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大左狂”之一的柯庆施。（网络图片）
1958年毛泽东发起大跃进，要超英赶美，建立人间天堂，几乎所有地方党政要员都唯恐落在别人后面，一个个争先恐后，炫耀自己的高指标。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高举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冲杀在最前面，人称“四大左狂”。
河南是最早建立人民公社的，安徽和四川都是最早宣布全省亩产放卫星的，而上海的柯庆施当时则以一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而在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热中脱颖而出。后来，四川，河南和安徽是在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省分，而上海则由柯庆施种下了极左和个人崇拜的种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结出四人帮的恶果。
这四大左狂的家庭和个人都背景非常令人深思。李井泉是江西临川人，出身地主，曾在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投身政治，进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再追随毛泽东上井冈山，长期担任毛的私人秘书。柯庆施是安徽人，也是地主家庭出身，读过徽州师范，喜好舞文弄墨，后来去苏联留学。吴芝圃家是河南大地主，父亲的大土寨子据说可以住下一个师的军队。他中学毕业后南下广州，进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毛泽东的入室弟子。四个人中唯有曾希圣的家境最差，但也是破落地主，中学毕业后南下广州，进黄埔军校，后到苏联留学。
从这四个人的家庭背景中可以看出，这些当时把革命口号叫的最响的中共省一级的干部没有一个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们的个人背景和农民，农村生活更是沾不上边。他们虽然在农村待过，但不但不愿意过农村生活，甚至连在城里当教师都不愿意，一心想着通过投身政治来出人头地。他们的所谓革命造反就是冒险和赌博，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一旦成了气候，当上一方诸侯，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头上那顶乌纱帽，为此竭力逢迎最高领袖，唯恐跟得不紧。他们的个人背景中还有一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年轻时都没有认认真真地学过一门手艺或者技术，当时在师范学校上学不但有生活补贴，而且学习很松，很多人都把在师范上学看作找个地方暂时栖身，从没打算今后真的去做教书先生。一旦有了从政或从军的机会，立刻趋之若鹜。
毫不奇怪的是，这些人掌权后，不但不能代表农民利益，反映农民疾苦，甚至不能指望他们有一星半点的实际知识和经验去领导一个地方或者单位。但就是这么一批人却掌握了省市一级的大权和数千万人的性命。
其实这四个人不过是整个中共高级领导人队伍的一个缩影。中共革命号称是农民革命，但从毛泽东以下到当时的中央委员，人们在他们当中找不出几个正尔八经，地地道道的农民，反而充斥着地主，乡间痞子，小知识分子和旧军人。这正是中共掌权后农民的悲惨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