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须了解，语文其实牵涉了思想脉动与社会发展。（图片来源：Fotolia）
返台，逢《国文天地》梁总，谈起刊物今年要办三十周年庆了，不禁感慨系之。一份人文杂志，尤其是一本谈社会语文问题的杂志，能存活至今，是多么难的事，真非当年我创办时所能逆料。唯创业维艰，守成不易，这些年梁总经营得好更应感谢。只不过，当年批判的问题，今天仍在，而且似乎更为严重呢！录一旧作，以志一斑。
人对他自己依赖最深的东西，往往最不能感受到它的重要。就像空气，人虽不可须臾无之，但除非情况特殊，否则一般是不太会注意到这个事实的。语言，也是如此。
语言对人有什么重要性呢？
最基本的，当然是因为人必须依靠语言来沟通。但你不要误以为语言只是沟通的“工具”。我们使用语言时，是凭着信实的动机和正当的行为，才能让语言准确传示意义；所以准确的语言，是诚实社会生活的先决条件。假若语文一片紊乱，充满了虚饰、夸张，或者牵强、枯萎与错误普遍存在，则沟通便不可能，而社会也生病了。
在李维（A.W. Levi）《哲学与现代世界》一书中，他曾谈到诗人艾略特为语言的精确而战；史蒂芬斯宣称我们必须以信实言辞的食粮过活；庞德则强调作家的职分，在于阻止一般人把语言当成一种背信的工具使用；至于维根斯坦，这位哲学家，更是坚决地认为：“哲学是一场战争，藉用语言来抵御我们智力的蛊惑”。（页55）
其实当代思想家无不致力于语言之探索，李维所举，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例子而已。
要用语言来抵御智力之蛊惑的，把现代的逻辑跟科学方法，视为一种形式语言和科学语言的运作，而在哲学上引发了方法学的大革命，开启了逻辑经验和语言分析的各种流派。
把语言放到社会中讯息之传扩与沟通的情景中去观察的，发现语文不但是最普遍的沟通、交换符号，也是一切沟通行为中结构最严明，意义最清楚的；一切社会间联姻、货币关系，均可以语言结构来了解，遂又形就了符号学、结构主义、语言心理学等学派。
而那些注意到沟通问题中道德因子的人，则相信稳定清晰的语言，是民主而开放社会的必要条件，因为唯有祛除了语言的暴力与欺罔，社会才能真正清明。
因此，我们虽不敢说对语文的关切，是一切当代思潮的特质；但忽略了这一点，确实无从掌握这个世纪的思想脉动与社会发展。而且，恐怕也没有资格做一个现代人。
语言面临的问题
但话说回来，对语言的感知与反省，固然可以要求每一个现代国民，可是真正能对此有所贡献的，毕竟还是社会中少数的知识菁英。这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菁英，或从语言本质、语言行为中，去思索语文问题，发展有关语文的理论。或在语文之使用中，实际展开中对语言的觉察、熟稔与新创。他们是语文传统的延续者、教育者和反省开创者。
而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不但一般社会大众、社会体制普遍不重视语文、甚或扭曲污染语文（诸如政治口号、商业广告……）；连这些语文传统的护卫者，对语文也掉以轻心，潦草随便，得过且过。
相对于本世纪世界学界在各方面对语文现象及其相关人文问题的研究，我们有什么研究成果吗？创了什么学派？发展了什么理论？
知识分子的语言能力
好吧，姑且不谈这些，那么我们编出了什么样的辞书呢？我们高级知识分子的语文运用能力用能怎么样呢？
《国文天地》第五期曾刊有蔡锦昌“中国学术语言的出路”一文，批评现今学者的文字大多蹩脚，词汇双语化、界定条件词组乱用、标点乱标，且受洋文表述及思考模式之影响，疙疙瘩瘩，犹如垃圾。我想他的批评，在社会及自然科学方面十分明显，研究中国文史的学者有此毛病吗？人文学者之文笔即可令人满意乎？
这当然不能率尔作答，全凭主观印象来说话；但也不易替人文学者找到一语文能力之平均值。因此要谈这个问题，最好能立一例以为标准型，才便于讨论。也就是我们不专门找坏的例子，来证成我们的结论。而是选一个大家公认及他自己自认为很不错的人作标准，先检查看看。
恰巧我手边有一册龙宇纯的《荀子集论》。据龙氏自云其“主治语文学，于上古音中古音迭有发明，后者更独造新境。其《中国文字学》一书褒重于时”，所以不妨暂即以他为例。
这当然不是全面评价他的成就，而只是在他自认“所论莫不精粹”的论荀之作中，发现一些十分普通的问题。
寻常的问题
例如自序第一句：“本论集共收有关荀子其人其书及其思想之论文或札记八篇”，就不太对劲，或字该改为与。
第二句说他大学读诸子书，乃无师自通，入研究所“复读诸书”，复字也用的不对，应改为续；复与续用在文章里，好像语意一样，其实不同。
底下又说“上来所陈，微词编诸文旨撰作经过”，上来所陈，为什么不改为以上？
“门人张宝三兄”，既要摆老师派头，兄字尽当删去。
“先慈逝世之六周年”之字不嫌累赘吗？
“聊达寸心”，既逝矣则不能达，这是想说“表达”，却有不肯老老实实写成聊表寸心所致。
然后翻开文本，第一句说荀子生平，前人“考信虽众，顾皆不足餍人意”，仍然欠通。厌即是足，何须冗字？考信用崔东壁事，然考而既信，何以又不餍人意？此只当写作考据虽多，皆不餍人意即可，不必掉文。
诸如此类，显然这位语文专家在词性的掌握、同义字用法的分辨及文句前后连贯的关系方面，能力都有问题。所以书里才会出现一些像“旬孟论性虽取相同，实则所指有别”“在儒学天地里，荀子究竟处的什么地位？恐怕更是应予肯定的”（页57）的怪话。所取既同，所指何异？什么地位，尚待研究，如何肯定？
语文学者的问题
主治语文学者，语文表达能力不过如此，则其论荀“所见不出语文学范畴”的结果，真能“所论莫不精粹”吗？而且，一个所见不出语文学范畴的人，何以会相信他在讨论荀子思想时所论莫不精粹？
这也许可以显示今天我们语文学者真正的问题所在。——
语文能力不好，可能除了训练不够、不虚心之外，对于文学的理解亦有偏差。像龙氏，一下说他“筹画创设”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一下又说他在中古音方面“独造新境”，一付沾沾自喜、器小易盈的样子。此必非其本性骄妄，而恐怕是不晓得今天语文学的发展，早已不是什么六书法则、中古上古音拟测的时代了。这些问题固然仍须研究，但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在这个部分有点见解，实在算不上什么。他自诩专从研治文字之观念方法检讨，已为科学的文字奠基植楹。但若真正看看本世纪有关语言的研究、科学的哲学之发展，这种基本方法论的讨论，距“科学的文字学”还遥远的很呢！
我这些话，不是要批评某个人，而是在强调：对语言的重视，是我们这个时代各门学问之所以进步的关键；而我们的学者，实在应该好好注意语文，在观念和实际行动上加点油，特别是当学术语言本身都疾病丛生时，我们更得痛切反思改进。
否则，不仅如蔡锦昌说，中国的学术语言没有出路。中国的学术，恐怕也前途堪哀；语文传统则岌岌可危，社会则日益混乱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