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红岩》夭折记

【看中国2014年01月27日讯】提到“样板戏”，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饱受过“八亿人看八个戏”之苦的人们，大多能说出在文革前期“占领舞台”的“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这八个“样板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曾经还有一个由“文革旗手”江青亲自抓的“样板戏”，它就是“革命现代京剧”《红岩》。但它尚未公演就半途夭折了，否则，第一批“样板戏”本该有九个。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江青主持讨论改编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长篇小说《红岩》在1961年出版后，因“生正逢时”，投合当时强调“反帝反修、狠抓阶级斗争”的需要，引起轰动效应，各种艺术形式争相改编。影响较大的，有歌剧《江姐》、电影《烈火中永生》、连环画《红岩》等。在各剧种、各地方剧团争相改编的热潮中，江青也亲自抓了北京京剧团（即北京京剧一团）改编《红岩》的工作。

被江青指定担任京剧《红岩》编剧的，是两位大手笔：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歌剧团《江姐》的编剧阎肃，和北京京剧团《沙家浜》编剧主要执笔的汪曾祺--当时，《江姐》和《沙家浜》（原名《芦荡火种》）都已经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演出并得到了赞赏，毛还分别对两个剧提出了修改意见（《沙家浜》当时就按照毛的意见进行了修改。《江姐》的修改是在文革结束后重新搬上舞台时才完成）。把这两个剧的编剧抽调来担任《红岩》编剧，可见江青对这出戏的高度重视。

京剧《红岩》的改编，就从1964年冬开始了。当时北京京剧团还在不断修改、排演《沙家浜》。扮演阿庆嫂的名角赵燕侠，被安排在《红岩》中扮演女主角江姐。

关于让汪曾祺参加京剧《红岩》的改编，阎肃有这样一段回忆：“为了改编《红岩》，江青告我：‘从京剧团找一个人跟你合作……’我说：‘一定跟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赏识他，但又不放心，老忘不了他是一个右派。”

汪曾祺后来发表过一篇《江青与我的“解放”》 ，其中谈到了京剧《红岩》的改编：“我又被指定参加《红岩》的改编。一九六四年冬，某日，党委书记薛恩厚带我和阎肃到中南海去参加关于《红岩》改编的座谈会。地点在颐年堂。这是我第一次见江青。在座的有《红岩》小说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林默涵，好像还有袁水拍。他们对《红岩》改编方案已经研究过，我是半路插进来的，对他们的谈话摸不着头脑，一句也插不上嘴，只是坐在沙发里听着，心里有些惶恐。江青说了些什么，我也全无印象，只因为觉得奇怪才记住了她最后跟罗广斌说：‘将来剧本写成了，小说也可以按照戏来改。’”

在陆建华著《汪曾祺传》中写到此事时，除去转述以上文字外，还多了这样几句话：“那一晚的谈话是在中南海毛主席书房外面的一间房子里进行的。谈话中间，毛主席曾从书房里出来过一次，大家连忙站起来，但毛主席亲切地挥了挥手，说：‘你们谈，你们谈。’说完又退回书房中去了。” 这段叙述令人生疑，按照毛泽东与江青当时的相互关系和各自工作习惯，江青恐怕既不能也不敢把讨论会弄到毛泽东的书房外边去开。在汪朗回忆父亲汪曾祺的《岁月留痕》中，对此事是这样写的：“爸爸第一次见江青是在中南海颐年堂……在中南海，爸爸偶然见过毛主席一面，是不是这一次不清楚。他去过几次中南海，家里人都不知道，当时这都属于机密。他说正在讨论剧本时毛主席走进来，好像是要找什么东西。江青介绍说，找了几个人来谈剧本创作。毛主席只说了一句‘你们谈，你们谈’，随后就走了。此事爸爸一直没说过，也没写过。没想到多年之后，一家小报竟刊登了一篇毛泽东与汪曾祺的文章，说毛主席与爸爸就《沙家浜》的剧本详细交谈过，你一句我一句的还显得很亲热。这连捕风捉影都说不上，纯粹就是瞎掰。爸爸看过之后，又好气又好笑，又不愿意跟这种小报和无聊作者较真，才跟我们说及此事。”

笔者问过阎肃，他回信说：“《汪传》所说64年底，于中南海，确有‘召见’，但无罗广斌、杨益言，而有林默涵，似还有当时北京京剧院党委书记薛恩厚，及汪、阎。但我不记得有毛走来打招呼。”

杨益言的回忆中也从未提及在中南海讨论剧本和见到过毛泽东。他记得的江青对罗广斌和他的接见，是在1965年1月，地点是人民大会堂。他回忆说：“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袁水拍突然给我们送来两本京剧《红岩》的改编本，要求我们认真看看，并且准备意见，他说，到时候会派车来接我们去参加这个剧本的座谈会。”“1965年1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被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京剧改编本《红岩》讨论会。进了会场，才知道这个剧本是江青叫人写的，这次讨论会也由她主持。”“会场上已有好几位与会者在沙发上落座，江青要我和罗广斌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刘白羽同志戴着个白纱布口罩，咳着嗽从门外走进来，江青抬眼看见了他，就像生怕会传染给她什么病菌似的，向他挥了挥手，刘白羽就回头走了，再也没进来。”

但阎肃的回忆又有所不同。他在给笔者信中说：“65年（是否1月记不得了）确有人大会堂‘征求意见’，但主要是谈改编京剧的提纲（当时没有京剧剧本），当时在座的人有罗、杨及前述几人，似乎还有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

按照杨益言的回忆，讨论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先发言，他谈到剧本把江姐从牺牲改成被营救出狱时，说：“现在把她写活了，群众恐怕不会接受……”“似乎虚弱不堪的江青，‘啪’地一巴掌，猛然拍打在茶几上，藏在眼镜片后面的两眼闪着凶光，向林默涵同志厉声喝道：‘你要允许我试验！允许我失败！’她根本不许别人讲话。气得满脸通红的林默涵，只好不再讲话了。”--林默涵当时可能还不知道，把江姐写活是毛泽东的意见。

“稍歇片刻，江青似乎平静下来，笑着要小说原作者讲话。罗广斌示意我先讲。我只讲了几句话，说这改编本写的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斗争，敌特的头子是美帝国主义特务，这改编本要注意揭露这个最凶狠的敌人。没想到，江青竟立刻说：‘好！’并且吩咐：‘请中宣部通知全国作家，注意写反美斗争题材’。接着，就由罗广斌讲，他也只讲了几句，说改编本应该将江姐的性格写得更好，更丰满些。同样没想到，江青又是连声说：‘好，好！’”

按杨益言的回忆，这样一个专门讨论京剧《红岩》改编的会，除了林默涵开头讲的几句话，和随后他与罗广斌分别讲的“几句话”以外，似乎江青和其他人对改编都没有说什么意见。他只说到，江青一会儿要北京京剧团薛恩厚等人唱《红灯记》中的几句唱腔，一会儿要罗广斌和他继续改小说，把江姐改得更好，并在最后宣布，她计划用十年的时间来完成京剧《红岩》的改编，还要将歌剧《江姐》改好，另拍一部彩色电影片《红岩》。

儿戏般的“体验生活”

在那次讨论会后，京剧《红岩》的编剧班子和罗广斌、杨益言被安排到了六国饭店。春节过后，江青又指示将他们搬到颐和园中的一个岛上去住。在这期间，江青还亲笔签名赠送了两套《毛泽东选集》给罗广斌和杨益言（汪曾祺等人在此前就已得到了她的签名赠书）。

不久，江青又给罗广斌打来了电话，说她要去上海，来不及了，想委托罗、杨帮她办一件事：带京剧《红岩》的演员去重庆体验生活，到重庆后，要先把他们在原来的渣滓洞集中营关一个星期，然后把他们带去华莹山。

1965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致函重庆市委宣传部，说北京京剧团正在改编小说《红岩》为京剧，该团党总支书记薛恩厚将率参与这一工作的编剧、导演和演员等43人前往重庆参观、访问、修改剧稿，准备排演（3月初到4月初，为期一个月左右），“在前一阶段的改编工作过程中，罗广斌、杨益言二位同志已给予不少帮助。到重庆后，仍请他们二位，并增加刘德彬同志，继续帮助进行这一工作。”

中宣部为何提出要增加刘德彬帮助进行这一工作？因为在1962年3月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就曾向四川省文联主席、老作家沙汀谈到，刘德彬既然参加了《红岩》初稿的写作就应该署名；沙汀向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袁水拍也谈了此事 。在电影《烈火中永生》的改编中，主演于蓝也主要是听刘德彬介绍了江姐原型人物的事迹和形象、性格，得到很大启发。

据杨益言回忆：京剧《红岩》编、导、演一班人到重庆后，“罗广斌因血压高，这些活动只好由我出面，按江青要求组织。我每次活动的讲话录音，剧团都奉命带回北京，交给江青审查。”

汪曾祺回忆：“我们随剧团大队，浩浩荡荡到四川‘体验生活’。在渣滓洞坐了牢（当然是假的），大雨之夜上华莹山山演习了‘扯红’(暴动)。这种‘体验生活’实在如同儿戏，只有在江青直接控制下的剧团才干得出来。”

对那次所谓的“体验生活”，陈徒手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有一段转述：“大家集体关进渣滓洞一星期。阎肃描述道：‘十几个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说话，不准抽烟。我是被反铐的，马上感觉到失去自由的滋味。由罗广斌、杨益言指挥，像受刑、开追悼大会，都搞得很逼真。楼下不时有游人参观，他们奇怪怎么楼上还有人坐牢。’马长礼扮演许云峰，在渣滓洞里念悼词后说一句：‘同志们，高唱《国际歌》……’结果听错了，大家唱成了《国歌》。体验山上暴动一场戏时，赵燕侠坐吉普车上山，在农家避雨。怕猫的赵燕侠突然发现农家里有一只猫，她吓得飞快地跑回招待所。”

《沙家浜》编剧之一杨毓珉的回忆也很有趣：“我们戴上手铐，戴了最轻的脚镣，天天晚上被‘审讯’。每天吃两个窝窝头，一碗白开水、白菜汤，把我和薛恩厚拖出去枪毙，真放枪，开枪的解放军战士把领章摘下。我喊：‘毛主席万岁！’里面的人喊：‘共产党万岁！’痛哭流涕。而我们已坐小车回招待所睡觉了。后来上华莹山夜行军，伸手不见五指，一个人抓前一个的衣服前进，第二天天亮一看吓坏了，旁边均是万丈深渊。还好，没死人。”

文革中由北京市工农代会、大中学红代会“砸三旧批判毒草影片战斗组”、《首都红卫兵》评论组、中国戏曲研究院“红旗兵团”合写的一篇歌颂江青的文章也提到当年那次“体验生活”：“后来改排《红岩》……江青同志要把小说的作者请来合作，并要北京京剧团的同志们去重庆体验生活，去坐牢，去吃牢饭，还体验和学习了地下工作者如何‘接线’。同志们背着短枪夜征，上华莹山，还有探照灯真的照来照去，一声令下卧倒，大家不管水塘地潮就伏在地下……”

“体验生活”结束，剧团继续排《沙家浜》，几个编剧则住在北温泉风景幽雅的“数帆楼”改剧本。汪曾祺在散文《四川杂忆·北温泉》中还专门有一段记叙：“为了改《红岩》剧本，我们在北温泉住了十来天，住数帆楼。数帆楼是一个小宾馆，只两层，房间不多，全楼住客就是我们几个人。……听罗广斌说，艾芜同志在廊上坐下，说：‘我就是这里了。’不知怎么这句话传成了我说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曾因为这句话而挨斗过。我没有分辩，因为这也是我的感受。”

1965年4月中旬，北京京剧团一班人由重庆到上海，又排了一阵《沙家浜》，江青到剧场审查通过，定为“样板”（据汪曾祺回忆，“样板”之名就是这时开始才有的，此前不叫“样板”，叫“试验田”），决定“五一”公演。

从上海回北京后，汪曾祺他们继续修改《红岩》。据杨毓珉回忆，回北京后在梅兰芳故居改《红岩》剧本，由徐怀中当组长，代表江青抓这个戏的是李英儒。（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但此说不知是否准确，因李英儒和徐怀中当时都还只是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组成员。李英儒是在文革中担任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成员后才一度“代表江青抓戏”的。

与此同时，西南局李井泉和重庆市委得知江青在抓京剧《红岩》，便也布置重庆搞一个川剧《江姐》，据当年重庆市文联业务组组长杨世元回忆，为了不致触犯江青，西南局和重庆市委要求严格保密，并要求改编、排演好之后，先不能声张，要等到江青抓的京剧《红岩》公演后若干天才对外宣布。在改编和排演中，还有一则小花絮：因小说原著中的叛徒叫甫志高，而当时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叫廖志高，最初排演时，发现在台上“志高”、“志高”地喊，怕引起廖书记的尴尬，便将川剧中的叛徒改名为甫汲安了。

1965年11月29日，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向重庆市文联党组并市委宣传部写出1966-1968年创作计划书面报告，其中说：“尤其使我们永远激动不能忘怀的，是江青同志今年春一再教育我们努力学习主席思想，敢打敢拼，为党争气，鼓励我们把《红岩》改好，使它流传下去。”他们报告的创作计划中，除去写出《红岩》“前续”稿和修改原小说外，“市委布置的川剧《江姐》，江青同志交代的电影《红岩》的任务不变”。还谈到修改的小说《红岩》，要“把城市斗争和农村斗争适当改为正面描写，删除双枪老太婆；把《挺进报》的地位摆在恰当处；改造江姐的形象；结尾加强胜利气氛。”这些考虑，显然吸取了江青对京剧《红岩》改编的意见。

《红岩》变《山城旭日》

到1965年底，阎肃、汪曾祺基本上觉得可以了，想把戏写完了好过年。谁知春节前两天江青从上海给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打来电话，叫阎、汪等到上海去。汪曾祺和阎肃得到通知后说：“戏只差一场，写完了再去行不行？”李琪照此向江青回了电话，但那边的回答是：“不要写了，马上来！”李琪于是带着薛恩厚、阎肃、汪曾祺，乘飞机到上海。

江青在锦江饭店接见了李琪一行。江青对李琪说：“对于他们的戏，我希望你了解情况，但是不要过问。”汪曾祺暗想：这是什么话呢？我们剧团是市委领导的剧团，市委宣传部长却对我们的戏不能过问！江青又对薛恩厚等人说：“上次你们到四川去，我本来也想去。因为飞机经过一个山，我不能适应。有一次飞过的时候，几乎出了问题，幸亏总理叫来了氧气，我才缓过来。”接下来，江青说出一句让众人吃惊的话：“你们去，有许多情况，他们不会告诉你们。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四川党还有王明路线！”

江青这个“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四川党还有王明路线”的说法，显然是乱扣帽子。那时哪来的“王明路线”？作为《红岩》历史背景的1948年四川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许多地下党人面临全国胜利而头脑发热，犯了左倾冒险的错误，致使自己毫无必要地暴露出来；二是地下党一些主要领导干部被捕后叛变--但这些都不能说成是“王明路线”或什么“错误路线”。

四川地下党在那次大破坏中先后叛变的领导干部有：刘国定（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分管工人运动），冉益智（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分管学生运动），李文祥（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涂孝文（中共七大代表，川东临时工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骆安靖（上川东地工委委员）、蒲华辅（川康特委书记）等，在全案叛变的12人中，领导干部竟占了一半！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原因，才造成了全川地下党组织的大破坏。而小说《红岩》写作时（刚经历过“反右派斗争”），谁敢把地下党组织主要领导干部写成叛徒？别说写一批，就是只写一个也不行，小说只敢把叛徒处理成“沙磁区委委员”甫志高这样一个小角色，并且把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写成“党”的化身，“党的领导”的代表。不那样写，在那时必定会被认为是“反党”，然而，像那样写，到了这时的江青眼里，又必然要被认定是“美化叛徒”了。

江青显然已经大致听说了当年四川的有关情况，发现背景复杂，不好处理。她这时又正在上海主持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所谓“座谈会”期间，她一口气批判了数十部电影故事片，给不少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扣上了“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美化叛徒”之类帽子。她要抓的戏是“样板”，自然不能让自己的“样板”也留下这方面的问题而授人以柄。因此，她断然决定，《红岩》不搞了，另外搞一个戏：把江姐改成由军队党派出的女干部，不通过地方党，找到一个社会关系，打进兵工厂，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

汪曾祺和阎肃按照江青的意思，两天两夜赶写出一个提纲。阎肃曾在重庆读书（他是建国初期从重庆参军的），了解一点重庆当时的情况，而汪曾祺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点生活也没有”，两人居然就这样主题先行、向壁虚构，编出一个提纲来了。汪曾祺感叹说：“‘样板戏’的编剧都有这个本事：能够按照江青的意图，无中生有地编出一个戏来。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

提纲编出后，商定了剧名：《山城旭日》。江青虽然不让李琪过问，但汪曾祺他们还有点“组织性”，把提纲向李琪汇报了。李琪听了，说：“看来，没有生活也是可以搞创作的哦？”

汪曾祺他们向江青汇报了提纲，她挺满意，叫他们回北京去写。

1966年3月中，江青又从上海打电话把他们叫去，但是这一次江青对《山城旭日》剧本并没有谈多少意见，她这次实际上是和李琪、薛恩厚谈“试验田”的事。他们谈了些什么，汪曾祺和阎肃都没有注意。大概是她提了一些要求，李琪没有爽快地同意，只见她站了起来，一边来回踱步，一边说：“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去试验！”声音不很大，但是语气分量很重。

汪曾祺回忆：“回到东湖饭店，李琪在客厅里坐着，沉着脸，半天没有说话。薛恩厚坐在一边，汗流不止。我和阎肃看着他们，我们知道她这是向北京市摊牌。”他和阎肃回到房间，阎肃说：“一个女同志，‘老子’、‘老子’的！唉。”汪曾祺则觉得江青说话时的神情，完全是一副“白相人面孔”。

以后，又经过反复修改，排演，还彩排了几场，正当《山城旭日》即将以“样板”身份登上文艺舞台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北京京剧团一时也陷入了动乱之中，汪曾祺因为“右派”历史和编剧中的“问题”，被“革命群众”揪出来了。《山城旭日》的女主角赵燕侠也因为得罪了江青而被打成“反革命”。

据阎肃给笔者信中回忆：《红岩》改名《山城旭日》后，“剧情大致未动，但人名全改了，而且江姐改为二野部队派到四川领导游击队，剧中也不叫江姐，所有剧中人名字全改了（就像《威虎山》有一段剧中人名也全改了，座山雕改为‘随三刀’之类一样），大概是江青彻底否定川东地下党，很怕地下党同志来这‘样板戏’里‘沾光’。”

不过，阎肃接着又说：“后来总觉得很别扭，《红岩》和《林海雪原》一样，影响面很广，这样乱改人名，大事件又维持原样，自然很可笑。似乎江青也感到这点，于是，和《智取威虎山》一样，又都改回来了。还是叫江姐、许云峰，剧名还是《红岩》。”从他这段回忆看，《山城旭日》与《红岩》实际上是一回事，而且后来剧名又改回《红岩》了。这就难怪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造反派都把《山城旭日》视为《红岩》。但关于《山城旭日》剧名又改回《红岩》，不知是何时的事，笔者尚未见到记载。

成功彩排后突然夭折

按汪曾祺《江青与我的“解放”》中的回忆：1967年4月27日，他被突然宣布“解放”，并奉命于当晚和阎肃一起陪同江青观看《山城旭日》的彩排（在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引用的汪曾祺《关于我的“解放”和上天安门》的说法，时间是“1968年4月17日”，这个年代显然有误，应该是1967年）。

那天看戏过程中，江青说了些什么，汪曾祺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她说：“你们用主席诗词作为每场的标题，倒省事啊！不要用！”

汪曾祺在另一次回忆中，还提到幕间休息时江青说了一句观后感：“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戏好！”

演出后进行了座谈。参加的人，限制得很严格。据汪曾祺回忆，除了剧作者，只有杨成武、谢富治、陈亚丁。江青坐下后，第一句话是：“你们开幕的天幕上写的是‘向大西南进军’（这个戏开幕后是大红的天幕，上写六个白色大字‘向大西南进军’），我们这两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进军。”

江青所说的“这两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进军”，是指当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主持，从4月初开始连续召开的中央解决四川、重庆问题的两个会议。重庆造反派“八一五”和“砸派”（后称“反到底”）两大派各有20个代表出席会议（杨益言是“砸派”20个代表之一）。在这两个会议上，“无产阶级司令部”肯定了造反派提出的“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并将西南局、四川省委、重庆市委的负责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等定为“走资派”，宣布打倒。

据汪曾祺回忆，在那晚座谈《山城旭日》的会上，除了陈亚丁长篇大论地谈了一些对戏的意见外，江青等领导人所谈的都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汪曾祺和阎肃只好装着没听见。

接着就是“五一”节。5月1日当天出版的北京大学造反派《新北大》报69期刊登了一则简讯：“由江青同志亲自修改的革命现代京剧《山城旭日》已胜利排练成功，于四月十七日晚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正式彩排，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萧华等同志观看了演出，并上台接见了全体演员。”

看来，又一出“样板戏”已经诞生并马上要正式“占领舞台”了。然而，蹊跷事发生了。

就在“五一”当晚，毛泽东观看了几个“样板团”的演出，江青在演出后接见样板团人员的讲话中，谈到了计划改编为现代京剧的几部小说，却只字未提已经“排练成功”的京剧《山城旭日》！

《山城旭日》莫名其妙地“无声无息”了。在6月24日出版的重庆市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主编的《鲁迅战报》第五期上，登出了这样一则简讯，“京剧《山城旭日》，中央已决定弃稿不演了，因为：一、原著《红岩》没有反映历史真实，在重庆解放时，地下党近于没有；二、没有反映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这则简讯所说的“弃稿不演”的两个原因，似乎都不能成立。说重庆解放时地下党近于没有，而《山城旭日》已改成了由部队派人去发动工人；说没有反映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也不对，《山城旭日》写的就是部队派人去发动武装斗争。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已经“排练成功”的《山城旭日》夭折了？陈徒手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说：看《山城旭日》彩排后，“江青问陈伯达意见，陈没有说什么，康生冷不丁说了一句实话：‘净是概念。’江青为什么最后放弃了这出戏？汪、阎二人当时一直没弄懂真正的原因。”

现在看来，康生批评的“净是概念”有可能是这个戏夭折的一个原因，不过不会是主要原因--因为“样板戏”中有不少都用得上这个评语。

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因为《山城旭日》的女主角写成了从“二野”部队派去的，而“二野”就是有名的刘（伯承）、邓（小平）大军。邓小平这时已成为被打倒的中共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江青会不会怕这出戏被指责为“替邓小平树碑立传”？从当时“革命大批判”的惯用手法看，要这样上纲批判是很容易的。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重庆“八一五”派对罗广斌和小说《红岩》的批判已经进入高潮，关于罗广斌是“叛徒”和“畏罪自杀”的说法铺天盖地而来，连“砸派”内部为此也出现了分歧，参加解决四川、重庆问题会议的“砸派”代表中，杨益言等人要求把罗广斌之死作为重点提出来，另一些人则坚决反对，担心罗广斌的“历史问题”会给自己造成被动。重庆两大派分别得到了首都红代会“天派”、“地派”的支持，双方都向中央文革小组大量递送材料。因此江青对这方面的问题不会不了解。罗广斌--《红岩》--《山城旭日》的关系尽人皆知，万一罗广斌真有什么问题，《山城旭日》岂不受到牵连？为避免麻烦，当然最好是放弃这个戏。

因为这个戏是江青“亲自抓”的，所以夭折后没有谁敢说它半点不是，它更不会遭到批判。这在那个年代，可算是一个特例。

来源: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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