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卧底在国府军委会的最高阶中共间谍刘斐。（网络图片）
据历史学家杨天石数年前关于淞沪会战的考证文章，有下列一段文字：1937年8月20日，蒋介石得报，金山卫有日本水兵登陆侦察，指令“严防”。10月18日，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的情报提出，日军有在杭州湾登陆企图，但估计登陆部队最多一个师，不会对上海战局有什么影响。11月5日，日军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以三个半师团的兵力，在舰炮掩护下，于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登陆。
当时做出这项“错误”情报评估的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组长，即是日后被证实为国府军委会的最高阶中共间谍：刘斐。根据历史资料分析，应该是这则奇怪的情报，导致淞沪战场国军被金山卫十万登陆日军背后包抄而溃败。如果没有这则错误的情报评估，国军应该不至于如此惨败。
这是因为：
一、“8月20日，蒋介石得报关于金山卫日军登陆可能性”，应该可能是军统的首脑戴笠首先预见到日本会登陆作战，所以他成立调查勘测组，以4天4夜完成了川沙县、金山卫至杭州湾的调查勘测任务。在总结报告中，对这一带海岸线敌军兵力、谍特动向、敌军意图、地质地形、滩涂港湾、水域深浅甚至海匪湖盗的情况都有详细记录和分析。戴笠由此还提出5条建议。其中最重要和最有预见的一条是：因金山卫硬滩地带港湾水深，日本很可能选择此处登陆，应加派重兵防守。这件报告由戴笠及时转交蒋介石本人和淞沪前线部队指挥部门参考。
二、“顾祝同的情报”在金山卫登陆战发生前，南京统帅机关并非全无所悉。迟至10月22日，顾祝同曾经将所获的情报报告何应钦，说“闻敌将有3个师团来沪增援，其先头部队26日可抵沪。”但此项情报并未引起南京统帅部和第三战区领率机关的重视。不知顾祝同其当时是否将所得情报直接向蒋介石上传，或是透过军事委员会参谋机构传达。又此10月22日顾祝同所获之情报与稍早10月18日军委会第一部作战组的情报集结论（估计日军登陆部队最多一个师，不会对上海战局有什么影响）两者相悖，不知当时最终情报评估的结论为何，竟未能影响整体情报判断？
从这两项国府军情单位对日军可能登陆可靠情报与刘斐负责的军委会第一部作战组轻描淡写的情报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来看，我们可以产生合理怀疑：一个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被称誉为军事学家的高级参谋刘斐所做的情报估计可能是故意为之。
刘斐的确是一名中共间谍，一个间谍的表面作为与背后动机是并不相符的；但是做为一名间谍，其间谍活动从何时开始的呢？只有在国共战争时才发挥作用吗？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刘斐虽然先前被认为是桂系，且与李宗仁桂系军队渊源甚深，但是其本人思想在北伐时代早已左倾，据国民党海军将领杨宣诚之证词，刘斐在1930年留日阶段即实际加入共产党组织；日后中共内部资料亦显示其于内战时期隶属华东野战部。
在日本留学六年，1934年春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留学归国的刘斐一回国即弃桂系而奔南京要求为中央尽职，负责接待的参谋本部军官事后讲述，他当时非常怀疑刘斐，因此质问：为什么回国不到广西去看资助你留学的白崇禧将军，却跑来参谋本部报到？当时，刘斐义正词严地对那位军官说：“自己是国家培植的人才，绝不能去作私人的工具，虽则与白氏私交够厚，但却不愿因私而害公，所以决意在京听候分派工作。”那军官看刘斐满脸是戏，极厌恶，遂拒绝了。刘然后又奔南昌欲供职剿共行营，亦未果。以当时那种各为其主的派系割据局面而言，以及随后刘的行动，只能考虑其另有所图。（钱文军：卧底刘斐）
而从77抗战之后，随着白崇禧一起，刘斐讨价还价地进入了国府军事委员，成为军委会第一组组长，从此国军统帅部就没能指挥打一场稍微像样的仗，包括从一开始的淞沪会战日军金山卫登陆情报评估“失误”，导致淞沪会战全线溃退，到南京防卫战失败，第一次入缅远征军失败，一直到最后淮海战役葬送国府命运。
相反地，刘斐不能直接插手下令的作战就没有屡战屡败的晦气。第二次远征军缅北的作战由盟军联合指挥部指挥作战，滇西战场归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直接指挥，都是胜仗。陆军总司令部所指挥的湘西会战获得几近歼灭性的雪峰山大捷，其所属部队在广西等地追击作战也即大反攻，也都节节胜利。（钱文军：卧底刘斐）
至于刘斐离开国府军事中央后，中共进犯台海，在金门古宁头失败，更是与国共三大战役形成强烈的对比。
再看淞沪战役失败后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部分。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即秘密着手南京之现代化外围防御工事，但1937年11月淞沪战场溃退后，吴福线和锡澄线的水泥堡垒防御工事之驻守与掌管，难以想像地堡垒钥匙是由当地乡、保长保管，而需要开启时竟找不到这些人。以军事组织管理角度而言，防御工事既然修筑完成，应该移交给管理单位，直接管理单位应该就是发包工事单位，当时应为军委会执行部，担任执行部主任是后来弃南京城逃跑的唐生智。另外，也是唐氏在1934年春着手制定《京沪保卫战设想和计划》，12月主持南京保卫战大演习的。他在此处的诸多失误可谓责任重大。
但这些防御工事的问题日军方面未必得知，照理来说强攻将令已经经历淞沪恶战疲惫不堪的日军担忧付出巨大代价，日本高层此时仍有不扩大的主张，日军大本营即在11月限定了日军在华东作战不越过嘉兴苏州一线，陶德曼也还在为中日之间调停，中日仍可能随时有如1932淞沪之战那样随后停战，但为何日军仍会冒进攻向南京？
这些令人不得不怀疑与国军方面有内奸而军情外泄有关，最后造成日军攻势扩大直攻首都南京；国军中央军事会议上是唐生智与刘斐力陈主张防守南京而非作为不抵抗城市，但唐自愿守城最后却仓皇逃跑，不顾军民后路，铸成历史大错。可笑的是，南京陷落与遭受屠戮的两个责任人：刘斐与唐生智，后来竟然联手合写了《南京保卫战》一书，在80年代出版。从此，两人观点的南京战役竟成为中国（大陆）认识抗战史实及南京大屠杀的权威资料，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本书不也是中共党组织清楚明白两人在南京陷落扮演的关键角色而要求两人所做的一份粉饰的“交代”？
虽然刘斐的间谍行为最为人知晓的是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之中，但是从其本经历与抗战时期可疑之处，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促进毛泽东所谓“蒋日我三国”对中共有利的局面上发挥了极大的功劳。
淞沪会战一役最终的溃退，更是刘斐作为当时主管情报的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组长，却做出极为离谱的情报判断而导致日军顺利登陆包抄国军所导致的，这点是我们在回顾抗战历史南京悲剧以至整个大陆沦匪的过程里“刘斐的阴影”时，不得不加以详细审视且质疑的一个起点。希望有更多的历史学者能够深入研究刘斐此一争议性极大的共谍所发挥的更多“作用”与间谍踪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