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人穷人》的美国篇里，我阐述了在美国这种相对公平合理的制度下，富人和中产阶级大多为好人，穷人则多为有缺陷的人或懒人的看法。不过，同样的结论并不适合中国。
圣人孔子有一句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以我的理解，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在公平合理的有道社会里（比如美国），如果贫穷到连自己都养不活，那多半是自己不努力，应该为此羞耻；而在腐败不公平的无道社会里（比如当今中国），如果富贵到腰缠万贯，那多半来路不正，不是件光荣的事。在当今中国，可以说，有相当比例的富人是通过来路不正的方法，以不公平优势发财的。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权钱相通，很多中共高官的子弟或家属，因为与权力联姻，拥有资源优先，能够轻易成为商业巨头；普通人也往往必须通过巴结权力贿赂权力来走上发财的道路；更有无数的人利用自己手里大大小小的权力，以不正当手段为自己谋私财，实在是无道之邦之顶级。而中国的穷人，则大多是制度造成的，很多人在起跑线上因为受政府歧视而吃大亏，比如农村户口。而中共的政策，往往是不扶弱反而扶强，比如居住在越是发达的大城市的人，从国家得到的优惠待遇就越多。与美国穷人多为懒人相反，中国穷人往往是中国社会里干活时间最长的人群（比如农民工）。在中共制度下，不是穷人懒，是富人偷懒，很多富人不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来创造财富，而是以不公平不正当手段，抄捷径发财。
为中共制度辩护的宣传员们，常常爱拿印度说事，说印度是民主制度，为什么还遍地穷人？我没有去过印度，对印度问题没有切身了解，但据一位印度同事讲，印度穷人大多是些成天祈祷不干活的人，印度的穷人如果有中国农民工十分之一勤劳，印度就不会是今天的印度了。所以，我认为，很可能是印度的宗教文化，造就了印度问题，很多人信教信到走火入魔，过于热衷于来世，而不再关心现世的上进。与之相比，中国文化则是造就上进人民的脱贫文化，在有道的发达国家里，华人哪怕上一辈是偷渡客，第二代往往也能跃入中产阶级的行列。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来自中国最底层的偷渡客可以说是名闻天下，在当今世界各个角落，你都能找到成群的中国偷渡客，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印度偷渡客。世界各地的印度移民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中上层阶级，那些底层的印度穷人成天忙于祈祷，不求现世上进，根本不可能去冒死做偷渡的努力。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印度的穷人是文化造成的，不像中国，穷人大多由制度造成。
在中国这样一个无道之邦，做富人不光荣，做穷人不羞耻，那么，这是不是等于中国的穷人统统是好人，而中国的富人一律是坏人呢？答案没有那么简单。
讲一个朋友的真实故事。这位我青少年时代的朋友，来自普通工作人员家庭，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学习成绩好，体育好，人缘也好。他外形阳光，性格开朗，待人又很真诚，几乎人人都喜欢他，以他的智商情商，放到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里，他都会是一个成功的人。在中国这个无道之邦，他混得也不差，他现在是我青少年时代朋友里的首富。可是，他又是怎样成为首富的呢？说出来就不太光荣了。他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中央部属企业，几年后被派驻深圳。不知怎么，他手里掌握了令人觑觎的进口汽车的分配权，其实这家企业与汽车业毫无关联。具体事情是如何操作，说实话我也不懂，但正是由于这个进口汽车分配权，他淘到了第一桶金，一跃而成腰缠万贯的富人。他自己也清楚自己发财有把柄可抓，所以早早地就把老婆孩子移民到西方，万一国内情况不妙，他自有退路。像我这位朋友，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以我对他年少时人品的了解，我知道他不是天生贪婪的人，本质上绝不是个坏人，但他发迹的方法，放到正常社会里，就是十足的腐败。说到底，是中共制度的邪恶，把许许多多的好人变成了坏人，类似这位朋友发财的故事，我知道的有好几个。所以，中共抓贪官，抓得再多，只要不改制度，贪官就会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很快又接着长出一茬。
中国的穷人是不平等制度造成的，贫穷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可是，我们能因此说中国的穷人都是好人吗？在中国，弱势的人一般做人比较夹着尾巴，似乎更善良。不过，我认为，一个社会连强者都善良，才是真正的善良，弱势者的无奈的善良是不可靠的。事实上，没有制度的保证，弱势者一旦变成强势，一点都不会比过去的强势者更善良。不是有这么个说法：在中国，人人都痛恨贪腐，但只要有机会，人人都会贪腐。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把无产阶级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上去，给穷人不透明不受监督不受法律制约的权力，给他们资源优先，无产阶级很快就会变成权贵资产阶级，“善良”的穷人必然成为“邪恶”的富人。
再说，什么叫好人，一个对恶忍气吞声，默默服从的人，能叫好人吗？一个很可能缺乏教育，没有什么能力辨别是非好坏的人，能叫好人吗？依我看，中国的穷人与富人相比，本质上不会更好，只能说是一样，都有着人与生俱来的善恶两重性。所以，不需要像毛时代那样把穷人捧上天，第一，嘴上把穷人捧上天，对改善他们的地位没有实际意义，帮助他们的最好方法是给他们平等的起跑线；第二，帮助穷人是为了提高社会整体水平，为了摆脱贫穷，而不是要向贫穷看齐；第三，大多数穷人也没有为社会做过什么特别的好事，值得被捧上天。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不是富人与穷人之间谁好谁坏谁上谁下的阶级斗争，而是改革政治制度，建立符合人性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给普通人穷人以及所有人以天赋人权，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站起来，让人人有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体面有尊严的日子，让权力受监督受制约，让有德的能人聪明的好人通过公平透明的竞争成为富人强人，成为社会的好榜样，社会的领头人，从而带来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
另外，中国人常把出身穷苦的人被党提拔为“人民代表”，误当成是穷人的代表，这是中共偷换概念的误导结果。一个人是否代表穷人或普通人，并不是以他本身是不是穷人或普通人来衡量，而是以他是不是被穷人或普通人选为代表来衡量。就算他原来是大学教授，是精英，如果他被普通人民投票选为总统，他就是普通人民的总统。反过来，就算他是穷人出身，如果是被党提拔来做代表，那他代表的就是党，而不是穷人。比如中国人大代表申纪兰，一个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什么头脑的农村妇女，从1954年就开始做“人民代表”，几十年如一日，不管党要干什么，她都投票赞成，大跃进她赞成，文化大革命她赞成，改革开放她也赞成。她的职责就是听党的话，为党服务，党叫干啥就干啥，跟人民利益根本不沾边。仔细想，也不奇怪，这个所谓“人民代表”，实际上是党选拔出来的，“人民代表”只不过是个虚名，本质上应该是党代表，维护的当然是党的利益，否则党干什么要选她做代表？而党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没文化没思想的农妇，利用起来易如反掌，弄个有思想的大学教授，利用起来恐怕还有点困难。记得一句从伊能静那里听来的话：“沉默的好人会变成邪恶的同盟”，就是说，面对邪恶，不发声，不对抗，那你无意当中也就成了邪恶的帮凶。不过，说好人沉默，那至少意味着好人还有分辨对错的能力。我想要加一句的是：比沉默的好人更容易成为邪恶同盟的，是缺乏教育没有头脑的人，这种人不仅不对抗，而且党叫干啥就干啥，很容易成为邪恶的得力助手。所以，中共过去那种以根正苗红是否穷得响当当，来确定是不是好人能不能做领导的方法，既荒唐可笑，对社会来讲也非常危险。而中共培养愚民的洗脑式教育制度，更为邪恶提供一代又一代得力助手立下了汗马功劳。
还有人认为，腐败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问题，是资本主义金钱带来的问题，毛泽东时代就不存在腐败。说资本主义金钱带来腐败，是站不住脚的，看看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远比中国进行得长久彻底，个人财富也远比中国丰裕，却政府廉洁，腐败程度相对较低。至于说毛泽东时代不存在腐败，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当今中国社会的腐败，是毛泽东时代腐败的延续，只不过腐败的形式不同而已。在毛泽东时代，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不同的待遇；高干子弟和家属拥有特别的地位特别的机会；不管干什么事，从买紧俏物质，到子女分配工作，都有后门可走，有一点小权都能派上用场；大城市人待遇比小地方人好，城市户口比农村户口好，不公平优势比比皆是。而很多中国人，根本不懂以不公平优势占便宜不是件光荣的事，往往会以自己拥有特别的地位享受特别的待遇而自豪，到今天都是这样。我近年回中国时，就曾碰到一位女士，自豪地告诉我，她父亲是离休高干，她家八十年代就有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子”住。当时我心想，这人的老爸没准也就是个土匪水平的人，靠枪杆子掌权享受特别待遇，还好意思炫耀，真庆幸我不再生活在那个国家。再看看毛泽东时代的当代活化石-北朝鲜，普通人民连饭都吃不饱，金家却能送金正恩去瑞士留学。所以，腐败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不是财富带来的，而是不合理政治制度的结果，是不透明不受制约的权力下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