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我叫杨枫，1928年出生在山东省莱州市朱桥镇后赵村贫农之家，1944年6月6日参加工作，1947年2月7日加入中囯共产党，1980年离休回家至今。
世界本是大舞台，世上所有的人都在自觉和不自觉地在历史变革中充当各种历史文化角色，我也不例外。回顾历史，我不但是个正面的革命角色，还是共产革命的“死敌”。
远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我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公职，遣返回原籍劳改。在1967年的“文革”中。又被打成反毛的“现行反革命”，被判处刑12年。根据当局指控，本人有四大历史“罪恶”。
一，1947年在山东省招远县蚕庄区工作时，反对党的土改复查政策；二，1957年“整风反右”中，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三，在原籍劳改期间坚持“反动立场，散布反动言论”；四，在“文革”风暴席卷全国的历史关头的1967年，我从家中跑到北京市邮电大楼内，用钢笔书写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反动标语”，当时可招致杀头的。
在上述“罪恶”中，一、二、三项容易为人理解，而对第四项“罪恶”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一个头戴“极右”帽子的人，却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为当时林彪和江青是红得发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签署公布的《公安六条》早已张贴在全国各地，我读过看过，从中可以看出本人的特殊性格。
在历史的今天，在我快见上帝之前，有必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将世人不知的隐情说出来，让人知道历史的真相。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执政当局从根本上扭曲了我原来忠于党和忠于毛主席的政治感情，伤透了我追求革命的那颗赤心，发现所谓的革命全是虚伪的东西，没有给囯家带来富强，更未给人民带来幸福。
先说我为何反对党的土改复查政策？我不是地主富农，更不是阶级异已分子，是贫农成份。我大哥杨囯清、四弟杨国风以及本人都是“解放战争”中入党的党员；妹妹杨好桂年龄最小，也是青年团员。四党一团的家庭，当然是典型的拥护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家庭。实际上我所说的“反对党的土改政策”，实际是灵魂中一闪的念头。事情是这样的：1947年我在山东招远县蚕庄区工作，这年国民党军队发动了以陕北、山东解放区为重点的进攻。当时区委书记王理民、区长孙瑞亭，依据上级指示召开了全区的群众诉苦大会，以便发动劳苦大众参军、参战，支援解放战争，“粉碎国民党的猖狂进攻”。一次我参加诉苦大会，可是在诉苦大会上看到的杀人场面太恐怖。我虽然是个党员，但却是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大会由我升旗，但并不知有处决人犯一事。忽然我看到被大会批斗的七个人，被押到主席台下的铡刀旁立马被铡死。执铡者之一是柳行村青年民兵队长，他光着膀子头包红布，手起刀落将人铡死，这是我生来第一次看到这种杀人场面，情不自禁的一惊，心想：这太过分了！因为诉苦大会所斗的人并非人人都有血案，而且其中一个曾是游击队员的贫苦农民也被杀了。
这一闪念的抽象思维活动我没有向任何人表达，可我却带着这一永远不会磨灭的印象，迎来了1948年的8月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守转变为战略反攻。在那年的4月8日，解放军“解放”了山东胶济铁路中段重镇潍县与青州等地。华东领导机关在青州城北的乡下举办了华东教育训练班，在党组织安排之下我来到这里学习，学习过程中与当时的军队一样进行三查三整运动，交待历史、思想、作风等问题。我为响应党的号召，便在小组会上将1947年土改复查时产生的上述“这太过分了”的思想问题坦白出来，并且当即检讨说这是立场不稳的表现，希望同志们批评帮助。同志们的反应很淡漠，还有人发言为我辩护说：“这没什么，当时招远的做法也确实是过激。”事情就这样平安的过去了。问题是在写小结的时候我将这一思想问题写在了小结上，使人们看不见的抽象思维活动中的奥秘变成了可见的永远抹不去的文字而装入了本人的档案袋。
档案是人历史的影子，影子随身行。此后在1949年由山东省教育厅分配到青岛市军管会文教部工作，在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历史背景下，为了加强党对报社工作的领导，青岛市委组织部把我从青岛市文化局调往青岛日报社文教部任编辑，表现出党对我的信任和重用。自然我的档案到了青岛日报社。从1955年到1957年这期间，我虽未立功受奖，但也没有犯什么错误，算是完成了党的工作任务。到了1957年风云突变，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相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庄严承诺，毫无顾虑地坦率地发表了许多政见，最要命的是说“党天下思想是宗派主义的根源”，而闯下了滔天大祸，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公职，遣返回原籍强迫劳动改造。
党为了了解我这个共产党员为什么变成了叛徒，于是从档案袋里找到了我1948年秋天所写的学习小结，知道了我在土改复查中那一闪念的思想：“这太过分了”！他们如获至宝，立即由党委书记赵丹代表党委在青岛公安局礼堂召开的青岛市市级机关干部千人大会上，将此事公诸于众。他说：“杨枫，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反对党的土改复查政策。”我一听此言，心里直罗索，暗骂自已：谁叫你把别人根本不知的内心秘密，向党坦白交待？你认为是忠于党的表现，党却认为是你反对党的证据。所以我不服，但不服也得服，因为这是党的审干原则。此外尚有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支持“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和支持山东大学学生到报社胡闹等诸多事端，都有其一定的原因。我这些“罪恶”被刊登在当年的《青岛日报》上。其实这些都是来自于灵魂，并非有什么行动。此时我明白，在这个时代说实话是犯罪，纵是思想上的一闪念也是犯罪，我就是这样成为共产党革命“死敌”的。
看来我这一生只能永远背着这一极左文化十字架，带着被扭曲的苦难灵魂去向上帝倾诉了。正是：我们都在选择历史，历史却在埋葬我们。不能用赤心来对付骗子，不然空负此身。
写于山东省莱州市朱桥镇后赵村愚人斋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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