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4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在汹涌的人潮中走向法院。其中一个金发的，紧紧握着自己母亲的手，好像一个怕在百货公司中被人冲走的小孩。摄影记者的灯不断的闪着，金发男子用手掌遮脸，忍不住哭了起来。如果他们“杀人”的罪名成立，15年的牢狱等着他。
旁听席挤满了世界各地来的记者，这毕竟不是个常见的案子，这是一场历史的审判。时间是1991年9月，地点是统一后的柏林，这4个年轻人，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偷偷潜伏到三公尺半高的大墙下，开始攀爬。枪声响了之后，克利斯转过身来，面对着守卫，大概想叫他们别射吧，可是下一颗子弹由他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击中，他还来得及将自己的身份证奋力往墙那边丢出去。
濒死的克利斯和受伤的高定被守卫像货物一样在地上拖着。高定呻吟着要救护车，守卫班长，25岁的施密特，掏出手枪来对着他：
“再喊就毙了你！猪猡！”
施密特，就是那个牵着母亲的手、当众哭泣的年轻人。
克利斯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断了气。
他不知道，几个月之后，成千上万的人用脚踩塌了柏林墙；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牺牲者。
在开庭的休息时段里，一个穿西装的男人穿梭在人群中分发图片。他是柏林一家专门报导酒色财气奸杀掳掠的杂志主编。他把两张照片放在克利斯母亲的手上——这个母亲，没有机会和儿子见最后一面，她只是从东德政府收到一份通知，告知她克利斯已死，连死亡原因都不提及。
现在，这个母亲突然见到了儿子最后一面——两张照片是克利斯赤裸的尸体，正面一张，背面一张。前胸弹洞清晰可见，后背上布满了尸斑和污血。
杂志主编立在一旁，等着看母亲的反应；他要写一篇快稿。
辩护律师所倚赖的基点是，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就好像一个职业刽子手，嘿，你总不能要求他每次挥刀之前作个道德裁判吧？
检察官却试图反驳：不对不对，每个人都有选择的可能。
你难道不知道许多人反对这个制度吗？
不知道。施密特说。
东德有许多教会，你不曾去过吗？
不曾。
你的同伴和朋友中，难道没有人拒绝当兵吗？
也许有。但你得坐两年牢。
你难道不知道西德人对围墙的射杀感觉悲愤？
不知道。
对围墙的自动射击装置——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那是保护我们国家安全最有效的设施。
一问一答之间，人们恍惚通过了时光隧道回到40年前，在一样的地点上聆听相似的问答。这4个东德士兵所面对的是当年纳粹官兵所面对的指控；今天的柏林法官所思考的是当年纽伦堡法官所思考的难题：
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公平吗？
用这个国家的法律去审判那个国家的人民，公平吗？
执行命令者和施发命令者同罪，公平吗？
要求军人把个人良知放在服从军令的原则之上，公平吗？
如果你说不公平，这4个年轻士兵是无罪无辜的，但你怎么面对克利斯伤心欲绝的母亲——她说，如果杀人的人是无辜的，那被杀的算什么？
这40年的共产党统治之下，东德有成千上万个克利斯的母亲。你对她们说什么是公平？
施密特的母亲，却也有话说。
她说，你们不去审判昂纳克，却来惩罚几个听命的小兵，这算什么公平？
许许多多的人，同意她的辩护。只要昂纳克还躲在莫斯科覆荫中一天，人们就可以愤慨的引用德国谚语：“大头放生，小鬼遭殃。”毕竟始作俑者是昂纳克，他在 1974年亲自下令：越墙者一律格杀。现在他逍遥法网之外，在全德电视上还固执的表示绝无侮意，审判4个小兵实在令人觉得荒诞。
可是，40年的家国不幸，是不是追究到这头发稀少的80岁老头，就算完了呢？
德国“明镜周刊”的发行人奥格斯坦，对各方人马声讨昂纳克的盛况嗤之以鼻：
“千千万万的东德人遭到身体和精神的迫害。连死者也要呐喊：复仇！
“然而复仇对象是谁？谁又有权利复仇？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没有人会相信西德情报局不知道围墙那边的真象，可是尽管如此，西德仍旧帮助东德进入联合国，昂纳克还被邀访问西德，当国宾礼遇，被西德政治人物尊称为“阁下”，西德政府还用防弹车去保护他的生命。
“现在，却要公审他！
“以前为什么不下通缉令？不但不下，基社党主席还要求他在一张菜单上签名留念！”
奥格斯坦对德国的政客说的是，你们这些要通缉逮捕昂纳克的人，正是长年来默许他、支持他的人，你们哪有资格谈“复仇”？说穿了，奥格斯坦认为西德政客也无非是消极“帮凶”罢了，没有权利大张旗鼓的谈正义公理。
奥格斯坦把问题扯得更松宽，也更一团糊涂了。如果西德政客是默许的“帮凶”，那么那1700万忍受独裁统治的东德人民本身难道在某个程度上，不也是默许的“帮凶”？
谁是默许的帮凶，谁是无辜的受害者，这其间的界线竟是如此模糊！
审判继续着，罪与罚的道德辩证继续着，清算与平反，日尔曼人的方式，在大城小镇进行着。
东德原有18万名教师，其中2万人，在经过审查之后，已被解聘。解聘的理由：曾经是东德政府的支持者。在有些地区，凡是负行政责任的，譬如督学或者校长，不必审查就一律革职，因为，简单的逻辑指示，不是共产党的支持者根本就当不了督学或校长。
一个医院的大门守卫面对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问他是否知道那所医院属公安局所有？知道。是否知道政治异议者也被关在里面作“精神治疗”？知道，但我只是一个大门守卫。
你身上带有武器？
有。
那么，当有人从医院想逃走时，你是否必须开枪？
低头。
这个守卫，也受到解聘的处置。
如果你觉得这种清算太过火（当然，当我们好人在追究坏人的时候，没有人会用“清算”这个可怕而难听的字眼），你得了解东德人期盼“平反”的心怀。是克利斯的母亲在哀求“还我公理”；是高定的母亲这一辈的人在大喊，“把所有曾经忠于党的老师揪出来！赶出去！”因为他们害怕思想的污染；是数也数不清的小市民，在自觉半生已毁的现在，要求亲眼看见罪与罚的实现、看见公理的验证，用来治疗自己或者永远不可愈合的伤口。
如果你觉得这种日尔曼式的清算太过火，那么，想想看，是不是有一个中国式的清算呢？
谁是默许的帮凶？谁是无辜的受害者？谁有权利对谁报复？谁有权利行使公理？
我等着看罪与罚的印证、清算与平反的实现，中国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