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情才并茂的杨蓓(图)

“成都日报”三位老报人

作者:铁流 发表:2015-06-13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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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铁流

“成都日报”三位老报人

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一,“多宝道人”陈泽昆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总想着他。1956年初夏,为增强“工人阶级”领导力量,我从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调入新创刊的《成都日报》社文艺组任编辑,很快和他认识并交上朋友。

他个儿精瘦,头部上大下小,面颊长短适度,高额头大鼻梁,双目炯炯总在思考什么。他为人机警,深谙世态,知进知退,从无废语,好读杂书,装了一肚子学问,外号叫“多宝道人”。组长肖青说,陈泽昆是老报人,当过《工商导报》(《成都日报》的前身)的总偏辑,懂的东西多,肚里有的是货,三部卡车也拉不完,你要好好向他学习。

文艺组有六个人,每人一张办公桌、一把藤椅,他和我的座位背靠背,转过身子就脸对脸,交谈机会自然多一些。他负责杂文、短评,我分管小说、诗歌,若遇上拿不定的稿件,便向他请教。他总是静静地听我意见,听完后认真想一想,然后说:“作编辑是发现作者,作者有无前途,首先看他写的东西有无新意,其次才是功底、文采。”

收发时每天送来不少来稿,他处理的速度比我快十倍。我忙他闲,闲下的他不是品茶就是看书,真够清闲。我很冲(成都话好表现),几乎每天都要在评报拦上发表意见,可他从不写。不久猪肉供应开始紧张,几乎所有肉案铺前都排起长队,我在评报拦上贴出三张稿笺纸的意见,批评报纸不关心人民生活。他看后笑笑,私下向我说:“干新闻需要勇气敏感。你很勇敢敏感,是干新闻的料。”

是年10月,四川《草地》文艺月刊发表了我写的“干预生活”作品,《给省团委的一封信》,他翻来覆去看了几遍,不发表意见,老皱额头。大约一周后下晚斑,他突然何我说:“小黄,走,我请你喝‘五粮液’。”

此时“五粮液”还名不见经传,在酒铺里散卖。这种酒铺不卖热菜,顶多是花生米、豆腐干之类,成都人称之为“冷淡杯”。我们相对而坐,细细地品着酒杯里的酒。他说:“你知道不,这酒为什么叫‘五粮液’?它是五种粮食烤的,有大米、糯米、玉米、高粱、小麦,外加制作工艺,还得好曲好水。俗话说,粮为酒之骨,曲为酒之魂,水为酒之精……”

他说得滴水不漏,俨然是个评酒专家。我洗耳恭听,搭不上话。接着,他谈到报纸,问我:“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新闻?”

我道:“每天发生在生活中的事情嘛!”

他摇头,轻轻一笑:“错了!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难道都是新闻吗?”

我糊涂了,张口结舌答不上。他意味深长地呷了点酒,自个一笑道:“这很难讲明白,这样吧,我们职业有句行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新闻就是新奇的、刚刚发生的、为大众关心的事情,决不是上面的指示和命令。”

我哦了声,睁着双大大的眼睛:真新鲜!

他又说:“新闻,是新闻记者在有新闻的地方去抢来的,不是开会开出来的,更不是领导讲出来的。我那时当记者每天都得跑,走街串巷像个小贩,还得靠腿快、笔勤、耳尖,累呀累呀,但愉快。记者只对所写的事实负责,不对谁的政策方针负责,所以很自由。你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就是新闻,是一篇长新闻,我们称为特写,现在称报告文学。”

他谈得有兴,我听得有味。于是,我对过去的报纸越来越有兴趣,诸如怎样才能办好一张报纸,应该多少人办,以及报纸的功能是什么,等等。

他真有学问,不愧是个老报人。他说:“报纸的功能就是监督政府,把官员们为非作歹的事情公诸于世,比如贪污呀,腐化呀,办事不公不义呀,侵犯老百姓利益呀,全给他抖出来,使他们再不敢做坏事!”

说到这里,他突然问我:“你知不知道《大公报》?”

我摇头。

他说:“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大公报》是一张赫赫有名的大报。1902年创刊,时值清朝末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联合接办。以‘不党、不盲、不私、不卖’为办报宗旨,坚持民间性,以文人论政为特色,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占有光彩的一页。他们批评指责国民党一党独裁,支持共产党民主政治,在当时政局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因而于1941年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荣誉奖章。”

他讲得认真,我听得入迷,决心今后当个真正的报人,由不得问:“解放前成都有多少家报纸?”

他稍事回忆,如数家珍地说:“从三十年代算起,到1949年12月解放,60万人口的成都,至少有二十几种报纸,先后有《工商导报》、《大声周刊》、《民众时报》《民声报》、《西方日报》、《中央日报》、《成都快报》、《华西日报》、《华西晚报》、《兴中日报》、《时事新刊》、《国难三日刊》、《建设日报》、《南京早报晚刊》、《星芒报》、《复兴日报》、《党军日报》、《益报》、《新中国日报》、《新新新闻》、《新民报》……”

我道:“这样多的报纸要多少人办啊?”

他说:“那时办报不像现在,我们《工商导报》有日报和晚报,不到二十个编辑、记者,可消息全是抓回来的,很少用中央社的稿件。”末了他补一句:“这些报纸有一大半是共产党办的。比如《工商导报》就是共产党办的。它1946年4月28日创刊,是中共地下党员根据南方局指示创办起来的。”说到这里,他添加一句:“那时的报纸从不靠国家、政党出钱养,主要是有没有读者。如果报纸靠别人出钱办,那绝对办不好。所以张季鸾‘不党、不盲、不私、不卖’是办好报纸的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报纸办得多不多,活不活,为不为老百姓说话,是民主政治的表现。”

此后,我热心于办报,力争做一个终身的职业报人,远在1957年初就和丘原、陈谦、遥攀等人提出自办一个叫《笑》的文人刊物,没有想到后来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七八个年轻人都成了“右派分子”。

老报人陈泽昆虽然在“整风鸣放”中从不发言,但由于特定的身分也名列其中。他作为二类处理,工资降三级,调到人民银行成都市分行去管总务。二十二年后我“改正”回到报社文艺组,他没有归队,后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天府旅游》杂志去做编辑。1982年冬,他约我去新发现的旅游景点“九寨沟”采访。我们坐着越野车,有说有笑,一路大谈办报一事。我忽然提出一个新问题问:“国民党蒋介石垮台溃败大陆,是不是与未搞报禁有关?”

他想了想说:“有关系,但不是直接的关系。国民党真正垮台的原因是它坚持搞独裁统治,以及官员们的贪污腐败。打垮蒋介石八百万军队的是解放军而不是报纸!报纸从来没有这个作用。如果我们国家放开了舆论,准许私人和社会团体办报,让人讲真话,说真活,就不会有‘反右斗争’和‘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灾难。”

他还说,现在共产党搞“改革开放”,政策有了松动,可能会准许私人办报纸。他主张我积累资金,到中共准许办报的时候,一定要去试一试。

九寨沟一山雪,一地冰。我们住在当时唯一的招待所——诺日朗瀑布边的几幢简易木板房里,出我们之外,只有一位香港来的女游客。经交谈才知她是打工仔,月工资高达两仟港币,大大吓我一跳,方知两地收入有这么大差距!还和她聊起香港报纸,她说在香港谁都可以办报,关键是你有无实力。

夜里我和陈泽昆坐在火堆旁,商讨怎样办报如何办报,办一张什么样的报纸,他说:我还是那句话,“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报纸办得多不多,是民主政治的表现,是有没有言论自由的分水岭。”要把办报视为一种做人的责任与义务!三年后我“下海”来到北京,一边赚钱,一边想尽一切办法办报办刊,最早参预第一张民办报《中国广告信息报》的扩展,后又自办《中国市场信息》,尔后承办《当今农民》,再后组建《中国公共关系报》。香港回归前,还在香港注册了《香港日报》、《香港晚报》、《香港晨报》,因各种原由皆未实现,一个字:难!

1998年六十五岁的他妻子死于癌症,不知为什么他竟和一位小他近三十岁的姑娘结婚,却不知这位姑娘要的是财产不是人?不久新婚娇妻私下与另一年青男人往来。年迈的他愤而跳楼自杀。

唉,聪明人也有糊涂的时候,竟不知当今社会已非50年代的理想社会了!

他走了,却留下我这个办报希望不泯的老右派。而今故乡成都市已有五百多万人口,报纸却少得可怜!大概不足十份报纸,且全是官家的报纸,没有一张为老百姓说话的民办报纸。而我总想办张自己喜欢的报纸,为老百姓鼓与呼的报纸,为贪官墨吏闻而丧胆的报纸,不知这个心愿在有生之年可否实现。

二,情才并茂的杨蓓

她叫杨蓓,名字和人一样,是朵初绽人间的花蕾。她年长我七岁,故一直叫她杨姐。屈指,从相识相处到她离去,大约有四十多年,但近距离的接触交谈也就十多次。她留给我的印象是姣好、娴雅、谦让、宽容,凝结着一切美的东西,是位高品质的女性。但很不幸,不到二十七岁即划为右派分子,接着赶出报社,送街道生产组“监督劳动”,接着在中学教书的老公,为求自保断然与她离异,一个完好的家庭连同希望破碎了。此后终身不嫁,伴着孤灯冷衾,和女儿张羽相依为命,一直至死。

她是《工商导报》(1949年前中共地下党和民主派合办的一张报纸,1956年4月更名为《成都日报》)的老报人,华西大学高材生,人长得漂亮,当年有校花之称。她文笔不错,负责影评、散文,对小说特别偏爱,可从不动笔。那天,五十一年前的那天,我从市委调到报社,推开文艺组那扇紧闭的门,全组人都惊喜地望着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工农子弟,以各种不同形式和方法表示欢迎,只有她静静地坐在那张属于她的办公桌前的藤圈椅上,不动声色地摇着手中那柄小小的檀香扇,香扇柄端的红丝结随着玉腕的蠕动像只彩蝶在飞呀飞。

她身材适度,脸颊秀美红润,著装简洁明快,一件天蓝色的旗袍,一朵白色的领花,无处不显示出女性的媚力与活力。她审慎地打量我一眼,不动声色地浅浅一笑,然后又埋下头翻看手中作者的来稿。我在想,好矜持的大家闺秀,对她是好感还是恶感说不清楚。几天后,全组人去耀华餐厅品评川菜鼻祖兰光鉴的烹调艺术,大家争相发言,似乎总没有踩到点子,待编委王畋(一个延安来的“老革命”,后来也是右派)转头向她时,她才张开薄薄的嘴唇,露出白白的米牙,柔声缓语说:“川菜是我们国家四大菜系之一,都认为是麻辣,其实只见其表不见其里。兰老师今天作出的这一桌川菜,堪称表里如一的正宗。它微辣而香润,似麻而爽口,既有淮扬菜之清爽,又有鲁菜之厚重,还有粤菜之鲜嫩,不错不错,大家大家……”我听后脱口叫绝:“杨姐,你说得太好了!”又一次(大概是周六),我和组里号称“多宝道人”的陈泽昆(后来也划为右派),还有她,去人民公园观赏盆景,三人在一处大石壁盆景前伫足不前。盆中石壁上立着一匹奔腾的骏马,迈开四蹄、凌空而起,象征着社会主义祖国“一日千里”的前进步伐。陈泽昆注目地看了看,笑着问我:“这马塑得如何?”我对马没有研究,也缺乏欣赏能力,粗略地望望,顺口答道:“就像真的一样,是徐悲鸿手笔的临摹吧?”“徐悲鸿的手笔不会这样拙劣。”陈以手指着不足之处说:“马在跑的时候,尾巴是直的,颈脖是高昂的。这匹奔马的尾巴却下垂,头也没有昂起。说明画家在观察生活时,忽略了这个细节。再有,这匹马画得没有特色,蒙古马不像蒙古马,伊犁马不像伊犁马,河曲马不像河曲马,说它是川马吧更不像。河曲马高大雄伟,背部略凹,头颈细而低垂,四肢瘦而蹄大,其特点是善于吃苦耐劳,灵捷勇敢,耳聪性敏,它和蒙古马、伊犁马号称我国三大名马……”他滔滔不绝地回答我的提问。我听后仍不满足,又提出新问题问:“项羽骑的乌骓马又是什么种类的马?”他把球抛给杨蓓:“你帮我回答小黄提出的问题(我时年二十一岁,全编辑部的人都这样叫)。”她浅浅一笑,脸上旋起两个小酒涡,轻轻启动红唇说:“乌骓是指马的颜色,不是马的种类。照古时的说法,浑身纯黑的叫骊,赤身黑鬃的叫骝,苍白杂黑毛的叫骓,黄色间白斑的叫骠,黑白相间呈铁青色的叫骢,白马黑脊的称为麟……”我听呆了,她肚中竟然装着这么多的东西,真叫人羡慕!

还有一次,我和她一起闲聊,探讨小说有关写人的一些细节。她告诉我:“要想得金子就要善于发掘,发掘得愈深金的纯度自然会更高。写东西也这是这样,平时对生活观察得仔细,写出的东西就新颖细腻。虽然每个人都有耳朵,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会使用耳朵。巴尔扎克有句名言:“拿破仑用剑没有征服的,我要用笔去征服它。”不过,搞文学的人易于在文字上出差错,正如会泅水的人,易为水淹死一样。”她的回答不紧不慢,柔声细语潺潺流水,浇着我渴望知识的心田。对她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我由衷的钦佩,不过又敏感地发觉她话中有隐忍。

相交日久,相识更深。她发现我不但是个求知欲特强的小青年,也是个不趋炎附势的非文化人,提防之心自然消减。秋燥的一个下午,我们两人去大华电影院看《一江春水向东流》试映场(五十年代各影剧院凡上演新节目,都要先请报社人去观看,然后写出影剧评论文章指导观众)。在归来的路上她忽然问我:“小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出自何人之词?”我道:“还有谁?亡国之君的李煜,李后主嘛!”接着,我把全词复诵了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雕栏玉砌应犹在,只似朱颜改……”。她点点头满意浅浅一笑,似沉思似回忆地说:“你背得一字不拉,且有韵味。我再问,你知不知道李煜就为这首词送了命?”我愕然,张着嘴,听得她继续说:“文学这东西一不注意就会惹出祸端来。宋太祖赵匡胤读了这首词后,认为李煜亡国之心不死,有反意,即下令用药酒药死李煌。唉,李煜何曾有反意,不就是个文人嘛?历史上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事情啊!”

哀叹,伤感的情绪笼罩着她,而处在“春风得意马蹄轻”的我,自不以为然,反用教训人的口吻说:“杨姐,你这些顾虑是不必要的,旧时代是这样,文人易受文字狱之害,可现在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怎么会有文字狱呢?出现文字狱的时代早已经为我们党和毛主席埋葬了。杨姐,你有才华,你有功底,我希望能看到你写的东西。”

她摇摇头仍浅浅一笑,只不过这笑里有忧郁,说:“我不会写,纵会写也不敢轻易动笔。不像你出身成分好,有什么也不会是立场问题。可我是旧报人,说不清楚啊!有时真想改行,可我又喜欢文学,真矛盾。”我无言,心里揣测:可能在哪次政治运动中她为文字事吃过苦头,或是在胡风事件中受到过审查?直到今日还有那么多顾虑。出于帮助同志,我坦露胸怀道:“杨姐,是呀,历代统治阶级,总是用高压的手段禁绝言论诛杀知识份子,制造文字狱,屠戮写文章的人,结果呢?只能是加速他们的灭亡,国民党蒋介石不就这样吗?这些惨痛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的作家、艺术家,决不会出现文字狱!”她对我大言不惭信誓旦旦的说教,报以无声地浅浅一笑,算是回答。

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领导上安排她和我去省府招待所采访巴金。在回归的路上,我突然提出一个问题问她:“杨姐,他怎么起这么一个怪怪的名字,巴金?”她道:“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怪,代表着他的信仰”。

“信仰?”我感到莫明奇妙,睁著一双大眼睛听她的下文。她是个装有一肚皮知识的大小姐,读了不少书,对每件事都能说出一个道道来,还喜欢把自己的知识告诉后来无知者,就像普罗米修斯乐意把窃来的天火分给别人,让黑暗的世界更光明。

她启开微涂唇膏的小口,娓娓地吐出一串串闪光的珠玑,深入浅出地说:“巴金,是两个人的名字。巴,是巴枯宁;金,是克鲁泡特金,这两个人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听说,巴老年轻时崇尚无政府主义,追求个性上的解放和创作上的极端自由,不愿意受任何约朿,这思想在他早年作品中表现得淋漓致尽。正因为他崇尚自由,追求个性解放,所以才能写出那么多震憾人心的好作品,我读中学时就是他的读者,而且读得入痴入迷。”

我静静地听著,待她稍歇时才插话问:“搞创作的人是不是都喜欢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不是创作上的自由?”她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只好浅浅一笑。不久,一场以杀灭知识分子言论和思想自由为宗旨的“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我因小说《给省团委的一封信》早于她二十多天划为右派分子,在批判斗争我时她从不发言,总是静静地平心地听着,偶尔投来关注与同情的眼光。但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发展,她也被揪了出来,事情引起的原因,是她和同组新调来的编辑邱乾坤(也成了右派),奉命去采访老作家李劼人,写了篇通讯《棱窝访劼老》,文中引用李老之言:“流沙河、丘原、晓枫,是省内有才华、有希望、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者,虽有错误,党要爱护他们、关怀他们……”便成了为右派壮胆打气的“毒草”。开初,她置之一哂,没有怎样去理睬,来去上班依然装束清丽,谈吐自如,没当成一回事。报社几次开她批判斗争会,就是斗不起来,会场冷冷清清没人发言。一则她人缘好,二则大家找不出批她的材料。负责抓右派的市委张静山副秘书长,不愧是抗日时期老干部,拿出“挖地三尺”的硬功说:“她是华西大学校花,校花有什么好东西?从她人品上去找!”主人吩咐,打手们敢不执行,经过几天外调,美术组一位画师立即炮制出一幅别开生面的漫画大字报:画面上的她,浓装艳抹,坦胸露怀,修长大腿赤裸到臀部,站在一部吉普车上兜风,两个大鼻子老美紧紧地搂着她。画上一行大字:“交际花杨蓓丑态”,你说缺德不缺德?

中国是个封建国家,自古有“男怕背盗,女怕背娼”之说,贞洁对一个女人来说重于生命。无论富与贱的女人,一当她和娼或是作风不正沾上边,就彻彻底底完了:是姑娘嫁不出去,是妻子丈夫会马上离婚。贞洁,比生命还贵重的贞洁!当她一看到这幅漫画,微笑立即消失,清丽再不浮现,自此低头勾腰像个小偷,在人前矮了半个身子。没过多久时间,她十三中教书的老公,向她提出离婚,她没说一句话,默默地咬着嘴唇,在离婚书上签了字,带着幼女张羽独处而生。

此后,我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十五个年头后的1976年逃出樊篱,在成都流浪。突然在她住的地方碰上她,我转头欲走,她追了两步叫我:“小黄!”我站住,不敢正视她。她布衣粗鞋,一副劳作打扮,脸庞不再红润,秀丽早已逝失,粗粗劣劣像位五十多岁的大娘。她不问我什么,快速地塞了两斤粮票和十元人民币在我手里,然后凄凄一笑无声地走了。再四个年头后的1980年我“改正”回到报社,又同在文艺组,只是办公室一分为二了。见面时她仍浅浅一笑,但这笑凄然,双颊也不见酒涡,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看稿戴上老花镜,并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吸烟,一支接一支,不知是过猛还是强吸关系,时而爆出揪心的剧烈咳嗽。她见我第一句话是(也就是这句话):“我知道你会回来!”

我们生活工作又回到二十三年前,看稿件处理稿件,但再没有多余的话聊,更不谈论艺术什么的,她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一次我实在忍耐不住试探性问一句:“你就这样?”她浅浅一笑,满是皱折的脸上像道道水的波纹,她不动声色说:“这样不是很好吗?”

话虽如此,我看见在那笑的眼波里溢着亮亮的光点,是没有滚出的泪珠。

她的女儿张羽因未读到书,不能顶替妈妈工作,好在组织上照顾,安排在报社作小工,成天蹬着三轮车来回运送物件,干着男人们干的活儿。一次我偷偷向她建言:“你怎么不提要求,把张羽调到排字车间去?”她笑笑:“很不错了,很不错了,得感谢组织啊!”后又听说,离婚未娶的爱人张某向她道歉,向她提出复婚,但遭拒绝。后来我“下海”来到北京打拼,听说她多次申请入党,竟然被批准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特地回报社去看望她,可她什么话也不说,一见着我就快步地溜走了,只见办公桌上留下几个无言的烟蒂。两年后,听说她患了不治之症的肺癌,累死在工作上。辞世时不足六十岁,唉,一朵被捏碎的花……

三、一生悲愤的王畋

这是一个怪怪的题目,却是一段辛酸的往事。可就这么一个不轻不重的巴掌,让我的老领导,不仅丢了总编室主任之职,还开除党籍,行政从十三级降至十九级,一脚踢出相府,贬到成都草堂寺当园艺工,再未回到报社,一直老死在那里。而且这“一个巴掌”,是为我而拍的,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年,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时不时地浮上来,直到今天才化成这段辛酸的文字,让我欲哭无泪,好不容易坚特地写了下去,就为着这“一个巴掌”啊!不知谁个文人,写了首撑船竹竿(四川人叫篙竿)的词,全联记不得了,只记得其中两句:“休提起,休提起,提起珠泪满江河……”。这短不足十三个字的句子,是多么形象生动,叫人回味无穷啊!

他的一生,就像撑船的竿,跟着共产党,追随毛泽东,从抗日战争,撑到“解放”战争,又从“解放”战争到撑进军西藏,马不停蹄,身不解鞍,置危险于不顾、视死亡如归,驾着一叶渴望民主自由之舟,冲破惊涛骇浪,迎着暴风骤雨,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平静的港湾,却被自己人打沉下去,一直沉到最底层,再也浮不上来,应了这“休提起”的词儿?

他的一生是灾难的一生,悲剧地一生,也是共和国一幅灰色的画卷,不,是上世纪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灰色画卷!可是,我们曾为之发狂过,钟爱过的共和国,直到此日此时,也不愿更换这面旗子的颜色,仍视为骄傲,那就需要我们一点一点地重新为它涂色。

五十年前三、四月份,正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万象复苏的春日,一时被艺术家们称为文艺的春天。可是一些讨厌春天、喜欢狞鸟的人,早已举起兰黝黝地双管猎枪,藏在花丛绿草深处,瞄准一只只唧唧啾啾的小鸟。四川打的第一只鸟,就是《草木篇》的作者流沙河,没有想到后来中弹的竟有一万多只鸟,有的还是飞不起的雏鸟。我们《成都日报》小小的文艺组有六只鸟,四只被击中,想不到他这个老革命也中了弹,就是这“一个巴掌”,一个不平的巴掌。

那天,他轻轻推开我们文艺组办公室的门,拿着修改好的稿件清样,征求杨蓓姐的意见。杨蓓挪把藤椅请他坐下,浅浅一笑说:“老王,你是头,定了就是。”

“那不成,得再看一遍。”他把划有红铅笔的修改清样,交给杨蓓,静静坐在那里默默恭候。

他的级别虽然比总编高,资格比市委宣传部长老,但从没有官架子,对谁客客气气,温文尔雅。不知是身体原因,还是节俭之故,他总是喜欢穿着那一身黄呢细料军服,鼻梁上架付茶色水晶镜,这恐怕是雪域生活留下的后遗症?脚下蹬着一双长长的马靴,加上一米八几的个子,纵坐着也高出杨蓓一个头。

组长肖青说,王畋是老革命,老报人,学生时代就参予办报纸,在延安时当个编辑。后随军南下,西藏“和平解放”时,就是《西藏日报》总编辑,因患有心脏病,不适宜高原气候,调回内地休养,暂时在《四川日报》上班。去年《成都日报》创刊,市委向省上要人,便调他来作总编辑室主任,负责报纸的终审。批判《草木篇》是全省的一件大事,所以他抓得很紧。

他待杨蓓看完清样,见未提出意见,便说:“诗无达诂,不知这提法对不对,老拿不定主意。我翻查了下《辞海》,好像也说得不甚清楚……”

他说的是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张默生教授,昨天在省文联座谈会上,对众多批评《草木篇》的意见,表示出不同的看法,提出“诗无达沽”的见解。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对一首诗的看法理解,都不是一致的。比如杜甫《赠花卿》一诗:“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天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几百年来说法就不统一,莫衷一是。有人说,是写锦城音乐的优美动听;有人说,是写达官显贵的糜烂生活;,还有人说,是对崔光远部将花敬定,在蜀地动用天子礼乐的抨击……故诗无达诂。现《草木篇》也是这样,有人说它是“反党毒草”,有人说它是寓意抒情的休闲作品,关键是从哪个角度看问题。

我文化知识水平低,不懂得“诗无达诂”这四个字的意思,从旁插一杠子,问:“什么叫诗无达诂啊?”

他正正茶色眼镜,那瘦削少肉的脸上,浮起层善意的微笑,说:“达,通达、贯穿;诂,解释或叫注释。诗无达诂,就是一首诗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意思,各家有各家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解释。”

“不错,是这样!”年轻人嘴无遮栏,何况我自来心直口快,连珠炮地放开了:“这不是和瞎子摸象一样道理吗?三个瞎子摸一头象,摸到象鼻子的人说,象是条石头;摸到象腿的人说,象是根木柱;摸到象腹的人说,象是堵墙板……”

他嘿嘿地笑了起来:“小黄,你还真会解释。”他站起拿上清样,又注目地看了杨蓓一眼说:“就这样定,明天发一版。”

“老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这个时候发好不好?会场就有人说,张默生在为流沙河开脱。”杨蓓一下顾虑起来,欲言又忍:“我怕……”

“怕什么?又不是你的观点。”他停住脚,再看了遍手中的清样,不无关怀地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各有各的观点,都一个腔调了,还争鸣什么?你是参会的记者,照录而已。再说,对《草木篇》的批判也有失公允,一组散文诗嘛,哪就有那么多问题?我签发的稿,我负责!”

我是流沙河的支持者,穿连裆的人,对他无畏的精神深表敬佩,立即表态:“王主任的意见,我同意!”

待他走后,杨蓓姐久久抱住头没有说话,心不在焉地不知想什么。事隔了一周,我和她外出采访,忽然她叹口气说:“唉,老王怪可怜,三十六七的人了,还打着单身!”

我惊了,两眼怔怔地望着杨蓓,问:“他没有结婚?”

她一边走,一边细细说,“他向我讲过多次,1941年,他和中学相爱的一个叫什么?哦,哦,叫袁静的女友,从山东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后两人分在一家什么报纸作编辑,感情好得不得了,相互留有生死与共,百头偕老的誓言。后整风,延安大抓特务。有人检举,说他们两人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又打、又斗、又关,搞了大半年。后来他放出来了,袁静经不住革命考验,自杀了。至此,他没有再找女朋友,一直怀念袁静,说她人品好,又有才华……”

我听得心里酸楚楚,重沉沉,不知革命道路有这么多坡坡坎坎,“考验”,还会把人“考验”死,竟叹起气来说:“杨姐,他那么好个人,你怎么不帮他介绍个对象?”

她没有说话,快到采访目的地了,才敞开了点心扉:“小黄,你不了解知识分子,没有合心合意的对象,宁愿打一辈子单身,结婚比不结婚还痛苦。”

我听后,真不知该说什么?也许我年轻,正处在“人约黄昏后”的浪漫岁月,不知男女感情这么复杂!自此我方注意,王畋总喜欢到我们办公室来闲聊,特喜欢和杨蓓聊,不过都是些文学和工作上的事情。

一次,我去他办公室送校了的清样,他留我坐了会儿,除问我最近在写什么作品外,还问我杨蓓请假未上班的原因。我道:“听说她得了感冒,在医院输液。”

他听得认真,不停地吸烟。此时,我方发现他烟瘾特大,桌上一个大瓷盘里全是烟蒂,办公室全是浓浓咽味。我便关切地说:“王主任,今天不来你办公室,我真不知你吸烟吸得这么厉害,一天能吸一包吧?”

他怕呛着我,忙推开窗户,取下鼻梁上茶色水晶眼镜,用擦布不停地擦镜片,尔后,久久默默无语望着手中那支烟,似乎在考虑怎么回答我堤出的问题。约莫两分钟后,才不好意思地一笑说:“我吸烟从不出这间办公室,只要一坐下就抽,一天至少两包。”

“两包?”我睁着双大大的眼晴。

“对,两包。”他静静地不动声色说:“我用它解闷,用它伴工作。唉,十多年了,也就成了习惯。”

相视沉默了好一阵,只有腕上手表在嘀嘀哒哒作响。他换支烟,吸上说:“你杨蓓姐是个才女,工作又拿得起来,不容易啊!”

到了1957年7月,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在报社开展起来。在市委工作组的授意下,极积分子把我发表在《草地》文艺月刊上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和两个未发表的铅印续篇《向党反映》、《上北京》张贴出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我不服,写大字报反击。为了制服我的“嚣张气焰”,在一次报社召开的全体编采人员定性大会上,不少事先布置好的极积份子大声叫我站出来,交待检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不但不检查,还质问那些积极分子:“我反了什么党?你们这些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少爷、小姐,才是反党的右派分子!”

气得他们拍桌大喊、大叫、大骂:“你为什么要写反党小说?你早就背叛工人阶级了!”

“放屁,谁背叛了?”我据理力争,毫不退却,说:“是党提倡干预生活,是毛主席主张揭露生话阴暗面。既然我写的是反党小说,省文联机关刊物《草地》为什么要发表?”

极积分子们底气不足,占不了辩论上风,气得干吼,会场一片混乱。

这时,他挺身而立,突然把桌子一拍,道:“吵什么?说小黄是右派,我是五人领导小组的,还没举手同意嘛!”

会议嘎然而止,积极分子们一下泄了气。想不到两个小时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报社走廊一切空隙之处,口径全一致:“打倒老右派分子王畋!”

“决不准许王畋包庇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

“王畋必须向党低头认罪,交待自己反党罪行!”

真叫立竿见影。接着,他被停职,再后和我们十多个揪出的“右派分子”苏定生、孙文元、陈泽昆、杨蓓、邱乾坤、宋得贵等,一起集中劳动。他天天见着杨蓓,但从不说一句话。后来,我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行政十三级降为十九级,到草堂寺当园丁;杨蓓自被划右派后,老公划清界限,提出离婚,去了街道生产组。

二十三年后的1980年12月,我“平反”(我是判过刑的“反革命”)回到报社文艺组仍作编辑。一天,我特地骑着单车,去草堂寺看望他。

他也早己“改正”,但不愿回报社,自愿留在草堂寺做高薪顾问。他有单独住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但仍是单身。此时,他已近六十岁,还是那一身装束:黄呢细料军服,鼻梁上架付茶色水晶镜,脚下蹬着一双长长的马靴,却多了一付拐杖,脸上多了些黑褐色老人斑,一走路就拄着拐杖,有点未老先衰。岁月不饶人呀!我心里在说。他将我让到他的住室。住室很洁净,一张单人行军床,半套沙发,一张精致的圆桌。在他那常坐的藤圈椅前,有个铁皮火炉,里面燃着蜂窝煤。炉上放着个铜茶壶,茶壶不停吼叫,壶嘴吐着长长白汽。

他若有所失不停地吸着烟,烟瘾似乎比从前更厉害,吸着吸着,时不时爆出阵剧烈咳嗽。我有点不安,想提那“一个巴掌”的事,可他没点兴趣。我坐在沙发上,品着茶,从生活入手问:“身体好吗?”

“好!”

“还是一个人?”

“一个人!”

“为什么不回报社?”

“不回!”

“这儿比报社好么?”

“好!”

他的回答,没有个多的字,不知为什么,我有种说不出的难受,难受得心在颤抖。在我离开时,他突然问:“杨蓓复婚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她说没有意思。”我心里一亮,想搭个桥。

他“哦”了声,嘎然关住心扉之门,再不说什么。

我由不得关切地问一句:“带信吗?”

他无表情地摇摇头。

分别时,我紧紧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冷,但有力。两年后,他心脏病发作,未送到医院就死了。此时,我在西藏采访,赶写“和平解放”三十年的报导。回归时,我去草堂,草堂人说:火化后,骨灰由他侄儿带回了山东。

我反为宽慰,觉得他的魂魄总算有了个长眠之地,有侄儿守护,不会孤独了吧?也许,这就是革命对他的回报吧?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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