因是生物最基础的精髓，以基因为基础的生物是固定不变的，在变化的环境中仍可将基因区分出来，而且每个基因的功能都独立于其他基因。因此遗传工程才会企图通过改变基因来控制生物的性状，旨在揭示人类遗传程序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也是以此为基础的。
但实际上，遗传决定论是还原论科学的一种形式，而还原论早已遭到大多数科学家的批判。因为随着科学事实的积累，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个世界有其复杂性、有机性和整体性，还原论只能局部有效。同样在近四十年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发现，遗传性与其说是基因的性质，还不如说是处在生态环境中生物整体的性质，所以基于遗传决定论得到的转基因品系，本质上必然是不稳定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加利福尼亚培育出的转基因番茄，就不能很好地在佛罗里达生长。
另外，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受生理环境和外界环境的调节，极不稳定，基因型与表现型也并非必然一一对应，例如ＨｂＳ基因，有两个就是镰形细胞性贫血患者，而有一个却比普通人更能在疟疾猖獗的环境中生存，而且每一基因都有许多变异体，同一基因或不同基因的许多突变都能引起或者消除相同的疾病。除此之外，科学家们还发现，基因是成簇存在的，不易分离，而且没有任何一种酶或基因是孤立活动的，所谓单基因缺陷造成的疾病只占人类疾病总数的2％以下。
以上种种科学发现表明，遗传工程所勾勒出来的新世界远非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如果我们不在遗传学研究中考虑环境对基因的影响，转基因产品就不可能大规模推广；由于我们必须去了解基因相互作用的复杂机制，所以那种通过单个基因控制生物性状的企图只是一种梦想；由于单基因缺陷造成的疾病种类太少，所以遗传工程也就不可能全面消除遗传疾病。事实上，那些作为遗传工程实践者的科学家们对遗传工程可能带来的结果，也怀有一些不安和焦虑，他们同样也提醒政府必须对转基因食品实行严格的安全检测和标记制度，他们自己也承认虽然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测出了人类所有ＤＮＡ的碱基顺序，但真正破译人类的所有遗传程序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当前，对遗传工程的研究仍在商业利益编织的炫目外衣下继续进行着。但《美梦还是噩梦》中的《人类遗传决定论的新冒险领域》、《基因美梦变噩梦》等文章已经在向人们发出郑重警告：如果我们不在用遗传工程生物技术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全部问题的美梦变成噩梦之前采取行动，后果将是十分可怕的。而作为公众，应该多倾听来自这一研究领域中非宣传主流的声音，这必将有助于我们对遗传工程作出更加全面和正确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