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画家仇英的《倭寇图卷》（局部）（网络图片）
这是明代画家仇英的《倭寇图卷》（局部）
从旗帜上来看，左边船上的应是明军水师，右边两条船上的即为倭寇。
浙江沿海历史上曾有过连绵漫长的“倭患”，被认为是“明朝时日本海盗对中国沿海的一场侵略”。然而，在数百年正统史观的笼罩之下，诸多史实却也透漏出无法掩盖的微光——所谓“倭寇”。
浙江舟山的六横岛，与建设速度日新月异的舟山主岛相比，这里冷落而偏僻，海面的寒风仿佛吹得透骨头。山坳中坐落着一个名叫涨起的村子，冬天的田野衰败而空旷，只残有零星的绿色。
500多年前这地方有着一个声震中外的名字——双屿港，史籍中，这里中外商船云集，白银滚滚，被历史学家称为“16世纪的上海”。
这场惨烈的双屿港之战，便是主流史籍中所记载的，最著名的“抗倭”战役之一。它像是一支锚，被深深抛入大明“倭患”的岁月之海，任何重要的追溯都无法绕过它。而对于这场漫长的战乱，正统史观给出的定义是：由日本海盗主导的一场外族入侵战争，在时间上几乎贯穿整个明代，在空间上北起辽东，南至广东雷州、海南，遍及中国沿海各省。
可是，只要稍微深入地研究一下双屿港之战，便会发现许多疑问和不寻常之处——
首先，这个被凶残善斗的“倭寇”盘踞了二十多年的大巢穴，竟然于一昼夜间灰飞烟灭，可见并非坚固的军事堡垒，更像是和平的贸易港。至于其战斗成果，根据官方著述《筹海图编》的记载：“俘斩溺死者数百人。贼酋许六、姚大总与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毁贼所建天妃宫及营房战舰。”看名字，这伙海盗首领都是中国人，至于被焚毁的天妃宫供奉的乃是妈祖，更是典型的中国水手信仰。而更令人惊异的是，在这个沿海最大的倭寇巢穴，竟没有抓到一个有名有姓的日本人。
对于明朝倭患的研究者来说，双屿港之战有着重要的时间意义和反讽意味——朱纨认为双屿港乃“正门庭之寇也，此贼不去，则宁波一带永无安枕之期”。而事实上，双屿港的覆灭仿佛拉动了一个巨型炸弹的引线，此后不久，江浙乃至整个东南沿海陷入一场空前的血雨腥风之中，史称“嘉靖大倭寇”，其侵扰沿海次数之多、程度之烈、规模之大、地域之广，令其他阶段的“倭患”根本无法望其项背——据历史学者陈懋恒的研究统计，倭患在明初较轻，可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之后的15年内骤然加剧，共计609次，占到了整个明朝倭寇侵扰记录的80%左右，及至隆庆与万历年间又骤减，平均每年不足1次。可以说，嘉靖倭患乃是明朝倭患最重要、最具代表性、也是最高潮的阶段。
为什么，双屿港如同潘多拉的魔盒般，启动了如海啸般不可遏制的沿海战乱？
为什么，这场纷乱如巨大的黑洞——数位立下显赫战功的抗倭将领自杀、下狱，更多的大明官员则视“抗倭”为畏途，避之不及？
为什么, 在嘉靖皇帝驾崩，隆庆新帝宣诏开放漳州月港后，“倭患”便迅速缓解，甚至销声匿迹？
要追溯这场奇特而惨烈的嘉靖倭患，要从明王朝开国时说起。出身农民，对蓝色文明无知且反感的皇帝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年）颁布了一道海禁令——“片板不许入海”，仅剩下一种扭曲的官方朝贡贸易，因其能带来“君临天下、万邦来朝”的感觉而存活下来，为中外交流留下了一道逼仄的门缝。
在中国的海洋贸易史上，宁波是一个重要的地标，它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段，扼南北水陆要冲，洋流和季风条件优越，宋元时与广州港、泉州港并称我国三大外贸港。我来到宁波的那天，正是月全食，夜晚散步到三江口附近，遇见一座别致的建筑，三面墙上各敞开一个亭形大门，就像嵌入了一个空亭子。原来这就是著名的来远亭。海外贸易繁盛时，“凡番舶商舟停泊，俱在来远亭至三江口一带”，其“青江相间，夜燃樯灯”的夜色，曾是宁波之胜景。
明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先后接待了两拨日本朝贡船，为争夺“正宗贡使”的身份，他们之间相互残杀，殃及平民，酿成了极为恶劣的“争贡事件”。这让朝中海禁派找到了一个口实，上疏“祸起市舶”，闽、浙市舶司遂遭废止。从此，朝贡贸易这道门缝也被封禁了。
然而，繁盛的海上贸易却无法停止。时值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海路为连接的世界贸易圈蓬勃发展，中国所在的东方贸易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蕴含着巨大的财富和商机。很快，如生命力极强的藤蔓般，浙江沿海走私贸易迅速发展，并在双屿港扎下根来——此岛悬居浙江外海，扼多条航线之要冲，明初时被列为“国家驱遣弃地”，岛民内迁，遂成为走私船泊聚交易的风水宝地。不久，以双屿港为基地，以许氏兄弟、李光头为首的几股势力较大的海商集团羽翼渐丰，葡萄牙人则在岛上修路建房，开辟市镇。鼎盛时期，双屿港还聚集了日本、马来、琉球、暹罗等国海商，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国际贸易中心。欧洲的自鸣钟、火器，南洋群岛的胡椒、香料，江南的丝绸、棉布、瓷器和数不清的白银于此汇聚交易。
曾访问过双屿港的葡萄牙人平托在《远游记》中以略带夸张的笔调描述了它的壮观富饶，称这里有“上千所房屋，包括教堂、医院等；居民3000多人，其中有1200名葡萄牙人”，而同时代葡萄牙人所著的《中国志》一书中，亦称海商在双屿“是如此自由”，“除了绞架和市标外一无所缺”。
在双屿港崛起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走私严重，但浙海堪称宁静，海商志在利润，并不打家劫舍；为了保护贸易安全，往往还剿灭小股海盗。而朱纨在战后上岛勘查时也发现，40余里长的宽平古道寸草不生，足见人货往来之多，且由于双屿战事事发突然，外海不知，以至于战后的一月间，陆续来港商船竟达一千二百九十余艘之多，其贸易规模之大可想而知。泉州名宦林希元便曾公允地说：“佛郎机（指葡萄牙人）未尝为盗，且有利于吾民也。”
然而，这份安宁并未维持多久，双屿港私商的贸易繁盛，令朝廷日益无法容忍。终于，一桩血案成为了双屿港之战的导火线——余姚大族谢氏赖了走私海商的账不还，并威胁要报官，海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便洗劫了谢氏庄园并掠杀了谢氏宗族。
谢氏血案触痛了大明王朝敏感的神经，嘉靖皇帝派遣干将朱纨前来镇压“倭寇”。这位出身进士的官员个性耿直，军事经验丰富，乃铁血的海禁派。临危受命，他誓以全部的智谋与力量来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他到任后雷厉风行，“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并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随后他颠覆双屿港，并挥师入闽，继续追杀逃跑的海商，攻陷福建浯屿后又赢得走马溪大捷，擒杀中葡海商百余人。
几次大捷之后，朱纨在奏折中踌躇满志地写道：
“全闽海防，千里清肃。”
然而，他没有想到，这短暂的胜利，正是巨大动乱之前最后的平静，当海禁的口袋愈收愈严，手段也越来越残暴之后，被颠覆的海商巢穴却变成了巨大的马蜂窝，捅掉之后，不知从哪里迅速涌出了成千上万的“倭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使“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掀起了嘉靖大倭寇的滔天巨浪。
嘉靖大倭寇的真相——反海禁的中国海商与海盗
在中国老百姓的普遍印象里，倭寇是日本强盗，戚继光则是扫荡倭寇的民族英雄。然而，如果以严谨的态度来钩沉史实，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嘉靖倭患的起因似乎与日本人没什么关系——双屿港的主角其实是中葡商人，而谢氏血案的肇事者则主要是葡萄牙人。最早闹出争贡事件的虽是日本商人，乘坐的却是中国船：嘉靖时期，日本根本没有能力造出横渡东海的海舶，抵达中国的那两艘朝贡船也是早年永乐皇帝赠送给日本将军足利义满的礼物。况且，明朝时蒸汽机尚未发明，海船越洋需要依靠季风，一年间往返次数受到极大局限，再加上当时日本正处在战国时期，各地领主混战不止，在这重重阻碍下，连基本的交通工具都没有的日本人想要大举侵扰中国沿海，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那么，在嘉靖大倭寇风起云涌之后，其参与者究竟又是谁呢？
“倭寇”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呢？据《嘉靖实录》称：
盖江南海警
倭居十三
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
这已经是史籍中对真倭的最高估计了，其他文献的估计更低。
如明代兵部侍郎郑晓称：“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而根据一位被倭寇掳去50多天的昆山人的回忆：“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谓倭而锥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且根据历史记录，梳着倭人发型的，也很可能是中国人冒充的日本浪人。
而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这帮被朝廷定性为侵略者的“倭寇”，却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民间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倭寇深入陆地时“若熟路然”，甚至“与农民杂耕于舟山山阜处”，“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亩，或云中履，荡游于都市”；连本地官兵也与倭寇里应外合，通报军情，“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种种异状，让负责“剿倭”的官员惊呼“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高级官员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若真乃外藩入侵，那真是一幅令人绝望的画面。
以上这些记录，皆出自倭寇同时代人的直接观察，拥有很高的可信度。
可见，从首领到从属的身份，从其对地方的熟悉程度以及与百姓的水乳交融都可以看出，所谓的“嘉靖大倭寇”其实就是中国人。
解释这一沿海动乱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并不困难——明中叶以后，沿海地区人口过剩，加之土地兼并严重，赋税繁多，很多农民破产，无以谋生，遂入海经商。可以说，利润丰厚，“一倍而博十倍、百倍之息”的海上贸易乃是东南沿海的重要经济支柱，不仅平民以此为生，连许多豪门巨室也踊跃投资。所以，在双屿港繁荣的二十多年间，舟山海域风平浪静，鲜有“倭乱”记载。而双屿港覆灭后，丧失生机的众多“海商”及其从属只好转以劫掠为生，商变成盗。
谢杰便曾在《虔台倭纂》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抗倭官员谭纶则用“老鼠洞”的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海禁乃倭患大起的根本原因：比如发现家里有老鼠，一定要留一个洞，若是都堵上，更多的地方便会被老鼠穿破。嘉靖时边防政论家唐枢更是洞若观火地指出：“非倭夷敢自犯中华，乃中国自为寇也。”
这也合理解释了朱纨的悲剧——他颠覆双屿港，断了普通民众生路和豪门势族的财路，很快遭遇到闽浙权贵之朝中势力的围攻和弹劾。他不肯接受即将到来的审讯和侮辱，留下了“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的遗言，服毒自杀。
诱杀王直——浙海再无海商
谈到“嘉靖大倭寇”，“倭寇王”王直是必然要提及的重要人物。
官方的《明史·日本传》里“嘉靖倭乱”几乎一半全是他的记录，各种纪略、方志和相关的民间传说更是浩如烟海。
王直，徽州人，本姓汪。早期不过是许氏兄弟的僚属，双屿港之战后，王直收集余党，转移到舟山烈港（沥港）重振势力。他读过书，深谋勇略，思想超前，明白海洋可以富国裕民，其最大的梦想便是朝廷能改变国策，通商互市。
双屿港之战后，走私海商分裂成主张通商的互市派与铤而走险的寇掠派。前者为继承双屿港传统的王直集团；后者则为林碧川、萧显、徐海等集团。
开始时，王直仍对朝廷抱有极大的期望，在地方官默许“私市”的暗示下，他主动配合官府，十分卖力，平定了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逐渐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并试图在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然而，面对王直的诚意，官府却背信弃义——1553年闰三月的一个深夜，俞大猷率官军偷袭沥港，王直败走日本。双屿港和沥港的相继覆灭，让浙江的国际海上贸易网络遭受重创。自此，明清时代的浙海再无和平经营之海商的容身之地。
此后数年，王直居留于日本平户，他带来了中外商船，使平户成为繁荣的国际贸易港，深受当地领主欢迎。在遥远的东瀛，他自称徽王，以信义取利，控制了东亚海上贸易，成为了受人尊敬的大海商。其“东方商人”的精神风貌被日本商界视为典范，被尊为“大明国的儒生”。
史料描写烘托出了王直的赫赫威仪——“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侍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其建造的巨舰可容纳两千人，甲板上可以驰马往来，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海上帝王般的王直，在大海的这边，在他的故土和祖国，却被视为“东南祸本”，名列通缉令榜首。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东南沿海的抗倭统帅职位落到了王直的同乡，徽州人胡宗宪的身上。此人博学深思，文韬武略，面对茫茫大海，他准确地判断道：“海上贼惟（王）直机警难制，其余皆鼠辈，毋足虑。”为了招降这位关键人物，对徽商心理极为了解的胡宗宪先将王直的老母妻儿放出监狱，优裕供养，并让其儿子写下血书，劝王直早降。又派了两位使者去日本，封官许愿，并答应通商互市。
在如此凌厉的招式面前，王直果然招架不住。当其得知亲人无恙，他不禁喜极而泣，并谦卑地向来使诉苦曰：“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而对于通商互市的承诺，他更加无法抗拒。为了表示诚意，他先派义子毛海峰领军回国助官军剿贼，随后率精锐千余人，乘“异样巨舰”回到舟山岑港，大兴土木，预备开市。胡宗宪要他来接受官职，他坦然前去，没想到，一去便被扣留了。
胡宗宪虽扣押了王直，但坦率地说，他最初的确是主张招抚的，并认为朝廷若能善用王直，便可使倭患不剿自平。然而残酷的现实是，明王朝根本无法容忍这位“海上帝王”，早先为擒斩王直，便曾开出“封伯爵赏万金授高官”的惊人厚赏。入骨的忌恨很快兴风作浪，称胡宗宪接受了王直巨额贿赂等谗言诬陷如潮而至。在这样的处境里，胡为求自保，不得不改变了态度。他很快在奏疏中表态：王直乃是祸首，罪在不赦，今自来送死，请庙堂处分，臣当督率兵将歼灭其余党。
实际上，将王直视为整个嘉靖倭难的背后总指挥这个说法是十分值得商榷的。中日间距离遥远，又受季风限制，往返沟通难度很大。又据学者考证，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陷黄岩攻郭巨的主犯是林碧川集团，而次年所谓王直勾诸倭大举入寇的动乱，也有很多证据显示乃是萧显集团所为。这些海盗团伙本互不统属，甚至彼此劫夺，远在日本的王直要全盘操纵如此众多的海寇集团，指挥成千上万的海盗效死，也着实难以实现。
就王直本人来说，他至死也不肯承认勾结倭寇入侵之罪，早先面对胡宗宪的指责，他便反驳道：“总督公之听误矣！直为国家驱盗非为盗者也！”下狱时亦连声追问：“吾何罪？吾何罪？”在狱中还写下《自明疏》，理直气壮地申辩：“窃臣直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历数自己剿贼的功劳后，他仍祈求皇上开放海禁，并承诺“效犬马微劳驰驱”，愿为朝廷平定海疆。当然，这一切都是妄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王直在杭州被斩首。临刑时他不胜怨愤地说：“不意典刑兹土！”伸颈受刃，至死不求饶。
如此说来，倘若王直真的没有主使海盗劫掠沿海的话，那么他最大的罪状也不过是“要挟官府，开港通市”，而终其一生卑微而终极的梦想，也不过是成为一名海上的“红顶商人”。
明代倭寇首领名录
此倭寇首领名录的出处为上世纪30年代由陈懋恒所著的《明代倭寇考略》，此著作被视为倭寇研究的经典代表著作，汇集了几十种史料和地方志，可信度高。名录按照倭寇首领的重要性、影响力、所处时期等为标准进行了排序，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所谓的重要“倭首”都是中国人，即便是在中下级的首领中，日本人的名字所占据的比例也非常低。也就是说，所谓的明朝倭患，其领导人基本为中国人。
王直之外，其他中国海商和海盗的命运亦十分悲惨——如徐海投降后仍被官兵围歼，走投无路，在平湖林埭镇独山塘投水而死。在当地，《林埭镇志》的主编陆伯鑫将我带到一座名叫清溪桥的古桥上，桥下的碧水就是独山塘，眼前的田野仍是一片青翠。“没什么遗迹了，”他说，“原来有座东岳庙。
老百姓都说，这里人死太多了，东岳庙是管鬼的。”那近万名已经投降却仍被屠戮的中国海盗，早已化为尘土，年年滋养着稻菽。而在徐海、王直死后，倭患也并未平息——诱杀王直，让朝廷在海商和海盗中信义尽失，他们由绝望、怨恨而至彻底堕落，王直临死前所说的“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一语成谶，很快“新倭复大至”。在俞大猷、戚继光等全力攻打下，毛海峰先据岑港坚守，后突围南下占据福建浯屿，进行了疯狂的报复，闽广遂成倭患的重灾区，沿海县城纷纷沦陷，天下震惊。古来杀降不祥，就在王直死后不久，胡宗宪也被反复弹劾并下狱，最终含恨自杀。
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万千中国“倭寇”人头落地，而连绵的动乱和镇压也极大地消耗了明王朝，亦使东南沿海富庶之区遭到严重的破坏。朝廷逐渐意识到这一点，1567年嘉靖皇帝驾崩后，新即位的隆庆皇帝立即批准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铁幕低垂的大明海疆终于从内部撕开了一道小小的裂缝，依稀透进一线曙光。而诸多找到生机的中国“倭寇”亦很快由寇转商，“倭患”迅速得到了缓解和平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嘉靖倭难”实乃一场能避免而又未能避免的历史悲剧。
一场虚构的异族入侵
综合以上诸多史实，再参照中外历史学家的众多论著研究，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考察“倭寇”，就会发现，倭寇历史可大致归纳为前后两期。前期倭寇指的是14、15世纪进犯朝鲜半岛，以掠夺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为目的的倭寇，以及元末明初时与方国珍、张士诚余部勾结犯山东的倭寇，这个时期的倭寇基本为来自日本的“真倭”。而后期倭寇，即16世纪的“嘉靖大倭寇”则为“假倭”，确切地说是“中国之寇”。
然而，历史的诡异在于，既然如此多的史料都证明所谓的嘉靖倭患乃明朝内部民变，为什么史籍仍混淆是非，不加区分，一概称之为“倭寇”。而这个巨大的谎言竟然延续了数百年，直到今天仍混淆不清，迷雾重重？
答案是复杂而微妙的。
考察嘉靖朝的社会环境，在残暴严厉的海禁法令下，入海者一旦事发，便可能株连九族，从沿海民众的角度考虑，冒充“倭”可以保护家人。至于那些沿海官军，遭遇动乱时，不管是不是倭，只要上报为“倭乱”，就可以把问题“政治化”，失败了容易推卸责任，赢了则奖赏更高。而对于庙堂之上的统治者来说，将沿海民乱定义为外族入侵，将其极端仇视的海商力量与叛国者画上等号，镇压起来也更为便利与合理。想想看，连高鼻深目的葡萄牙人都能被大明知县上报为倭寇，又有哪个中国人不可以是倭寇呢？于是，一场因海禁而导致的海滨民众的抗争和叛乱，便被各怀目的的几方，共同虚构、共谋为了一场异族的入侵。
而到了现当代，虽然不少中外学者，如林仁川、王守稼、戴裔煊、山根幸夫、田中健夫等纷纷在研究中指出“倭寇”的真相。可由于上个世纪日本发动了罪恶累累的侵华战争，对于“倭寇”概念的厘清和拨乱反正，便又被掺入了诸多复杂的民族情绪，变得更为敏感和艰巨起来。而随着岁月流逝，当谎言被重复了千万遍之后，那些曾代表中国走向海洋、融入世界潮流的中国海商，便真的变成了人们心中的“倭寇”，而那场轰轰烈烈的中国沿海民众的反海禁战争，也终被扭曲为一场被“民族英雄”最终击退的罪恶侵略。
中国错失大航海时代
王直死后8年，福建月港开放，他的梦想似乎终于实现了，可地点却不在浙江。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在被逐出浙江后，亦辗转在澳门扎下了根。此后的300多年，中西文化交流以及海上贸易中心遂从浙江转移到福建和广东。
就这点上来说，浙江错失了空前的历史机遇，不免令浙江人感到遗憾。而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这对整个中国而言又何尝不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江南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假如双屿港“世贸中心”的地位得以保全，假如隆庆开海在宁波，中西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应该会是另一番模样。当然，这也正是统治者害怕的，如果迫不得已要打开一点国门，他们也总是选择把门开在帝国尽量偏远的地区。
而那些在大航海时代与欧洲人同时起跑，甚至一度领先的中国海商，在历经双屿、沥港之殇、诱杀王直、“抗倭”等等残酷的镇压之后，已是元气大伤。及至明末清初，立足闽台的郑氏海商集团依赖东亚海上贸易网络，北拒满清，东驱荷夷，再度将中国民间海洋力量推向巅峰，却也在不久之后又被清廷扑灭。明清两朝的残酷海禁和连绵不断的打击，终于使野性、坚韧、强悍的中国民间海洋力量彻底失败。中国与大航海时代失之交臂。
终于，在19世纪，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将中国东南海疆变成这个国家最孱弱、最容易受到攻击的边疆和肚腹，而那些曾经强悍却无法复活的中国民间海洋力量，仿佛是一场遥远而沉默的海啸，只能徒然拍打着岁月的海岸，却再也无力荡涤和冲刷这个老大帝国的百年屈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