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农业合作化运动
农合作化运动是毛泽东用“组织起来”的骗人口号和强制性的手段，剥夺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使中国刚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农业社会又回到土地公有制的奴隶社会，自耕农又成了戴着“镣铐”的农奴。
一、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以重工业为优先的国家工业化。并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这个“灯塔”的核心就是“一化三改造”。什么是“一化三改造”？
“一化”，就是在10到15年内，基本上实现以重工业为优先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造”，就是对“农业、私营工商企业、个体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要通过强有力的权力导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要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即权贵资本主义）这个范畴，“成为共产党所能指挥、控制的财富”。于是，全国工作重心转向了“党的总路线‘一化三改造’”。
“工业化”本来是个与政治无关的题目，但中共历来都搞的是“泛政治化，”，即不管什么事，不但要和政治扯在一起，甚至要用政治来“统帅”。所以“工业化”要用“社会主义”来统帅。但这里还不仅是个标签、招牌，更有其具体内容。那就是“以重工业为中心”或曰“优先发展重工业”。所谓重工业优先，就是以冶金（尤其是钢铁）工业，机械工业为核心，为军事工业打下基础。这既是苏联的“先进经验”，也是老毛梦寐以求的目的。用他们自已的话来说“当时是错估了形势”，以为世界民主国家（即他所称的资本主义），已进入了所谓“垂死阶段”，他们可以通过第三次世界大战，一举摧毁西方民主阵营，独霸世界。所以一要大力发展重工业与军事工业；二要使人口猛增。所以苏联多生孩子的妇女被尊为“英雄母亲”，毛更说“世间只要有了人，甚么人间奇迹也可造出来”。说白了就是要依靠武器和“人海战术”象打国民党一样，把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打垮。
然而他们缺了一点常识：当人口呈“几何级数”（马尔萨斯语）上升后，钢铁、机器不能当饭吃。于是在1960年中国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后，终于开始转向为“以农业为基础”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方针，这个所谓的“一化”就这样“搬起石头砸了自已的脚”。
我们区是成都市农业区，农业合作化是我们工作重中之重。共产党开展任何一项新的工作，首先是“统一思想”。办法是组织全体干部学习文件、吃透文件、领会文件，在思想统一前题下，再逐步推开。先搞“点”，在“点”上取得经验后再扩大到面，这叫“以点带面”或曰“点面结合”的工作方法。
千百年来中国农民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一家一户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済作业，现在要把几十家、上百家组织在一起生产劳作，他们实难以接受。但是共产党、毛泽东是个强势政权，决定了的政策必须贯彻始终，不惜花一切代价去实现。这个繁重而又困难“组织起来”的工作，就由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基层干部去执行完成。
“军令如山”区委、区政府闻风而动，立即抽调出大批能力强水平高又能吃苦的干部，奔赴农村第一线。我们工作队长是生产建设科科长潘清雍，组员有我、“梦觉”、“干豇豆”、陈崇阳、徐泽昆等，选定群众基础较好的站东乡红花村作为建立农业合作社的试点村。这个村在土改结束时就建立了党、团组织，一批在斗争中表现得好的贫下中农，被吸收为党团员。
红花村距梁家巷不足一公里，是个近郊村，上世纪80年代已消失在红墙高楼之中。在上世纪五十五代初却是个阡陌纵横，炊烟袅袅，鸡呜犬吠，稻花飘香的农村。我们住在乡政府，每晚去村里召开各级会议，诸如农民大会、妇女大会、青年会、团员会，不停地宣讲农业合作的好处与愿景。
农业合作社分初级、高级两种。初级社称为农民弟兄平等互利的经济组织，地、富、反、坏分子不能参加，贫下中农才有资格。参加自愿，不能强迫，有退出的自由。初级社规摸不大，约二十余户，参加者只是土地交到社里，由社里统一安排播种和调配劳作；农具、耕牛作为投资入股，分配时折合成工分。高级社不但要把土地交给社里，农具、耕牛全作为集体财产，各家各户在屋前屋后留少许自留地（每人不足一分地，约60平米），种点瓜瓜菜菜。做什么干什么由社长指派，白天统一劳作，晚上集中一处开会评工分。工分关系到年终分粮分钱，由于劳动力不均和有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所评工分实难公平，故纠纷不断，你攻我击，大伤和气，互为仇敌，使千百年来和和融融的邻里关系彻底丧失。
“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实际把老实巴焦的农民推向互相厮杀的仇恨道路，中国再难以有和谐。
我们天天开会夜夜开会，宣传农业合作社的好处，说它是苏联未来的集体农庄，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大家走集体富裕的康庄大道路，目的是不让农民弟兄“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纵然我们把口说干、把嘴讲烂，农民就是死个舅子不参加农业合作社（四川方言，坚决不从之意）。他们说：“树大分桠，儿大分家。莫说外姓人，就是一个祖宗传下的崽也揑合不到一块，几十家人搞到一起，不打烂脑壳才怪”。
农民说的大实话，“一口一个味，百人难同睡”。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建设富饶美丽的新中国”，我们一个个像金刚钻，非得把“死脑筋”的农民钻个孔，批评他们“思想保守落后”，是刘介梅“三十亩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翻身忘本的资本主义思想，是不愿“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刘介梅湖南农民，解放前是个乞丐，土改中翻身分得土地和耕牛，不走“组织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成了农民翻身忘本的典型。“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他惊人之语，故全国报刋公开讨论批评此事）其实，我们和农民都不知道毛泽东肚里的真实打算，他是要通过“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化道路”，把土地改革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归国有，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临天下”一统大业的宏愿。
农民太热爱土地了！
土地，是他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救命根子”，是繁衍子孙的“护身符”，现在要叫他们交出土地，等于拿刀子剐他们的心啊！潘清雍科长有的是办法，他毕竟比我老练，拿出了最历害的一手，“党团员必须带头参加农业社，服从组织决定”。“组织”就是父母，不听父母话就是“大逆不道”的儿孙，要遭火烧雷劈的。
他近似下命令地向村里党团员说：“建立农业合作社是毛主席的号召，是党中央的决定，是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分水岭，是党团员带不带领广大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试金石，既然你们是党团员，应无条件服从这个决定！”再有便是向农民强调说，“农业合作社是农民弟兄互利互惠的经济组织，地、富、反、坏想参加也参加不了，今后政府要大力扶持农业合作社，银行货款、子女读书，入了社的都优先。”
农民终因经受不住我们的打压，更抗拒不了我们的诱惑，在半说服半强制下参加了农业合作社。这个全区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农业合作社叫李英才农业合作社，因带头人叫李英才，贫雇农，土改中入党的极积分子。
农民不得不流着眼泪，怀着难舍之情，把土地、耕牛、农具集中到一起，走上了“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过那时他们手中还拥有生活资料和少量的自留地，留有“资本主义尾巴”。记得，为了说服一家姓阮的中农加入农业社，我们学习“诸葛亮三顾茅庐”的办法，大道理，小道理，比过去、看将来，家庭会、夫妻会、老少会、谈心会，整整花了一周时间，带推带拉又骗又哄，终把他搞进了农业合作社，只是在牵耕牛搬农具那天，全家竟然哭的哭，叫的叫，呼天抢地折腾大半天。有什从办法“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不入也得入啊！
站东乡的“经验”作为典型，在全区“三级干部”（区、乡、村）会议上进行推广，介绍经验的除队长潘清雍外，还有站东乡党支部书记和红花村党团员，很快全区各乡村都有了农业合作社。此后共产党逐步逐步地通过互助组、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把几千年海洋似的个体农民纳入了集体化道路。到了1958年公社化后，农民一切财产（无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全归集体所有），又回到那“仰起睡还有条球，俯着睡连球都没一条”（球，四川方言，指男性生殖器）的赤贫时代。
二、合省并区引起的波动
1953年4月，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实施，为了集中权力，中央撤销了原华东、中南、华北、东北、西南五大行政区，有“东北王”之称的高岗调到北京，出任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此后引发了“高铙反党集团”亊件。亊件后的半年多时间，由于高岗经受不住“革命的考验”，而服过量的安眠药自杀，此时从中央到地方才分级在党、团中作了传达。开始我们替高铙惋惜：这么大的官了还争什么嘛？而不知是老毛驾驭臣僚的权术。他几十年之所以从一个混混爬到帝王高位，就是靠的这一手。当然这个由表及里的认识是后来才有的。毛是个道道地地的泼皮，从不讲仁慈友爱，一切从自我、需要、权术出发，只要能建立巩固皇权地住，父母、妻儿、弟兄都可以出卖，所以几千年才出他一个。
中央撤大区，四川撤小区。四川很快把川东、川南、川北和西康并入川西行署，恢复四川省原有建制，省长李大章，省委书记为李井泉。李大章是四川地下党的头人，周恩来的老部下。他为了保住官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出卖朋友和同志，故“川东地下党没有好人”，虽语出江青，实际是他所为；李井泉山西来的“土八路”，是毛泽东贴心，一条咬人的狗，行事左得出奇，整人害人从不手软，后官至西南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号称“西南王”。就是这个“西南王”，在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至1961年）时期，把老百姓的救命粮大量外调，最后连种子粮都外调了，至使1200万四川人活活饿死。
原川西行署所管辖的成都、华阳两县并入成都市，人口从原来的六十万一下增为一百多万。我所在的第三区人民政府更名为龙潭区人民政府，管辖二十多个乡镇。区委书记张烈夫、区长李捷双双调离。张烈夫去市委任农委主任，李捷到省上工业办管大型工矿企业，并带走干将潘清雍、袁忠智。不乆两人回到教育战线，分别到十五中、十二中出任校长兼党委书记。我留在生产建设科，新来的区委书记崔犁夫是原成都县的县委书记，区公安局长李云成提升为区长。
“一朝天子一朝臣”。新提升起来的区长李云成，是红军干部，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一身枪眼，多处负伤，胸前挂满奖章，共和国的有功之臣。但他文化低读书少，行事主观，唯我独尊，工作方法生硬，心胸狭窄，很难听取意见，做事又不讲策略，干什么都是直来直去。应该说这样的人是个忠于革命事业的好干部，却不是好领导。他来不几天，即把一个为他看重的叫李德明的人提起来负责科里事情。此人原是青龙乡乡长，土改建政后不宜再当乡长才调到区上总务科管总务。他虽然工作平平，却善于察言覌色，一说一笑，喜欢向领导汇报思想，深为李运成区长赏识。按潘清雍调走时的暗示，负责人应是我。为了回避矛盾，我主动要求调到新成立的调研室去工作。调研室是各方干员云集的地方，个个能力强皆能独当一面，行政级别均在二十一级以上，只要运动一来全是驻乡工作组的组长。但我情绪上仍有波动，认为新来的领导对我不相信，与李云成区长有了距离。此时农业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不几天我又带着原班人马去到远郊区金马乡蹲点，整顿健全提高农业合作社，为向高级农业合作社发展取得经验。
金马乡在成都市郊北面紧挨着新都县，它的得名是因为那里有座寺庙叫金马寺。寺里原有百多个比丘尼，解放后共产党一再宣称“保护宗教”，实际视宗教为迷信，属于取缔对象。远在1950年“清匪反霸”运动中，就把寺庙中一些方丈、主持，作为恶霸抓走；土地改革时又把寺庙赖以生存的土地征收；加之大势宣传吃斋把素是迷信，故再没人到庙里来烧香布施。但宗教是消灭不了的，正如人性的善良是与生俱来一样。
金马寺大部分比丘尼被逼还俗改嫁，剩下来的十多个人坚决不走，愿终身事佛。虽然没有庙产收入和任何布施，她们死守信念在风雨里挣扎，一年四季与农民样下田干活，无论抛粮撒种还是栽秧打谷，虽然累得贼死，早晚仍要敲木鱼诵经书，使人不得不佩服她们对佛的虔诚。故庙宇保存得十分完好，金身泥塑，匾额吊牌，佛灯帷幔，戏台殿堂，无不使人感到粛穆庄严。
我们大凡开村民会都选在这里，一是这儿埧子大，二是这些出家人特殷勤，烧茶送水摆桌放凳无句怨言，百般讨好我们工作组，生怕再像土改样拉出去斗争。人心总是肉长的，我们工作组对她们到十分善意，无任何刁难。
50年代的青轻人对工作都认真负责从无三心二意，谁不希望早日把国家建设成为“耖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社会主义。成日穿草鞋戴斗篷，风里来雨里去，不知苦不知累，干得十分欢腾！想不到我们在农村折腾了半个多月回到机关汇报工作，到寝室一看大家儍眼了！几天前宿舍来了个大调整，把我们派到乡下去工作的十多个同志的衣服、鞋袜、用具乱扔一地，分不出是谁的东西。于是大家嚷开了：“我们下乡日晒雨淋，家里还把东西给我们丢了，领导这样不看重我们，以后还有什么心情干好工作啊！”偏巧，工作汇报完后已是夜里十点，总务室忘了留饭，上街找餐馆，餐馆多半关了门，有些人负气饿着肚皮在板凳上过夜。我去向区长李运成反映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好，要影响工作。”他想也不想反批评我说：“这些小事情也要我管，我可不是千手观音，长有三头六臂，再说牺牲点个人利益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感到十分委屈，一气之下信手写了首打油诗给机关板报编辑组。打油诗是这样写的：“下乡干部苦，天晴晒太阳，下雨路难走。这些苦不算苦，最苦怕回区政府，吃饭难找主，睡觉难找铺。去向领导提意见，反用大话来吓唬……”
这事被陈崇阳知道了，他特地跑来劝我说：“老黄呀，我们相处了近一年多时间，彼此了解，你有热情有干劲，就象一匹活蹦蹦的马驹，不论前面是岩是坎也要跳过去。这是好的，我应该向你学习。记得两年前我也和你一样提意见像打炮，不怕老虎不怕豹，结果犯了对抗领导的错误，要不然我今天早已入了党也许是局长、科长了？我诚恳劝你，把打油诗毁掉，不然会惹出麻烦，对你进步不利后”。我在兴头上，认为下级向上级反映意见是囯家机关干部的权利，不存在有利无利，笑笑回道：“我不能对错误的事情保持沉默，做人应坚持原则啊！”
陈崇阳苦笑一下，不再吭声了。打油诗交给了机关黑板报后，杳无音信，过了一个多月，区里召开干部大会，布置总结农业合作化运动工作。会上先由区长李运成作报告，他在报告里讲了一般工作上常用的套话、官话，然后语气一转，着重批评机关干部中有怕吃苦和工作上不任劳任怨、目无组织、目无领导等思想，并不提名地公布了我的打油诗，说这是落后思想的代表，希望大家对这种思想展开批评。在座的百多号人儍了眼，不知谁干的，会场静悄悄连咳嗽的声音都没有。我陡的热血沸腾，冲起脑门阵阵浪花。待他讲话告一段落，我笃地蓦然站立起来举手发言，情绪激动，语不成声道：“打——油——诗——是——我写的，是投给机关墙报的，本意是向领导建议，关心同志们生活福利，没想得到个落后思想的批评。”这突如其来的反弹，使得大家拉长脸孔，几百双眼睛一时看看台上脸青眉竖的区长李运成，一时又看看红脖子胀脸的我。谁都没有发表意见，只有台梁上大圆钟滴滴嗒嗒的响过不停。忽然，李德明的脑袋伸出人群，不快不慢地说：“我发表两句意见，我认为今天黄泽荣同志的态度极端蛮横无理，竟敢在几百人的大会上公开反抗领导的批评，这是极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我建议组织上暂行停止他的工作，让他好好检查反省！”区长李运成用眼扫扫台下，希望有人发言跟进，可大家知道我工作上一贯表现不错，曾是前任张烈夫书记、李捷区长手下的红人，故没有一人应声，会就这样不欢而散。
我没有到食堂吃饭，心里非常沉重，两条腿像有百十斤重，走动一步也吃力。我决定去找区长李运成说说道理，推开他办公室的门，正在吃饭的他见我进来，余怒未息地冲着我问：“你来干什么？”我情绪还未平静，便带气回道：“找你讲道理，我哪点目无组织？目无领导？你凭什么在会上批评我是落后分子？”
“嗯！你写打油诗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想挑起全区干部来进攻我，拆我的台吗？这难道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行为？”说着，在桌上一拍道：“我批评你是落后的分子，你若不服到市上告我去！”
“好！我是落后分子。”我冲出门向漫无边际的田野走去。田野，被黯淡的云层笼罩着，呼啦啦的秋风吹得禾苗低头、大树弯腰，黄叶儿，白叶儿遍地乱飞。我呆立在一棵古柏下，望着太阳落下的西方，心里象不平静的江水，起伏地翻滚着：我为什么要去写打油诗？为什么要去向领导提意见？是不是为了自己？不，不，不是为了自己！那为什么会得这样不公正的批评呢？唉，悔不该当初太盲动，不听陈崇阳的劝阻，才闹到这境地。现在我入党候补期转眼就满了，如果此时能吸取教训还来得及，不然转正通不过，不转正休想当科长、局长什么的……难道跟着共产党、毛主席闹革命是为了当官吗？我决心不再找李运成区长交换意见，把心一横：后补期停就停，干革命是凭工作能力吃钣，不是凭党员吃饭！果不其然，到了“转正”时间，支部通知我：后补期暂时停止。不过那个时候机关风气还很正常，不会因为你和领导上的关系不好，便可以把你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因为革命的枪口还未对着人民，还无“言论”与“思想”罪一说，机关里仍充溢着自由民主的气氛，做领导的也不敢贸然行事，不仅李云成区长做不到，纵是市长、省长也做不到。只有当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的魔火烧向革命阵营时，中共各级领导才敢将杀灭敌人的刀枪用来诛灭异己，制造出一个一个惊天冤案。因此，后补期的取消，并不影响我的工作、学习，何况调研室里党团员不多，我仍是个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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