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反共之名播于天下。（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蒋介石的一生有许多传奇，但最令人牢记的，可能会有三大特点：一，一生坚决反共；二，一生捍卫中国文化和领土主权；三，一生对教育事业重视。
蒋介石反共之名播于天下，但他早年未亲身接触共产主义以前，曾一度是个为俄共辩护的“粉丝”。作为满腔热血的革命志士，听闻俄共“革命”成功，推翻沙皇，很受鼓舞，也非常期待能身临其境。勤作日记的蒋在1919年1月1日写道：“近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番，将来做些事业”，他为俄共辩护称：“如果有人攻击俄国革命，必与之力争；如有人攻击共产党，必竭力为之辩护”。
1921年7月13日，蒋写信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提出想去苏联考察：“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孙中山等人商议后，决定以蒋为全权代表，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
1923年，蒋中正以孙中山全权代表名义，对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历时约3个月的全面考察。这次俄国之旅让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蒋中正在行程归国后，对苏联做出了较为全面细致的分析，他认为苏联这个国家在政治上独裁，在文化上不尊重传统并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行使霸权主义，并预见苏联是对中国的威胁，而且预言苏联“赤色帝国主义”终将败亡。这些对苏联的分析和观点后来都应验了，可见蒋的认识之深刻。《苏俄在中国》一书系统的阐述了他对苏共和共产阵营的看法。蒋的部分言论摘录如下：
“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
“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他在给廖仲恺的长信中，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他在信中提到当时马列教徒的种种行为，生于当今的我们也并不陌生——“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
他在后来的日记里，对共产党的认识更加深刻：“毁灭本国伦理与历史”，“手段最毒，情义与道德扫地无余”，唯物论“使人类均将降入禽兽之域”。
蒋介石上面这些话，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苏联为数可观的金钱和枪炮，亦即糖衣炮弹，没有轰倒这个非共产党人。虐待和迫害，居然也没有拿下他的儿子蒋经国。
1927年12月，因苏俄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在幕后指挥中共在广州暴动，国民革命军冲进领事馆，将其捕杀。南京国民政府随即宣布断绝与苏联的关系。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向斯大林提出，要求共产国际继续向中国派出其代表。1929年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成立远东局，借此支援中共，同时，负责联络东方各国共产党。远东局下设政治部与联络部。联络部主任为阿布拉莫夫，其手下工作人员有牛兰夫妇等。牛兰，原名雅科·然德尼科，又名保罗·鲁埃格，原籍波兰，曾在共产国际南洋局工作，1930年3月奉调来华，在阿布拉莫夫手下当联络员，负责管理秘密电台、交通及经费等事项，同时兼任红色工会国际分支机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秘书。1931年6月15日，牛兰夫妇在上海四川路235号寓所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8月9日，在上海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受审。14日，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移解南京。
为营救牛兰夫妇，中共保卫部门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上海站迅速共同制定了计划，由潘汉年和该站工作人员哈尔德·左尔格共同负责。宋庆龄于1931年7月因母丧自德国回国，8月13日到达上海。没过几天，即接到几个德国亲共人物来电，要求她设法营救牛兰夫妇。蔡特金在电报中说：“因为您是伟大的孙逸仙理想的真实的承继者，我希望你会热心地救援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局的工作人员。”蒋介石日记表明，宋庆龄曾于当年12月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以遣返留俄的蒋经国作为释放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
蒋介石曾担心拒绝宋庆龄的建议，会导致苏方加害于蒋经国，不过为了国家利益，他还是坚决的拒绝了。但在蒋介石日记中有云：“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足以见他盼望子归的心情。同年12月，苏共通知蒋介石，蒋经国“不愿”回国，蒋介石一面感叹“俄寇之诈伪未已”，一面则自觉“泰然自若”。直至1937年3月，斯大林急需中国拖住日本，苏联缓解了于中共政府的关系，蒋经国才携妻儿返国。
1932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审讯牛兰。7月2日，牛兰以绝食相抗。宋庆龄在此期间为牛兰夫妇频繁活动。次年1月12日，因屡次坚持绝食的牛兰夫妇已濒临死亡边缘。宋庆龄再次致电汪精卫等：“君等若始终不欲牛兰夫妇复食，不应允渠等之要求，则全世界革命舆论、自由主义舆论者皆将指牛兰夫妇之死为国民党所预谋杀害，皆将指此种谋杀仅与希特勒之野蛮残酷差可比拟。”电发，没有任何反应。直到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牛兰夫妇才得以趁乱逃脱。可见，蒋介石始终没有同意莫斯科方面通过宋庆龄提出的以蒋经国作为交换的条件。
蒋介石一生对教育事业重视，有许多事例。比如马一浮是民国新儒家三大代表之一，曾自费到今南洋群岛考察，对闽人办的“道南学堂”颇为赞赏。此后，他在与弟子寿景伟、刘百闵等的通信中，流露出想找一处山水胜处，创办一所古典式书院的想法。后弟子们将马的这一愿望辗转传达到国民党最高当局。蒋介石决定在四川乐山县的乌尤山上开办书院。赴川前，马一浮提出，书院必须是完全属于社会性的纯粹学术机构，讲学不受政府干涉：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祭奠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在办学经费上，马一浮当初的设想是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捐赠，为书院修建房舍，购置田产，使书院能经济独立，自给自足，但国民政府只同意拨给一笔3万元的开办经费，以后按月给付经费3000元。如此一来，书院“与普通私立学校请官款补助无异”，会受制于政府。但蒋介石、陈立夫“始终以宾礼相待”。
1936年，蒋介石约见著名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竺可桢，希望他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提出了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这三条都得到了蒋介石的允诺，于是竺可桢走马上任。前二条国民政府基本兑现，但他却一干就是十三年，以“求是”为校训，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必须培养“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专门人才”的主张。到1949年竺可桢离任时，浙江大学已建成“东方的剑桥”。
与前面两位相比，史学大家陈寅恪的名气似乎更大。他被称为500年才出一个的教授，蒋介石称他为国宝。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陈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与马一浮和竺可桢一样，他也曾跟官方开列过条件，不过不是三个，而是两个。195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准备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其中第二研究所为中古研究所。当局决定邀请陈寅恪北上做该所所长。但陈在《对科学院的答覆》里提出了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是“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结果可想而知。于是，陈寅恪未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马一浮、竺可桢和陈寅恪都是各自学科的权威大家，当局都看好他们的才和名，他们也都向官方抛来的橄榄枝开出过条件。这些条件的具体内容尽管有别，但本质都是要当局保证自己的学术自由，而结果却完全相反。……
1940年代，已经是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陆海空三军统帅的蒋介石，又兼任了中央大学校长。民国时期的大学不同当今，只是一个清水衙门，校长虽然位高权却不重，值得蒋介石堂堂一国元首亲自屈尊兼任吗？其实，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校长也是事出有因。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系科最为完备的综合性大学，自1932到1941年，一直由罗家伦担任校长，1941年，罗家伦辞任校长，受命去云南为远征军出国作战做工作，蒋介石任命原北大教务主任顾孟余为校长。顾孟余到任后努力想把中大建成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但是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认为中国最缺开民愚昧的教师，要重点发展师范教育，改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两人在教育理念上产生了矛盾，顾孟余愤而辞职。
这一下，中央大学立刻闹开了。陈立夫先是想调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来，被中大师生集体反对，接着又想自己兼任校长，学生们听说后闹得更凶了，在校内贴出大字报，批评陈立夫一介党棍来当校长，简直是污辱中大。中央大学的学潮影响很大，陈立夫忙向蒋介石求救。当时正值抗战，蒋提出亲自兼任校长，要象管理军校那样管理大学。
1943年5月，蒋介石于正式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一国元首来当校长，换做当今的师生，早觉着是无比荣耀的事情了，可是当年中大的很多人却不服气，认为以蒋的学历当军校校长还行，当大学校长，是不够格的，当时就有教授扬言要辞职。民国时的教授都很牛气，一般只有拿到留洋学位的人才能胜任，后来在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努力下，本国大学毕业任教多年有成绩、有著作的学者才能晋升教授，对政府的官员们是看不上的。教授开会要点名，但是逃会不给蒋校长面子的老师不在少数。不但教授们耍大牌，连学生也不买老蒋的账。中大举行学生毕业典礼，蒋介石高高兴兴地前来，准备亲手授予学生毕业证书，以示师生情谊。可是点名点了好多个，只有一个学生上来，还是代领，惹得蒋介石兴致大坏，扔下证书，拂袖而去。
还有一天，蒋校长路过操场，看到一群学生只顾打篮球，没有理他，蒋介石用手杖狠捣地面，大喝：“校长来了!”操场上的学生没反应过来呆住了，蒋校长以为学生们在向他行“注目礼”，心情又好了，边走边说：“玩去吧，玩去吧。”
当年的大学师生真是太不给校长面子了，而蒋总统呢，面对大学里的闹腾，教授的清高，自己虽然是一国领袖，但也只能“戒急用忍”，还得想办法讨好教授。请有名望的大学教授吃年夜饭，就是他采取的拉近跟教授们关系的方法。这种习惯一直到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后，每年教师节或年初，蒋介石都会宴请各大专院校资深教授聚餐，这才有了被请教授的纠结与扭捏，想要里子，又放不下面子。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民国知识分子与领袖及政府的关系，知识分子普遍还是具有独立人格，起码是在努力维持或追求这种独立人格。蒋校长很能入乡随俗，而且知错能改。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那天，穿着军装来到中大，一路上没碰到什么人，他感到奇怪，3500人的大学，不应该这样呀。一打听，才知大家怕碰到他行军礼，故意躲避。为了不让学生尴尬，蒋校长以后再来就换成了便装。
蒋校长可不像红朝官员那么擅长“外行领导内行”，他知道自己只读过保定及日本的军校，没有真正在大学里做过研究，所以基本不过问教学上的事，学校里的实际教务由教育长负责。蒋校长最喜欢巡视的是食堂和学生宿舍，他非常重视这些场所的清洁卫生，有一次他巡视到宿舍楼洗脸间时，因为天热，几个学生正在冲凉，忽然看到蒋来了，抱着盆愣在那里，和校长“赤诚”相见，也忘了行礼，蒋校长干笑了两声：“你们的体质还是很不错的嘛。”
蒋校长给学校带来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学校内实施的“军事化管理”，他下令全体学生按年级编为四个大队，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及军事管理。不过训练效果不太如意，他并没有歇斯底里的要长期不懈狠抓这一新措施，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措施，搞了不到一年就撤掉不搞了。
蒋介石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学潮，起因是从他最常巡视的食堂开始的。因为抗战，即使中大这样的重点学校，伙食也急剧下降。学生们贴出大字报，抱怨“物价飞涨，贷金过低，以致伙食太坏”。当时学生们吃的主食米饭因掺有沙子、煤屑、稗子、稻谷而号称是“八宝饭”，难以下咽。教育长和训导长向蒋校长反映情况时，说学生们是以伙食为借口“倒孔(祥熙)”。当时孔家二小姐从香港撤退时用飞机舱位装洋狗被揭发，西南联大和中大同时酝酿学潮，中大已经有人贴出“拥护蒋主席，反对蒋校长”的大字报。
这还了得，竟然有人敢贴出反对国家元首的大字报，按红朝逻辑，这不是一部分别有用心的“反革命分子”在煽风点火吗？说不定背后还有“敌对势力”在兴风作浪呢。可蒋总统听后只说了一句：“哪天我到中大学生食堂吃一次饭，看学生还闹不闹了”。
这天中午，蒋校长来到食堂，径自走到大饭桶前，盛了一碗“八宝饭”，取了一份菜开始就餐。吃了一口被硌了下，但还是咽了下去，然后，又到大饭桶前盛了第二碗，他一面吃一面问学生:“你们每天都吃这样的饭菜吗？”同桌的学生回答:“一年四季都是这样。”蒋对随行官员说：“米质太差，菜里的肉太少，要设法改进。他们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阶段，不能亏了他们。”三扒两扒又吃完了，还把下饭的青菜、萝卜份菜吃了一大半。接着，蒋校长不知怎么想的，又到饭桶去盛了第三碗，把份菜倒进饭碗里，全都吃光了。时年57岁的国家元首蒋介石居然比学生还能吃，而且吃的是“八宝饭”，确实把学生都给镇住了，食堂学潮最终也平息了。当然，那之后，中大学生的伙食确实有所提高。
1944年8月，蒋介石正式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在他担任校长的一年多时间里，校园秩序基本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