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才厚的选人用人的其中一个标准“就是一认钱多少”。（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5年10月03日讯】大陆南方周末记者褚朝新近日发表一篇《中国官场买官卖官价格指南》博文，通过多个官方通报的案例，曝出中共官场买官卖官市场行情的丑闻。
买官卖官价格一路攀升
2001年6月，时任中共河南卢氏县委书记的杜保干因涉嫌受贿等罪名落马。次年，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此案的相关法律文书显示，法院判决认定的卖官受贿金额为27万余元。
据当时的官方数据，当时这名县委书记卖官的均价为万元左右，单笔最多也不过三五万。
到了2007年左右，县市里同级别的岗位价格翻番了。原中共渑池县委书记仝孟蛟受贿案的法律文书显示，县里的官员为了得到乡镇书记和乡镇长等职位，给仝行贿一般在10万上下。
到了2010年左右，同样是县里的科级岗位，价格再次翻番。2012年，原中共安徽萧县县委书记毋保良案举国震惊。该案的司法文书显示，行贿人单位几乎覆盖了萧县所有的乡镇和县直机关，多名重要部门的一把手在2010年前后给毋保良送的金额都在20万元以上，目的都是为在“工作的开展和个人的提拔上提供帮助”。
近年，有些买官行贿的单笔金额已过百万。2015年9月15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南充拉票贿选案查处情况的通报时发布消息，四川南充贿选案中，其中组织送钱拉票的16人，涉案金额1671.9万元。按此官方数据计算，行贿买官者人均花费约104万。
在中共部队，行贿买官的价格甚至出现单笔超千万的案例。
2015年3月，中共军事科学院军建部原副部长杨春长接受媒体公开采访时说，徐才厚的选人用人的其中一个标准“就是一认钱多少。他举例说，“一个大军区司令，一个人给他送了一千万，再有一个送两千万的，他就不用一千万的。”
买官的投入与回报
除去年代不同、人民币贬值等因素，在大多数买官卖官的贿赂案中花多少钱买多大官一般是成正比的。如果理想的官位级别较高而投入不够的话，落选的可能性就较大。
送的钱太少买官失败的案例颇多。原中共渑池县委书记仝孟蛟向办案机关供述，“中共南村乡党委书记刘正民曾给我提出想解决个副县级，我答复他有机会可以考虑。2008年、2009年春节前，刘正民送给我人民币共计4万元。”刘正民证实，其给仝孟蛟送了人民币4万元，希望仝找机会推荐任副县级职务，最后没成。
在湖南衡阳，一名送出60余万元的农村基层代表候选人得知落选省人大代表后当场晕倒。
在渑池县，同样是想找仝孟蛟弄副县级职务，财政局长出手就大方多了。法律文书显示：2007年7、8月份至2009年春节前，仝孟蛟利用担任中共渑池县县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其办公室先后三次收受时任中共渑池县财政局局长的张栓军为个人提拔所送的人民币30万元。仝孟蛟说，“我当县委书记以后，张栓军多次提出希望解决个副县级。”
在山西，2006年起担任中共晋中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郭忠实的卖官价格是：收30万，一个常务副县长被提拔为了县政协主席。收一名官员3万美金，其被定为了县长人选。
买厅官的位置价格就高多了
2014年5月29日，中共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受贿案。庭审中官方信息称：2006年到2008年，王素毅担任中共巴彦淖尔市市长、市委书记两年间，下属李石贵先从市政府副秘书长，升为市政府秘书长，然后又当上了中共巴彦淖尔市副市长。李石贵为了这两次升官，先后送给王素毅现金55万元、黄金3000克，共计折合人民币124万元。
平均算下来，李石贵两次买官分别得到的是正处和副厅级职务，均价62万元。
在四川南充，一名叫杨建华的官员试图花80万买一个副厅级岗位。2011年10月19日南充市委五届一次全会前，时任仪陇县委书记杨建华用公款80万元，自己出面或安排下属，向部分可能成为市委委员的人员送钱拉票，通过拉票贿选当选市委常委。
随着一些特殊岗位权力越来越大，有些行贿买官的投入与官位并不成正比，而与获得的经济利益成正比。
2015年6月，山西省纪委通报，郝二柱在在2011年竞选中共太原市小店村红寺村村委会主任时，支出768万元拉票贿选。
为了当村主任花768万贿选，此案成为中国“买官案”中所买职务最低、价格最高的一例。郝二柱贿选村主任获得的利益是：其担任村委会主任期间，将村委会土地补偿款892万元据为己有，挪用国家补偿村集体的土地补偿金5196万余元，非法转让村集体土地560亩。
湖南官方通报，中共衡阳人大贿选案中，该市当时当选的76名省人大代表中，56人送钱拉票，金额总计1.1亿余元，人均送钱近200万元。显然，花钱贿选省人大代表者，渴望得到的不是行政官员的级别，而是省人大代表特有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