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07日讯】1968年秋，我和交建科砂土石管理所的几位同事一起进入沈阳市于洪区五七干校。我们这个所是一个很边缘化的股级小事业单位。觉悟高、能力强的不来，来的多是政治不可靠或被认为觉悟不高、能力不强的人。原来不打算让我们进干校，后来因为有“斗批改任务”，我们才“有幸”进干校。迹象日益明朗，那“斗批改任务”原来是针对我的。
我被禁止参加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文件的全体学员大会，干校领导小组还发布了一个二号通令，要求有“里通外国”行为的人立即交待问题，交出电台等特务工具。
有一天，我吃完晚饭去刷碗，在“自助”刷碗的大锅上方出现一张大字报：“孙宝镛，你必须交待，你是不是苏修特务！”最初的恐惧过后，我反而出奇地平静。我最害怕的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整我，这张大字报给我报了信，我立刻转回卖饭口：“再加二两。”人们奇怪地看着我。高粱米小豆干饭真香！吊着的心放下来了。——他们的网撒得太大了！当然，若把我打成苏修特务，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胜利。我虽然有过两个苏联朋友，可她们都是和我一样的中学生。莫斯科那个，毕业后就不再通信了。乌克兰那个，信通到普通百姓知道中苏关系恶化。那是中苏友好的年代，通信是学校组织和提倡的，怎能和苏修特务挨上边？
这张大字报也是冲着我们的班长（干校是军事编制，干部都称为班、排、连长）王永山来的，是在给他施加压力，也是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王永山是我们所的一般干部，高个，长脸，脸上总是挂着憨厚的笑。他家三代贫农，又是转业军人，共产党员，但不善言谈，也不会看领导脸色行事，所以当不上比班长大一点的官。星期一我早早回到干校，把一包苏联来信交给王永山。这时候别人还没来，我说：“永山，请你把这些信交给干校领导小组审查。”我压低声音说：“你必须揪我，斗我！我不会怪你的！你为什么要为我担这么大的压力呢！”他仍旧是憨厚地一笑：“我是班长你是班长？——我心里有数。”
各连排班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轰轰烈烈，小号（牛棚）已经人满为患，王永山好像没什么感觉，还是按兵不动，我都有点着急了，反倒替他捏把汗，连领导却等不及了。他们促不动王永山，决定把我们排和二排（卫生科）合在一起开我的批斗会。二排的主持人要求我交待问题，我就“交待”和苏联学生通信的事。那时开批斗会，很少让被斗的人讲完话，往往是挨斗的人只讲几句，“义愤”的革命群众就大呼口号，接着就开始批判，要求交待问题，触及灵魂及皮肉。我想，一顿胖揍是躲不过去了。
我们班的人坐在我周围，也不发言。这在那时候很罕见。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自保是第一要务。积极揭发和批斗阶级敌人，是自保的最好方法。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又是一条严重罪状。我们班以王永山为首，“阶级觉悟”太低了，他们对摆在自己身边的一个大号阶级敌人竟无动于衷。我知道，我们班的人虽然都看着自己眼前的炕席或地面，但他们的心都在看王永山。我确切地感觉到我的一左一右坐着两个重量级的人物。
我们班的人态度暧昧，反倒助长了我的气焰，竟敢反驳革命群众的发言。二排的史副排长在我交待完苏修特务问题后发言道：“你说话这么流利，你受过什么专门训练？”我想，这是往特务这条沟里带我。我非常平静地说：“从1947年9岁开始，我就生活在哈尔滨，那是解放区。我的历史是连续的，大家可以查。”我的意思是，我哪有时间去受特务训练。其实，二排多数是医务工作者出身，知识分子多，他们也不擅长武斗。这次会无果而终，我再次全身而退。我始终不明白，史排长的发言，是批我，还是夸我？
我身边的这两个重量级人物，一个是吴庆升。1937年，我还没出生，老吴就参加革命了，所以被称为红军干部。老吴中等个儿，红脸膛，爱说爱笑，唐山口音，总跟人说：“你看，我左腿比右腿短，枪打的。”我们看不出他瘸，但他身上疤瘌确实不少。据说，解放战争时期，他还当过几天某县的县长。革命胜利后，他因为没文化、革命意志衰退和阶级觉悟不高，只能当砂土石管理员，连股级干部都不是，但从来没听他抱怨过。
对于他的阶级觉悟不高，我深有体会。家父解除劳动教养后，在教养院就业，当电影放映员，但还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他利用回市内换片的机会，买了一些廉价材料，给我装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可是个稀罕物。我带着它到单位听新闻，大家觉得很新奇，老吴也挺喜欢。
有一次，他一定要到我家来看看。因为政治上差距太大，再者我家很寒酸，我不想让他来。我的工资只有37.5元，家父的工资只够他自己吃饭，所以，我们家真的没什么好看的。一天下班回家，我下了公共汽车，老吴已经推着自行车在车站等我。我没有办法，只好带他到了我家。恰巧家父也在家。我不知道如何向老吴介绍家父，干脆不介绍了，只对家父说一句：“你回来了？这是我们单位的老吴。”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老吴竟然把不比他大多少的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家父叫大叔，并且毫无芥蒂地和家父唠起了他正在放映的一部电影。
临走时，老吴说：“大叔，小孙这台半导体收音机，我太喜欢了，就卖给我吧。”家父忙说：“喜欢你就拿走！我自己装的，怎么能卖呢。”“这是70块钱。”说着他就掏出已经准备好的一卷钱，撂到床上，转身就走。为了这个10元都不值的半导体收音机，他竟然撂下70元，而他每月的工资也只有78元。我拿上钱追出去，他正片腿上车，喊一句：“在班上千万别提这事！”我没有自行车，追不上他。当时，我只是以为他同情我经济上的困窘。干校的二号通令贴出来要追查我的电台的时候，我才悟出他的政治动机。
坐在我另一边的是崔俊高，大高个儿，一张口说话，活脱脱一个山东大汉。他1944年参加革命，属于抗日干部，原是部队的营长，后来交个女朋友，是一家地方医院的大夫，很漂亮。领导以组织的名义找他谈话，告诉他，这个人家庭出身有问题，他不能找这样的女人结婚。老崔不肯听，领导说“你要听组织的”，老崔说：“我一辈子都听组织的了，这一把组织就听我的吧。”这样的阶级觉悟，当然也只配来当砂土石管理员。老崔看我有点萎靡，就对我说：“小孙，把腰挺直了。有什么了不起，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天塌了，还有大个儿顶着，你年轻轻的，怕什么。”
这两个人虽说不被重用，但他们资历太老了。他们既不是走资派，又不是黑五类，成份和出身，没法再干净了，所以干校和连排干部，谁也不敢得罪他们。有这两个人和差不多全班人罩着，难怪有人说我态度有点嚣张。
我们排另一个班是手工业科。于洪区是农业区，那时手工业份量不重，所以这个科在政府机关里没什么地位。但我觉得他们人都很好，都很年轻。郭书堂例外，他差不多是二班年纪最大的一个，见谁都点头哈腰，我有点看不惯，甚至觉得他的名字都有点陈旧。
1969年9月，家父母被遣送下乡，到法库县。作为他们的独子，我不能不送。便向连长请了假，送他们到了目的地。第三天早晨回到干校，和往常一样，全排在一起学习，大部分人都坐在板铺上，背靠着行李卷。郭书堂也爬上板铺，坐在我的旁边。过了一会儿，他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开，问我：“小孙，你看这个字念啥？”
我的心情很不好。父母被安排住在一个老地主婆的北炕上，那老地主婆七十多岁了，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儿子还在监狱里，生活不能自理也得自理。普通下乡户有建房补助，我们是被遣送下乡的反革命家庭，什么也没有，这一冬怎么过，明年怎么过。我满心满腹都是这些问题，哪有心思告诉老郭那个字念什么，所以看也没看，便把他的笔记本一推：“我不认识。”“你看看嘛！”他强把笔记本推到我的眼前。我一看，头发都炸起来了。那不是一个生字，而是一段讲话记录：“周副连长：孙宝镛不请假就离开干校，还拐跑了一个军官家属。”前半句不可怕，连长亲自准假，他不会不承认，这后半句可要命了。
周副连长说被我拐走的军官家属，是手工业科的任福华，山东大学中文系一年级肄业，圆脸，大眼睛，体态轻盈，待人热情友好，丈夫是空军的一位团职干部。我感觉到她对我确实有一定的同情，但是说我能拐跑她，那也太恭维我了。我是一个找对象都困难的黑五类狗崽子，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目标！巧的是那天她也离开了干校，但和我毫无关系。
不久，透过干校办公室的窗子，我看见任福华向军代表大发雷霆。听说周副连长乖乖地给任福华道了歉，而对我，则不了了之。谁能给我道歉？我压根儿“不知道”。谢谢老郭，冒着极大的危险给我通风报信，使我得以准备应付各种可能，避免和这件事挂上边，更避免了因冲动而犯错。
一天，劳动收工后，我到工具房送完工具往宿舍走，身后听见有人厉声喊道：“孙宝镛，站住！”我听出是任福华。“一会儿，我们宿舍的三个女同志，要开一个批斗会，批斗你。你必须在半小时后，准时到场！”
她们这是卖的什么药？要报复？也报复不到我的头上，我是无辜的呀！要对我武斗？不至于吧。我找到房号，敲门。“请进。”天哪，还用了“请”字！真是深不可测。三个人都在。除了任福华，另一个是统计科的小史。今天看，三人绝对都是美女，但那时思想不敢有一点跑偏。
冷静一下，我注意到，屋里飘着一股已经久违了的清香。我的鼻炎很严重，平常闻不到什么味道，这次却闻到了，可见香味有多重！屋里，火炕边有个地炉子，炉边有一个家用大号奶锅，香气从那里直奔我的鼻孔。我强制自己把视线挪到地中间，毕恭毕敬地站在门边，三个女人几乎同时低声笑起来。
任福华把唯一的一把椅子挪到炕边：“还不坐下！”从三个人脸上看不出一点恶意，我便迟迟疑疑地坐在椅子上。任福华把小锅从地炉子上端到我面前的炕沿上，揭下锅盖，命令道：“把这锅粥吃光，这是你今天的任务。我知道你是个大肚汉！”我环视三人，她们的脸上全是微笑。我认定这不是梦，也不是恶作剧，便也回应了一个微笑，把炕当饭桌，大口吃起来。
我不爱出汗，今天却真的汗流满面，一是屋子热人心热粥热，一是在三个女人的注视下饕餮，脸也不可能不热。粥香的诱惑太强烈，那时每人每月只供应二、三斤大米，我上有老下有小，偶尔喝上一小碗稀溜溜的大米粥，也只能作窝窝头的佐料。我敢保证，在我的感觉中，这一次的粥香是空前绝后的。我出色地完成任务，一个饭粒也没剩。
我们每天除了开会斗批改、学习，就是沉重的劳动。春天，我们的任务是为附近的公社修整排水沟。那是一片高地，为了能让稻田里的水排出去，沟很深。在外面看不到沟里干活的人，只能看见一坨坨的土飞出来。我们在沟里的人也看不见岸上的人，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把一锨土甩到岸上，劳动强度非常大。很多人开始的时候还好一点，甩几锹之后，就再也甩不上去了，或者仅仅甩到岸边的坡上。
我原来是个文弱书生，考上高中那年，体育老师进行四项体力测验，我竟然三个2分，一个3分。如今我已有七年农场劳动经历，多重的活没干过？当年大跃进，深翻地，打深井，人拉马车，夜战，我的体魄已经锻炼得相当强健。眼下这点活，对于青春年少的我，已经不算什么。
我最大的烦恼是特能吃，每月32斤怎么够？吃粗粮好办，开饭的时候，我只要坐在显眼的地方，肯定有人过来：“小孙，我吃不了，帮帮忙。”那时，干校里吃不下饭的人很多。糟糕的是星期六这次改善生活，虽然要用细粮票，每人也只限六两，我根本吃不饱。那些吃不了的人，也留着下顿享用，不肯送人的。我对食堂管理员说：“老张，这也不够吃啊？”他很惊讶：“什么？这么大的包子，六个还不够？”“真不够。”“供不起你了！那我可没办法。细粮卡得很紧。”
我想出一个办法：“老张，你看这样行不：你先卖我两个窝头，然后我再买六个包子，咱们当场解决战斗。”“窝头可是凉的。”“没事。”我先用四两粗粮票买两个窝头，吃完后，又用六两细粮票买六个包子，当场大嚼起来。这包子半个拳头大，真叫香！就像嗓子里伸出个小巴掌，不等我细嚼，就把包子拽到肚子里了，旁观的人就就像看猪八戒吃人参果，都看傻了。老张对炊事员们说：“今天我说了算。以后星期六改善，小孙主食不限量。但是可得交细粮票啊！”
有一次，收工回到干校，我因帮助整理工具，到食堂晚了，卖饭口的炊事员已经撤了。“还能卖给我饭吗？”我问。谁知周副连长也在场，他冲炊事员说：“卖给他，生活上一视同仁嘛！”我说：“周连长把话说全嘛！”他怔怔地看着我。我说：“你这是一副对联。但你只说出了下半联。”他还是怔怔地看着我。
我说：“这句话完整地说出来，应该是：政治上两样待遇，生活上一视同仁。”大家都笑了，纷纷过来给我拨饭，Z副连长狠狠地瞪我一眼，在一片哄笑声中转身走了。其实周副连长并不是根红苗正的那一类，文革一开始就有大字报揭发他，在农大毕业前被划为极右。因为他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站队又站对了，所以在他身上体现了政策，被委以重任。
第二天收工，我又是最后一个爬出深沟。我去拿外衣，这么重？打开衣服，一个白纸包险些掉到地上。打开纸包一看，天啊，高级点心！我扫一眼四周，见无人注意，赶紧转过身，穿上外衣，把纸包揣到衣袋里。那包点心，每块大约有巴掌长，两头宽，当间窄，背面是平的，烤成金色，正面是乳白色，粘了一层晶莹反光的砂糖。这种点心，在商店见过，但每次从糕点柜台过，我总是绕开，因为又馋又没钱买，那滋味真不好受。给孩子买过点心，但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我的嘴里很快变成了万斛泉源。
是谁给我的点心？我首先想到了任福华。“拐跑”事件后，她越来越公开地对我表示同情。也可能是昨天晚上看见我奚落周副连长的人，我确实让他们很开心。也许是那些从来不对我表示关心但从来不伤害我的人。在那特殊的年代，善良和关怀也不得不掩藏起来。
我所以敢斗胆奚落周副连长，是因为干校的斗批改已近尾声，我已基本安全上岸。我心里很清楚，我没有被打成苏修特务，并不是因为找不到证据，在那“群众运动”的年代，定罪是不需要证据的，再说制造任何证据都很容易，而且证据可以无限上纲。那是一个“有罪推定”的年代，你不能证明自己无罪，就等于有罪。即使你能够证明自己无罪，也可以认定你有罪。
1982年家父获得平反时才知道，定他为军统特务的证据，竟然是一份明明白白证明他没有参加特务活动的证词。我得以逃脱劫难，完全是因为我们班，我们排，甚至我们连的同志们的庇护。
弹指间，已经过去四十年，我从当年的壮小伙变成了古稀老翁。干校里那些狰狞，早已淡忘，可是点点温馨记忆，特别是和吃有关的这几件事，却越来越清晰。它告诉我：大爱长在，人性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