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0月09日讯】自9月10日中国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有关严打网络“谣言”的释法公布后，网络上的禁言肃杀之气弥漫。由于官方的本意就是要整肃网络舆论，掌牢网络舆论的话语权，因此，界定是否为“谣言”的解释权只为官方独有，官员、官媒并不受两高释法限制，还在一如既往的造谣传谣，被禁、被查的只是百姓发出的不被官方不认可的言论。如果真的由百姓来界定何为谣言，恐怕官方的各个媒体，甚至宪法都有可能被查禁了，因为江泽民的所谓三个代表，尤其是“中共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已被事实证明为谎言的“谣言”竟然被载入了宪法，仅由此足见官谣之盛。
苏共代表党官利益被民众抛弃
1990年6月，距苏联解体前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西伯利亚报》曾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当人们被问及“苏共代表谁的利益”时，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回答代表工人的只占4%，而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到85%。
早在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对苏联进行了访问之后，在他记录下的《莫斯科日记》中见证了当时苏联特权阶层的存在及其腐败：“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特权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说影响，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利益。” “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
苏共掌权时，大部分苏联人必须长期忍受基本生活品的短缺，而在遍布苏联各地的特供商店里，充满了外国名贵以及苏联国内极缺的商品，专供苏联的特权阶级享用。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美国香烟、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皮鞋、英国呢绒、德国收音机、日本录音机等外国名贵以及苏联国内稀缺的商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这样的商店仅在莫斯科就有一百多处。
前苏联权贵阶层享受到的特权并不局限于特供商店，而是深入到了服务业、医疗保健、子女教育与升迁、休闲旅游的各个领域，按苏共领导人的话说，这种牺牲下层人民的利益来确保上层权贵舒适优越的生活是为了稳定干部队伍。特权阶层的子女，仅凭借父辈们的特权地位就能轻易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再进入最优越的部门，并很快走上显贵的权力岗位。
苏共贪腐的结局就是，1991年，当苏共解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的塔尖上徐徐降落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出现了网传习近平所说的“竟无一人是男儿”为苏共站出来抗争，尽显前苏联巨变时的民意所向。
中共官员的特供
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在未夺取政权时就引进了苏共特供的做法，建立了规模庞大的特供系统。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更是在全国各地搜刮各类名优特产品进贡北京官员。1955年，中共成立了北京第34特供部门，以及北京市二商局等专门负责特供商品的部门，被指定从特殊的农场获取高品质的肉类、蔬菜、食用油和糖果。
2002年9月，随着假冒伪劣品的泛滥，为方便“特供”农产品质量监管，北京市农委增设直接管理“特供”生产的北京市特供农产品服务中心。各区县农委主要负责人被指定为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区县“特供”农产品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实际上不仅北京一直有为中央高干服务的特供系统，中央的一些部门和省市也都利用权势建有专门服务于部门和地方官员的特供系统与生产基地。
早年，由于物资匮乏，中共的各级特供体系主要确保中共各级官员的生活供给。最近的十几年，随着环境污染，有毒有害食品泛滥，各级特供渠道也现在已经转变为为各级党政官员提供有机、绿色食品为主要目的。
中国特色的医疗多规制
中国的医疗多轨制是指党政机关、企业、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实行不同的医疗付费制度。
财政拨款的党政机关与事业单位人员过去一直几乎享受完全免费的公费医疗；企业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外加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据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24.8%，农村有59.1%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占60%到80%。
中国青年报在2006年的一篇报道中，引述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的话说，“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80%是为了以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近几年，中国政府表面上也打出口号，要把全国人口都纳入医保范围，一些省市的公务员也开始加入所谓的社会医保体系，但由于党政机关有政府财政拨款的保障，几乎所有加入医保的的党政机关，又有内部的二次医疗报销机制。目前党政官员平均可以报销医疗费用的90%以上（超过一定数额后则100%报销）；而城镇职工这一比例是70%～80%，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只有50%左右，到了农村则只有30%，甚至更低。
前不久官方多家媒体报道了一位山西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高达300万元，以及一位退休厅官天天公费开药卖给药店，一年365天风雨无阻消息，引发网民热议。
退休双规制
退休双轨制也是中国独特的厚待党政机关公务员的一项制度，党政机关的养老金标准远远高于企业退休人员，目前的差距大概是3至5倍。
本人曾分别在中央某部机关与该部一个直属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工作过，拿这2个单位的人员在2010年的退休金比较，同样学历、工龄、职务，机关的处长退休后，退休金加各类补贴每月超过5千元；由于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退休金与企业接轨，因此这个单位的处长每月退休金与各类补贴总计只有2千元左右。而在退休之前，机关的公务员，每月不需要缴纳养老保险，但是直属单位的职工每月还需按照工资的比例缴纳数百元不等的养老保险。而且公务员的退休金是直接由财政拨款。
中共权贵垄断社会资源与财富
中共元老陈云曾赤裸裸的对邓小平说“这个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我们每个家庭至少要安排一个人从政”言下之意就是要安排元老子弟接班做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共系统的安排元老及高干子弟接班的最直接的效应就是目前中共目前最高领导层中存在一个所谓的“太子党”群体。
中共权贵们不仅安排了他们的第二代接班，甚至还开始了安排他们的第三代从政接班的计划。邓小平唯一的孙子，已经拥有美国国籍的28岁的邓卓棣在今年5月出任广西平果县的副县长。叶剑英的叶仲豪生于1983年，2006年参加工作，2009年7月任广东县级市罗定市市长助理；2011年6月任云浮市发改局副局长；2012年8月升任正处级的共青团云浮市委书记。习近平当年从河北正定县委书记位置上开始了他一帆风顺的从政之路。薄熙来也是从辽宁省金县县委副书记位置开始扶摇直上的。
中共高层在安排元老与高官子女从政外，还系统的为未从政元老与高官子女经商创造便利条件。彭博社在2012年12月发表了署名威廉•白塞克（William Pesek）的一篇题为“太子党的亿万身家毁掉中国的未来”的文章，该文披露仅邓小平、陈云王震3个中共大佬的家族拥有或掌控的公司2011年的总资产达1.6万亿美元，这几乎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
《纽约时报》也曾刊文指，中共太子党利用家族权势，掌控中国经济命脉并瓜分国家财富。中国权威部门的报告也显示，中国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中共高层和太子党家族圈钱、圈地、洗钱，各个家族的资产高达成百上千亿元。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是90%是中共高干子弟。
在最重要的经济领域——在金融、证券、保险、外贸、通讯、军工、资源、土地开发、大型工程等……，绝大多数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除此之外，在目前中国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每年数百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各省、市、县、镇的党、政、军领导的子女却几乎都进入了当地党政机关，或成为当地各主要金融机构、经济垄断企业、市政民生企业的负责人。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共目前的贪腐程度已远远超过当初苏共垮台时的贪腐。联合国副秘书长丽贝卡•格林斯潘说过一句话：“中国很富，可中国人很穷。”显然，中国的穷人之所以“很穷”，是因为“很富”的中国将主要资源用在了体制内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家人身上，中国的官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官员，因为中国的唯一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党官的利益，尽管在他们制定的宪法中宣称他们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