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是当今中国大陆法学界泰斗极的人物，是中国民商法学的奠基人之一，虽然只当了两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却被誉为“永远的校长”！虽然已到耄耋之年，却依然在为中国的法治而“呐喊”！
“有人问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一生最刻骨铭心的是划右派的经历！’1960年秋，我在北京门头沟大台煤矿劳动改造的时候被火车轧断了一条腿。当火车轧断小腿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极限伤痛，终究是一时的，而划右派后‘撕心裂肺’的那种极限的精神伤痛，却是前后折磨了我22年！”
“从1957年到1978年，我该失去的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也失去了，最低谷时，除了这条命，其他所有的都失去了。”从1957年到1979年，江平与法律专业隔绝22年，这是他生平最苦闷的22年。“我在能够为中国法治事业做贡献的时候，已经50岁了，人生最黄金的时代，恰恰应该是在30岁到50岁这20年，我丧失了人生最宝贵的时间。”
江平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基本一帆风顺。他出生在大连，7岁到上海，9岁到北京，初中就读北平艺文中学，高中就读崇德中学。1948年到1949年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1951年8月，作为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就读于苏联喀山大学法律系；之后，转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1956年底，以全优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回国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他原以为从此步入“天堂之门”，没想到1957年给他开启的却是“地狱之门”！
1957年的春天，中共开展“整风运动”，一再号召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天真如江平者，以为这是帮助党做好工作的一个好机会，找19位青年教师，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五点意见：（1）认为学校整风不力，应当在党委领导下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帮助党整风；（2）认为学校的问题揭的还不够，中层干部都不出来揭发，要求中层干部带头帮党整风；（3）认为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但真相究竟如何，没有下落，应当就一些重大问题成立专门的调查小组，弄清真相，公布于众；（4）老教师中有一些在肃反中，由于肃反扩大化背了黑锅，应当予以澄清、道歉；（5）现今的工会选举不民主，是自上而下的指定，应当实现工会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
第二天清晨，江平等人将大字报贴在了3号楼门前。因为这是青年教师写的第一张大字报，又有20人签名，引来很多人驻足观看。当时北京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刘镜西，也专门跑过来看了这张大字报。看完后，还夸奖说，写得不错！江平心里美滋滋的，又约了三个人，把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以反映意见的方式，正式向学院党委作了反映，得到学院党委领导的表扬。
未想到，1957年6月8日，风云突变。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向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发动猛烈反攻，帮党“整风”一下子变成“反右”，请大家提意见，成了“引蛇出洞”。7月的一天早晨，江平起床后，到校园各处走走、转转，转来转去，转到一堵墙跟前，发现上面有一张大字报，竟然是专门揭发他的右派分子真面目和严重罪行的。不久前，他写的那张被交口称赞的大字报，转眼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江平的心一下子掉到冰窟窿里了！江平刚从苏联回国不久，有人请他谈在对苏联的看法。他讲了，斯大林的问题，不能仅仅从个人品质上看，苏联的制度也存在缺陷。这番话，也被翻出来了，说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满腔热情提前回国效力的江平，报效祖国还不满1年，就被打成恶毒攻击党的“右派”，变成了“人民的敌人”。这一年，他27岁！
不久，他在苏联相识的新婚妻子跟他离婚。他被发配到北京西山劳动改造。在一次抬重物过铁轨时，由于心力交瘁，被风驰电掣的火车带倒，直至拖出几十米远，性命虽然保住了，但无情的车轮碾碎了他的一条腿。打成右派、离婚、断腿，接二连三的灾难，象泰山压顶一样，全都压在了他的头上。一年前，他还在莫斯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作为留学生代表演讲；半年前，他还在作为青年专家接待来访的苏联法律代表团。昨日的意气风发，转眼成了失意坎坷。婚姻、家庭、名誉、地位，全没有了！他在心里默默告诫自己，无论多苦多难，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活着，可能还有希望！就这一个信念，支撑他在人生的最低谷，没有倒下去！
在那之后的岁月里，江平一直在苦难中求生存：1963年，他开始教俄语；“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北京政法学院正式宣布解散。然后，他回北京找工作。在多数同事都找到接收单位后,江平却一次又一次吃闭门羹。他首先找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希望能在这里教俄语或者英语。但是政审后一句“政治不合格”彻底断送了他的希望。“什么第一批派出去的留学生啊，成绩全优啊，这些一点用处都没有！”最后，在北京远郊的延庆中学当了一名老师。那一年，他以为这辈子永远不可能再搞法律了，把自己省吃俭用从苏联带回来的珍贵法律书籍，绝大部分当废纸卖掉了。1977年反右20周年，江平虽已摘掉右派帽子，但政治待遇依然是“摘帽右派”。悲情难禁的江平曾写过一首诗：“莫道系铃已解铃，风吹时闻旧时腥。长握笔管悲难禁，强闭喉舌心欲鸣。鬼域犹得诉罗殿，圣朝无处哭昭陵。为何三纪用兵者，却怕书生纸上兵？”“强闭喉舌”和“欲诉无门”正是这20年江平苦闷压抑心理的真实写照！
1978年的秋天，江平从延庆中学回到刚刚复校、还没有学生的北京政法学院。不久,江平接到了通知:正式为1957年划定的右派身份“彻底平反”,同时恢复了一系列待遇:团员身份(虽然他已经48岁了),助教身份。而后一个身份意味着他又能够光明正大的研究法学，能够站在传播法学知识的讲台上。1982年，江平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1984年，任改名后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1988年6月，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1990年2月15日，因支持八九学生运动而被免职。
毛泽东大规模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始于1942年延安的“抢救运动”。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说：中央党校挖出特务250人，行政学院除1人外，教职员工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过半数。据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抢救运动”中，“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
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年至1952年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54年批判胡适，1955年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这些运动都是1957年大规模整肃知识分子的预演。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则是毛泽东消灭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坏分子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打压知识分子的第一个高峰。
反右运动开始前，毛泽东笑咪咪的对中国知识分子说，有意见尽管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反右运动结束时，据中共官方说，全国打了 55万右派分子，实际上，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自此，中国大陆所有敢言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都闭上了嘴！可以说是：“知不敢言，言不敢尽，言者有罪，闻者动怒”！
责任编辑：蔡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