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来不及等斯大林的答复，索性带上政治秘书陈伯达，机要秘书叶子龙，负责警卫的汪东兴，加上个翻译师哲就出发了。
此外，他还带了满满一火车礼物，因为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70大寿，他总不能空着一双手，白眉白眼地就上主人的门吧。
寿礼规格之高，在我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分别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三家一起给斯大林送寿礼。
中共中中央的礼品有大元帅丝织像、清代蓝花瓷花瓶、景泰蓝茶具、烧瓷寿盘，以及像牙雕刻的大花瓶、宝塔、龙船、翡翠球、八仙人、女英雄等共10种22件(套、对、帧、座)，外加祁门红茶和龙井茶。
中央人民政府的礼品除大元帅陶瓷盘10个和每套99件的景德镇五彩瓷具两套外，还有“中国农民所献蔬菜果品”——山东胶东和济南产的白菜、莱阳梨、大葱，北京鸭梨、雪梨，天津和山东大萝卜，北京绿皮圆形红心萝卜，江西小金桔等。
中央军委的礼品是大元帅丝绣像一帧，和大元帅陶瓷像一对。
双方的礼物极不对称，斯大林回赠给毛泽东的礼品全是金手表、金项链，金烟盒等，还有一辆防弹小轿车。
万里迢迢祝寿，还特意带上蔬菜水果当寿礼，正应了中国人“礼轻人意重”这句古话。当然，这恐怕也是毛泽东不拘小节的独特个性，与中国诗人的浪漫气质使然。
途经沈阳时，发生了一件让毛泽东极为愤怒的事。
1991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冈察罗夫对前苏联援华专家组组长、前苏联铁道部部长、斯大林的特使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科瓦廖夫进行了采访。
科瓦廖夫回忆说：“1949年12月，我陪同毛泽东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科注：当时中国的报纸上说毛去苏联是为斯大林祝寿)时，毛指示在沈阳停车，并邀我游览市容。我一下就明白了未预料到的停车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想确证政治局关于肖像一事的决议是如何执行的。在沈阳所有高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身着元帅服的巨幅画像，没有一处挂毛泽东的画像，毛当时很生气。当我们回到专列上时，市委书记向毛报告说，东北各省人民以及高岗同志、林彪同志个人为斯大林寿辰准备了整整一节车厢的礼物，这节车厢已经挂在了他的专列上了。毛泽东愤怒地说：‘把车厢摘掉，把礼物卸下，一半拉到高岗家去，另一半拉到林彪家去。我代表全中国人民，已经给斯大林带去了礼物。请你转告这些同志，东北现在还属于中国。’”([1])
市委书记焦若愚被盛怒的毛泽东惊吓得目瞪口呆！
12月16日中午12时正，毛泽东的专列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时，斯大林给他的礼遇看似隆重，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位共产党执政国家领导人的规格。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苏共核心领导班子的成员全都到车站迎接他。
不过，这样的规格很高但还不是最高，让毛泽东深感不快的是斯大林本人没有出现在欢迎官员中——而毛肯定不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曾亲自到火车站，欢送前来与他谈判苏日中立条约的日本外相松冈洋佑。率性的毛泽东不加掩饰，故意把自己的愤怒挂在脸上，弄得前来迎接的苏方大员全都有些儿尴尬。
毛泽东不高兴，前来迎接的驻苏大使王稼祥也就只能板着脸
但是，毛的不快很快便倏然而飞。当天傍晚6时正，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在克里姆林宫集体宴请了他。
一见面，斯大林不等工作人员介绍，便大步上前，亲切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注目端详了好一阵，才表情夸张地激动说道：“毛泽东同志，你红光满面，容光焕发，想不到你这样的年轻健壮。”
斯大林分明已经忘记了他当初对罗斯福所说的，毛泽东不过就是一个普加乔夫式的人物的评价，对眼前的毛赞不绝口，“伟大，真是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不愧为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儿子。我代表全体苏联人民，祝愿你健康！”
毛激动得眼泪蓦然滚落，面对全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和无产阶级的最高领袖，他说出的第一句话颇有点游子归家的情调：“斯大林同志，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说到伤心处，毛眼圈发潮，竟然哽咽起来。
毛的悲情来自于当初他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时，被斯大林理解为毛是借此排除他最信任的王明，故而苏共对毛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所致。
斯大林当然明白毛泽东话里的意思，他亲热地在毛的肩膀上拍了拍，一脸肃穆地说：“毛泽东就是毛泽东，胜利者就是胜利者。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全世界的真理！”
一席话说得苏共领导们哈哈大笑，毛泽东也怨气尽消，破涕为笑。
领导人聚会或是合影的时候，站在中心位置的斯大林，总不会忘记请毛泽东站在他旁边，其它各国的领导人全都知趣地站到了他俩的后边和两侧。而且开会的时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讲话都一律用俄语，只有毛说中国话，而且说的是一口地道的中国湖南话。
可是好景不长，一提到中苏条约，斯大林马上就和毛泽东翻脸了。
([1])引自文博编著《中共往事钩沉(卷二)》之《前苏联援华专家组负责人谈高岗事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在接下来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中，毛泽东说他这次来莫斯科，是想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回去。
稍事寒暄，毛又说：“斯大林同志，我来之前，中共中央作了一个决定。我们一致认为，应当废除贵国1945年与蒋介石反动政权签订的那个中苏同盟条约，和我们重新签订一个新条约。”
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这也是毛泽东的一种谈判手段。因为从米高扬到西柏坡，刘少奇去苏联，他这次赴莫斯科之前发给斯大林的三封电报，老是在试探，可斯大林就是不亮底牌，所以他始终搞不明白斯大林究竟是什么态度。这次干脆一上来就把最重要的问题摆到桌面上，让斯大林无法回避。
可斯大林更加厉害，没等毛泽东把话说完，大手猛地一挥，沉下脸说道：“毛同志，我明确地告诉你，苏共中央主席团也刚刚开了一次会议，也作了一个决定。政治局委员们一致认为，我们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必须维持！”
从谈话记录上看，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第一次谈话还不到10分钟，就陷入了僵局。
在米高扬密访西柏坡之前，中共对莫斯科在外蒙问题上的态度显然存有某种幻想。中共领导人没有天真到以为乔巴山等外蒙领导人会自愿放弃独立，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认为外蒙问题纯粹是蒙古民族的自决权问题。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共一直主张外蒙加入革命的中华联邦，这也是毛泽东在同米高扬谈话时希望得到莫斯科支持的目标。
然而，斯大林的态度不但使中共无法收回在国民党手中丢掉的外蒙，也使中共失去了恢复中国“大一统”的机会。
毛泽东没有和苏联人就外蒙问题进行一场马克思主义的争辩，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对苏方关于唯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决定外蒙地位的观点心悦诚服。所以已经自认为今非昔比的毛泽东，首次访问莫斯科的目的，除了谈废旧约订新约的问题，其中也包括谈谈外蒙古问题。可没想到和斯大林刚一见面，他就是这副武断得不容商量的态度，不能不让毛大感意外！
毛泽东接下来的谈话全都是离题万里，不着边际的兜圈子。
如果说中苏国家利益冲突的导火索已在米高扬密访西柏坡时被外蒙问题的火星点燃，斯大林在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对旧条约问题的强硬态度，则使导火索继续燃烧。
尽管在这次会谈中双方都没有再提及外蒙，这个问题显然在斯大林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向毛泽东强调1945年条约的每一条都要保留，这当然包括了旧条约对外蒙独立的有关规定。
为了防止毛泽东以中国革命胜利为由提出对旧条约的修改，斯大林搬出了超级大国在雅尔塔的协定作为挡箭牌。
一时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冷酷的权益算计，成为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过程中的基调。
斯大林显然也不愿意把气氛搞得过份紧张，和缓下语气对明显不快的毛泽东说道：“我们决定继续维持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是为了避免西方国家借此提出其它问题，诸如萨哈林和库叶岛。但是，鉴于贵我两党的特殊友谊，可以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的条约。比如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你们的建议，我们可以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
绕了半天圈子的毛泽东马上又回到了他最为关心的主题上，但走的仍然是曲线，他说：“斯大林同志，周恩来同志要来，你看合试不合试？”
斯大林的脑子转得也够快的，马上回答：“你让他来干什么？我没事情需要找他谈，如果他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的话，你就让他来吧。”
斯大林一句话，又把话题给闷了回来。
毛泽东没有料到斯大林会搬出英、美国家作为限定中苏关系的借口，这对他剌激太强烈了，于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斯大林：“对不起，斯大林同志，在考虑中苏条约问题时，中共从来没有把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态度包括在内。我们的人民认为，在国民党政府垮台以后，它与苏联订立的条约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
斯大林承认中国人民的意愿应当得到尊重，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问题是，通过米高扬、刘少奇的党际外交，苏联领导同样认为中共不肯轻易放弃把蒙古人民共和国重新并入中国的计划。
在这方面，北京在1949年的外交步骤似乎证实了莫斯科的担忧。
这一年的10月3日，苏联成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第一个国家。在接下来的4天里，另外7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承认并提出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除了蒙古政府以外，其它国家都在发出建交邀请的当天收到了周恩来肯定的答复。唯有乔巴山是在难堪地等待了10天之后才接到中国政府答复的。在这个时期，北京同其它共产党国家的关系必然都在莫斯科的严密注视之下，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尤其如此。北京对乔巴山的肯定的答复在莫斯科看来是一个好迹像，可是北京表现出来的犹豫也足以使莫斯科对北京的诚意表示怀疑。
斯大林并没有消极等待、观望北京的动态，而是未雨绸缪，采取步骤使乌兰巴托做好应对北京的准备。
1949年八九月间，乔巴山赴莫斯科就医。他的另一个目的是向斯大林探询他对当时蒙古领导层中有关外蒙入盟苏联的争论的意见。
乔巴山在9月底会见了斯大林，发现斯大林关心的是中蒙而不是苏蒙关系。
斯大林告诉乔巴山，最近毛泽东和苏方交换了意见，表示赞同内、外蒙统一。
乔巴山表示，虽然中共尚未直接向蒙古提出这个问题，内、外蒙合并是应该的，只是统一的方式应当是内蒙古加入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
对此，斯大林讲了下面一番话：“这么说你是主张独立，而不仅是在中国国内保持自治权利的问题了？我也这样看。你们自己必须对这件事做出决定。但是也没有必要马上决定统一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实现。你们需要有一个不会引起和中国争端的妙策。毛泽东和他的政府现在正忙于攻占广东和完全解放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还没有时间考虑国内的民族问题，在这方面他们也没有经验。但是，在占领广东之后，他们也许会愿意讨论这个问题。还有一点，你们也应注意。如果你们向毛泽东建议内蒙统一于外蒙，他多半会反对。他有自己的问题。蒋介石掌权时，把国家搞得七零八碎，甚至让外蒙古独立。毛泽东则不然，他要把被国民党肢解的国家统一起来。因此，毛泽东更难允许内蒙古统一于另一个国家。在十月革命以后，芬兰和波兰这样的民族从俄国分离，变成独立国家。这只有高度崇尚共产主义无疆界的列宁才能做到。你要明白，毛泽东绝对不是列宁，他才不会这样做。”
对乔巴山提出的外蒙加入苏联的问题，斯大林回答说：“蒙古共和国没有必要变成苏联的一部分。我们支持内、外蒙统一，希望它成为一个统一、独立的国家，既不在俄国，也不在中国的管辖之下。”
师哲回忆录与尤金大使晚年的回忆文章中，均几次谈到毛泽东第一次去莫斯科时受到了冷遇，弄得心情很不痛快。
其实真正的冷遇，正是在这次涉及到有关中苏条约的谈话以后才开始的。
毛泽东对苏联和斯大林寄有强烈的希望，源自于在中国民众，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心中，无不深深铭刻着这样一件与中国休戚相关的大事。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斯间，中国加入协约国，因国力羸弱，只能派出华工担任战地后勤，西线去了15万，东线也去了5万。不久，“十月革命”爆发，苏联宣布退出东线战场，俄国陷入内战，辽阔的西伯利亚和中国的东北地区成为了白俄军队的势力范围。美、英、日、法、加拿大、捷克等7个协约国联合组成干涉军，从远东地区协助白俄武装，向苏联境内发起进攻，企图将刚刚诞生的全世界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
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也破天荒派兵参予，并和其他7个协约国组成8国联军，于1918年登陆符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在百余年前被沙俄俄国强占去的海参威。由海军第1舰队代司令官林建章上校担任驻俄部队指挥官，先后撤出3万多名在东线参战的华工，并伺机收复更多被沙皇俄国强占去的中国领土。在中国满是屈辱的百年近代史中，中国军人也曾吹着铜喇叭，踏着正步，骄傲地踏上过这块被老祖宗丢失多年的土地。
就在苏维埃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进行殊死斗争，红色政权命悬一线的时候，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俄国政府突然向全世界发布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
中国史称：“第一次对华宣言”。
该“宣言”郑重宣布：俄国政府放弃沙皇俄国时代在中国因侵略而获得的一切土地，放弃领事裁判权利等各种特权，并无条件地将帝俄在中国东北修建的中东铁路归还中国，希望在新的平等基础上建立两国邦交关系。
天上“咚”地掉下个大馅饼，砸得全中国人民头晕眼花！
北洋政府得知这一天大的喜讯，从高官到社会精英，普通民众，无不被感动得涕泪横流，觉得这鼻子尖尖，下巴翘翘的佛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真是太伟大，太了不起了！
现在来看，这实际上是列宁使出的对东西方列强结成的统一战线有着极强破坏力的一个妙招，以此手段来拉拢与忽悠和自己山水相连，体量最大，其东北已经成为白俄军队后方基地的中国。利用刚刚推翻帝制不久的中国人民渴望民族独立的迫切愿望，将中国拉到自己的阵营之中，来破解列强和白俄对自己的疯狂扑杀。
一定要把中国人从八国联军里分离出来
在最近一两百年的历史中，沙皇俄国通过“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以及一系列勘界条约，先后从中国强占去了15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听到以列宁为首的红色俄国宣布这些条约作废，把侵占的土地归还给中国，中国朝野各界立即为之感激涕零，“宣言”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当时中国31个社会团体致电俄国苏维埃政府，对“宣言”表示赞美，并强烈要求中国政府与俄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俄国派出党政代表来到中国，广泛接触北京政府各界人物，宣传“宣言”精神。他们还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以及哈尔滨等地，联络开明人士、先进分子、革命志士，向他们宣传“十月革命”、共产主义及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中苏关系的改善。
1920年9月5日，以张斯麟中将为首的中华民国军事外交政府使团抵达莫斯科后，受到了超规格热情接待。1920年9月27日，俄国外交人民委员部发表了《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这次宣言全称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政府的宣言》，第二次对华宣言与第一次对华宣言主要内容完全一致，即前沙俄政府与中国缔结的一切条约无效，再一次强调放弃旧俄对中国领土的一切占领。
张斯麟还受到了列宁的单独接见。会见一开始，列宁就开宗明义，表达了愿意放弃前沙皇与中国缔结的全部条约，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家武力侵占和夺取的一切归还给中国人民。
前后两次宣言和列宁的当面承诺，都说到了同一件对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大事，那就是废除过去中俄之间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把从中国强占去的15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给原来的主人。
不过，张斯麟也同时听明白了闪烁在这些条件字里行间的一个意思，那就是中国的领土不能成为白俄反动武装的后方基地，决不能让白俄反动武装利用中国的领土休养生息，壮大反对赤俄政权的力量，并把中国作为进攻赤俄政权的基地。
在这以后，列宁先后派出裴克斯、越飞、加拉罕与北洋政府就两国建交等问题进行磋商谈判。经过几轮的艰巨谈判，1924年5月31日，加拉罕代表苏联政府(此时的俄国已经改称苏联)、顾维钧代表中国北京政府，共同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两国宣布正式建交。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并规定：“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
曾经和沈志华一起去莫斯科购买苏联档案的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闻一先生说：“不管是第一次，第二次对华宣言，以及列宁的讲话里面，都从来没有具体提到过‘瑷珲条约’，也没有提到过‘北京条约’。而中国的土地被割占给沙俄，主要就是拜这两个条约所赐。当然，苏联人更没有谈到远东问题，比如被他们霸占去的江东64屯、乌苏里江以东，兴安岭以北这些历史遣留问题。话说白一点，列宁当时就是被西方列强的干涉军压得喘不过气来，通过外交上的一种姿态和手段，首先取得中国的支持与合作，以此来粉碎敌对势力的联盟，减轻他在远东承受的军事压力。而且列宁本身就具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他在苏维埃大会上就公开说过：‘符拉迪沃斯托克离我们很远，但这就是我们的城市！’他绝对不会放弃符拉迪沃斯托克，要是把这座城市还给中国，他的太平洋舰队往哪里放？一直到最后，列宁也是口惠而实不至，根本就没有处理过什么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更没有归还给中国一寸土地。”
苏联人为何出尔反尔？
主要原因是，到了1922年，中国军队早已退出的这支多国联军被苏联红军全面击溃，中国在苏联人眼中，已经不再具有战略价值。
今天的符拉迪沃斯克市仍然保持着一尊列宁的全身铜像，其余的三尊铜像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拆除了。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心目中，列宁似乎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辉，但是他的影响力，却没有在历史的起伏潮落间消失殆尽。
“符拉迪沃斯托克离我们很远，但这就是我们的城市！”
这是列宁在1922年11月20日召开的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发言时斩钉截铁地向全体党员说的一句话，如今仍然被镌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对面大厦的一面墙上。尽管当时的语境是针对苏联红军刚刚收复了被包括中国军队在内的8国联军短暂攻占过的这座城市，但许多年后人们发现，正是这句话，似乎为这块土地和整个远东地区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