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12日讯】8世纪的沙龙一般被视为思想交流的场所。在1750年以前，很多沙龙以拥有哲人(philosophe，他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持有一点自由思想的文人)而自豪。在18世纪前半叶，沙龙一般是上流社会和文学界的场所，讨论的是思想和趣味问题，并不涉及社会生活和政治，不过也有人认为沙龙文化太造作。
伏尔泰在葛芙琳夫人的沙龙中朗诵法文版“赵氏孤儿”
沙龙像当时的咖啡馆、俱乐部(出现得较晚)和共济会一样，是一种社交场域，它对新思想的传播，对政治批判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各个沙龙之间可能存在竞争，而且不是所有沙龙主人都是启蒙运动热情的支持者。卡斯特兰夫人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和君主主义者，但不妨碍她的沙龙里接待狄德罗和孔多塞等人。在当时，名流哲人是各个沙龙之所以有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当富兰克林在巴黎时，所有知名的沙龙都以邀请他出席为荣。
在18世纪60年代之前，宗教方面的话题较为流行，但此后政治话题比较热；不过文学艺术品位方面的探讨始终存在，往往跟宗教和政治结合在一起。不少大贵族的沙龙是很出名的政治沙龙，客人最多的是拉罗什福柯、昂维尔公爵夫人、博沃夫人和卡斯特兰伯爵的沙龙。沙龙是个小团体，存在派别斗争，有时也许涉及思想矛盾和舆论的分化。例如，参加若弗兰夫人的沙龙的人，肯定不会去德芳夫人的沙龙；而在莱斯皮纳斯小姐家聚会的人，也不会经常光顾德芳夫人的沙龙。沙龙活动对文化生活的影响，最主要的是发展出一种交谈艺术，一种得体的仪态和风度。但也有人认为这种文化生活太过做作。
人们关于法国文化中的所有消极印象，都可以从中找到根据：虚荣自负、矫揉造作、轻佻放纵，等等。从社会背景而言，沙龙文化的兴起跟一个悠闲无聊的贵族阶层的产生直接相关。整个凡尔赛就是一个大沙龙，那些百无聊赖的镀金贵族奴仆以精致的思想娱乐来打发时光，而沙龙的社交便是最好的方式。进入沙龙的宾客都应言辞优雅、举止得体，这被视为品位的标志；即使是那些并不见得光彩的欲望，也要以高雅的字眼、委婉的措辞包裹起来。风流韵事以半遮半掩的话语表达出来显得更撩人，更有品位。
在沙龙里，男人最不关心的人是自己的妻子，反过来也一样。日常生活也是一样，“不生活在一起是种优雅的风度”，双方都完全容忍对方全身心地投入社交。沙龙中的用词是非常考究的。这方面的标准，据说通常是由某位贵妇人制定的。在大革命前夕，卢森堡夫人若要谴责某个人用词不当，就足以将此人打入“另类”，因为良好得体的用语始终是体面举止的关键。
这种社交文化导致的后果是，沙龙完全成了一个人工的世界：人造和干涩，这就是社交生活的两大特征，这种生活越是完美，这两个特征越是明显，它们之所以被推向极端，是因为社交生活之考究已臻极致。首先是自然性被排斥，一切都是改造过的、雕琢过的，从装饰、服装、仪态、声调、话语、观念到情感，莫不如此。“行走、就坐、招呼、收手套、拿叉子、献物品的方式，乃至一个完整的模拟动作，都要花上个小时去教孩子，好让孩子养成习惯，让这种行为方式成为他的第二本能，在旧时代社交界的男女名流之中，这种成规十分重要，今天的演员即使努力钻研也很难再现出来”。沙龙里虽然在谈论文学艺术，但它的效果简直是在扼杀文学艺术，它让法语变得苍白空洞，让文风变得做作干瘪。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卢梭这样的人无法融入这样的社交世界，他是最著名的“另类”，因为他向往的自然、真诚和孤独感，全都是沙龙要扼杀或反对的；他把“艺术”斥责为自由情操的枷锁和人的欲望的增值，对于沙龙世界倒是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