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注定是上海政法系统极不寻常的一年。先是公安局长张学兵“辞职”而由中央空降白少康代之，后是高级法院院长应勇辞职而由贵州调来崔亚东接手。张学兵“辞职”原因众人皆知，应勇辞职则颇为蹊跷，至少按年龄论，他比接任者崔亚东还年轻三岁。
据沪上官场可靠消息称：应勇二○○七年入沪，至今才六年，与沪上政法黑幕牵扯较少，“他不愿卷入最近被媒体高频报道的‘两梅’兄弟冤案复查有否的争执。这个案子旧话重提已经让朱达人坐卧不宁，不得不请‘小老弟’吴邦国出来说话。”
江泽民点戏引出新严打
朱达人是一九九一年至九七年之间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政法要人，久在沪上官场，一九三六年出生年龄介于江泽民与吴邦国之间，且与曾庆红、黄菊（已故）私交颇深。曾庆红在上海时对朱达人特为敬重，私下里称之为“老大哥”。因着曾庆红这一私下之敬，吴邦国亦不敢怠慢。
江泽民虽然与朱达人没有直接的私人交情，但一九九三年其回上海消闲时，举办私人京剧沙龙，时任上海市公安局长的朱达人应邀参加。当时，江询问谁人会唱《打渔杀家》，在坐者有人推荐老戏迷朱达人，朱达人改唱自己熟悉的曲目应对场面，在沙龙上唱了一段传统剧目《甘露寺》，颇得江的赞赏。
名义上江是去上海消闲，实则是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商谈吴进京之事，以及吴本人对接任者的人选考虑。吴邦国当时比较为难，一是进入中央后当朱鎔基的助手又会受压抑，且未来（一九九八）做常务副总理代江制约朱恐不胜其任；二是自己的铁杆搭档黄菊在他走后升任书记无多大问题，但人望太低，黄菊何时能离开上海成了其最头疼的问题。消息人士称：已得江偶然好感且身为上海市委常委的朱达人，向吴黄建议在上海开展不公开的严打，借此来缓解市民对黄菊的不满情绪。
正是在吴走黄升的背景下，上海开始低调严打，此举也确实让上海治安大有好转。黄菊在上海基本稳住局面后，江泽民借鉴所谓黄菊经验，布置全国大规模严打。在这次大规模严打中，上海有先期经验，顺利地争得全国头功。为此，上海社科杂志《探索与争鸣》一九九六年第十二期刊出对朱达人的专访，大肆宣扬严打政绩。
领导急功意志锻炼成狱
严打制造冤案是中共政法体系运行的巨大成本，上海“梅氏兄弟杀人案”就是最具代表意义的冤案。该案发生于一九九五年七月，次年二月提起公诉，九七年二月作出一审判决，同年十一月终审。在上海市政法委写给中央政法委的汇报材料中，该案是重大引述案例，写成了“严打的重要成果”。
今天，虽然“两梅”冤案已经纳入公共视野，但是与此案相关的受益人均已经升迁。彼时，作为上海市的大案，市委书记黄菊亲自过问并限期破案，孟建柱在其“联系公安局”的副市长分工内督办，公安局长朱达人亲临一线指挥。“两梅”大案当时被上海电视台当作法制节目播出，而梅吉扬在节目中痛哭流涕，否认自己杀人。公诉机关有人发现此案的嫌疑人“无作案动机，无作案时间，无作案证据”，建议领导慎重从事。但是，在黄孟朱三人的意志下，担任该案公诉人的王庆芳威胁证人，使对“两梅”兄弟有利的证词完全模糊化。
目前，对于此案的媒体“翻案”声浪，上海一位退休检察官表示：“当年一些办理这个案件的人已经升到重要岗位。现在，要他们自己推翻自己太难了，更何况涉及到现实的政治利益呢！”比如，中共十八大开完后，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孟建柱进了政治局。虽然说中央政法委降格即不再由政治局常委担任，但以一个政治局委员专任，可以说更为专职化。
孟建柱面临吴邦国压力
孟建柱亦深知周永康时代政法委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因此力求通过揭露一些重大冤案来收刷新效果。发生于十年前浙江的张高平与张辉叔侄强奸杀人案，叔侄俩坐了十年冤狱后的今年三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得以昭雪的，但是错案责任人无一受到追究。同样，河南省的冤案受害人李怀亮虽然被无罪释放，但所有造就冤狱的责任人亦未受到追究。
在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治理中国期间，政法委系统权重过大，一些在地方影响较大的案子往往由其挂牌督办，而具体办案人除了对嫌疑人滥用酷刑外，还以销毁或篡改对嫌疑人有利的证据为能事。现任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试图刷新政法委，但他本人就是造成“两梅”冤案的责任人之一。这个矛盾让不少知情人对其在政法委的刷新举措表示怀疑。
孟建柱（资料图片）
吴邦国（资料图片）
据可靠消息称：孟建柱本人也承受到了巨大压力，因为吴邦国听取有工作人员汇报，知道“两梅”冤案被媒体热炒，指责“一些人让死人不安，让退下来的老同志心烦”。其意思是说，当年过问此案的黄菊人已死了，在一线指挥的朱达人已经离休了。吴邦国的身边人还放风说：“纠正冤案固然好，但要小心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很显然，吴邦国只有力保朱达人无事，他与黄菊的名誉才不会受到影响。
消息还称：由于孟建柱所承受的压力巨大，没出席四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法委宣传工作会议。确实，孟关于“政法机关要第一时间回应社会关切”的指示，是由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王其江在会议上传达的。
周强指令复查一批冤案
孟建柱被夹在历史责任与圈子利益之间，毕竟作为上海市的市长后备人选之一，他得益于吴邦国与黄菊的鼎力举荐，在二○○一年由上海市委副书记升任江西省委书记，而后又在胡温第二任期内出任公安部长并晋位为国务委员。但是，刷新政法委与整顿司法以平抑民怨，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善意决策，作为习李新政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得尽一份职责。
由湖南省委书记调任最高法院院长的周强作为李克强的亲信，在中央政法委宣传工作会议后，高调表态“促进案件公平正义审理是最高法院的未来工作主线”。北京相关消息也表明最高法院方面打算在未来两年集中精力，复查一批像浙江“两张”之类的案例。周强已经关注了上海“两梅”案，指令将该案全部卷宗调最高院“详细研究，以求复现原来的整个审理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