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专政对象的演变
我无意从理论或法理上讨论马克思提出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问题。为了长话短说，我们也还要绕开1957年被打成的几百万“右派分子”和1959年从彭德怀元帅到基层干部被打成几百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问题，（因为他们也成了“专政对象”）。为了长话短说，我想直接切入“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演变为“专无产阶级政”的。
（二）把“专政”的“金箍棒”交给谁？
毛泽东发动“革命”运动时，向来注重“革命动力”。过去的“革命动力”总是“工农兵”。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变了。谁是“革命动力”呢？
一，不能是“工”，因为工人阶级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组织性比较强，保守，不宜动员他们造反；
二，不能是“农”，因为大跃进之后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现在农民还吃不饱饭，让他们进城造反，会不会变成“陈胜”“吴广”？
三，也用不着“兵”，虽然“枪杆子里出政权”，因为现在“兵”掌握在“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手里，只要作“后盾”就行了，用不着公开出面。
于是把造反的“金箍棒”交给了学生们。他们最为妥当，年轻，单纯，富有热情，比较容易鼓动。于是“红卫兵运动”发生了。一个夜晚之间全国出现了潮水一般的红卫兵。“伟大领袖”在天安门上八次接见红卫兵，教导他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全国学校停课，说这是上的“阶级斗争课”，是“不上课的上课，不考试的考试”，让他们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长”。一个个国家把教育停办十年八年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必须给他们几种“武器”：
1，一是“革命”的旗帜：，“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是多么神圣多么光辉呀！于是孩子们接过这塄旗帜，在不到一个月之内，就把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掌握”的各级党政机关搞瘫痪了；
2，给他们一个口号：“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从小学到大学全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不管多少人，只要他们开一个会，自己取个革命的名字（如“延安”或“井岗山”造反兵团）不要任何审批手续，就可以任意打、砸、抢、抓、抄。（在社会主义国家，任意成立这种组织，是要犯罪的）因为公、检、法，是被刘少奇“修正路线”统治着，很快被砸烂，红卫兵们为所欲为——只要“造反”，你就“有理”。中国真是无法无天的世界。
红卫兵们在“造反有理”精神指导下，行动的主要形式是“打、砸、抢、抓、抄”：“打”就是不同造反组织为了夺权打“内战”；“砸”就是在“破四旧”中砸烂各种古迹文物；“抢”就是在武武斗中抢武器，抢档案；“抓”就是随便抓人，关押，刑讯逼供；“抄”就是抄家。只要他们认为某某是什么反动“分子”，可以随便逮捕和抄他们的家。（粉碎四人帮后，凡是有上述行的“学生领袖”，都被判了刑）
3，给他们一个目标“夺权”：把所谓“刘少奇统治下的走资派政权”被搞垮之后，要建立“红色政权”（即革命委员会），谁进了“会”，也就是当了官。红卫兵造反不久，从海南岛到黑龙江，从上海到新疆，从中央到地方，各机关、团体造的反组织，为了夺权，都为两派。为了争夺谁是真正的“革命派”，谁是“真正忠干毛主席”的，争论不出结果，便兵戊相见。“权力”是一张魔椅，谁都想坐它，坐上之后，为了保住它，什么是非，良知，亲情全部丧失了。前面说的红卫兵“革命”的主要手段中那个“打”字，就是“打内战”。从1967年1月上海王洪文夺权开始，一直到1977年2月保定建立了革委会全面“停战”，夺权的武斗十年才结束。毛泽东在1967年夺权高潮中说：是“全面内战，形势大好！”在“全面内战”中两派喊着同样的口号，念着同样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夺权斗争中，除了飞机，什么武器都用上了（辽宁抚顺武斗中还用了坦克）。武斗中牺牲了多少孩子，从来没有公布过。但许多地方都有红卫兵坟墓。这样的“战争”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没有过。
4，给他们一种方法：“批判斗争会”。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近50年了，就我的眼界而言，还没有一部电影、电视、小说、报告文学作品，直接描写过一次“批斗会”。在这里我们简单叙述一次。
（三）一次批斗会的过程：
不管批判斗争什么人，大体都是这么一个过程：
把批斗对象先挂上大牌子游街示众，大牌子上写上他们的名字，并划上红X；如“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大叛徒”，“大特务”，“现刑反革命”……（我本人就挂过三种牌子“黑帮分子”，“反动作家”，“走资派”）。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人格侮辱的法律。
游街之后押进批斗大会场，会场上万人攒动，“打倒XXX！”，“XXX必须交彻底待罪行”，“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接着必须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本人有一次在批斗会上——是批斗别人时，有意秘密作过记录：每喊五次“打倒”和“万岁”，我便暗暗在笔记本上画“正”字，结果共喊了一百八十多次）。
当把主持会议人喊：“把XXX反动家伙押进会场！”于是由两个大汉架着被批判人的背膀，一个人按着脑袋，作90度鞠躬状（人们普遍叫“喷气式”），主持人喊：“交待，老实交待你的罪行！”
他们给你安个什么罪名，你必须交待什么，不准事辩，不准说明情况，否则就是一顿暴打。
“文化大革命”用这种方法批斗致死者、自杀者，中外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专家共同认可的数字是350多万人。
（四）文化大革命被专政的“敌人”都是什么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夜晚制造了九种敌人。他们是：地、富、反、坏、右、叛、特、走，外加一个“臭老九”。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九种“敌人”：
1，地（主）、富（农）：“解放”区从1947年开始土地改革，到文革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土改时“地富”被斗过一番。爷爷那一辈的地主，富农，现在大多死了。他的第二代也四五十岁了。有的在乡下种地，有的当了工人，说他们是地主，没有土地，说他们是资本家，没有企业。有的早就参加了工作，成了干部。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了“无产者”。但他们填写各种表格时，“出身成分”一栏，还是“地主”，他们的第三代，连爷爷辈的地主、富农是什么样子也没有见过，但是他们爷爷的“原罪”还得由他们承担。他们不能当兵，不能上大学。上两代的“原罪”，还得由他们承担。（一直到八、九十年代，出身成分一标，才淡出历史）。
2，反（“革命”）坏（分子）：1952-1953年的镇反、肃反运动，已经斗过一翻了，如果谁历史上和国民党有过某种关系，文化大革命便在劫难逃。其实现在他们现在没有土地，没有资本，实际上也是“无产者”。至于“坏分子”就更难说了，也许是小偷、小膜或作风上有某种不良行为——法律上也没有界限；反正都成了专政对象；
3，叛、特，凡是做过地下工作的，被捕坐过牢的，或者在战场上被俘虏过的，一律打成了叛徒，特务；
4，走（资派）：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于是在城市里，工厂车间主任以上，机关处级干部以上，农村公社书记以上，只要是“当权派”，一定是“走资派”！结果“走资派”打倒了2000多万。全国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全被打倒了。为了稳定毛泽东要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派了“军宣队”代表执攻。
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是革命元勋，他们身身经千战，百死一生，是中共建政的缔造者，各基层干部，也经过了历次运动的考验。如果他们还不是“无产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呢？可是现在全被专政了。
5，所谓“臭老九”即知识界精英。1956年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全国500万知识分子作的估计是：他们是资产阶级培养的，其思想体系也是“资产阶级”的，对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科学家，艺术家，作家，除了演样板戏的几个主角，和北京市紧跟江青的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全被打倒了。特别是50年代怀着爱国情怀的“海归”派科学家，或者50年代留苏的干部，大多被打成了帝国主义或“苏修”的特务，被关押，抄家、批斗，无一漏网。
“文化大革命”中整了多少人。国内、外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专家都作过统计，为大家所认同的是：触动了2000万，自杀和被整死的是350万。被批斗的2000万，加上如果按五口之家算，所以叶剑英元帅说：“触动面是一亿人。”
57年的“反右派”59年的“反右倾”加起来整了700百余万人，“三年困难”饿死人的数字，公认的是3750万人，加上文化大革命被迫害至死的300多万，一共是4000多万人。比八年抗战牺牲的还多一倍！
中共建政的60年,毛泽东统治的前30年基本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下渡过的。就是1958年的生产大跃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斗争对象是“无产阶级”，被专政的也是无产阶级。
所以“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专无产阶级政”。
（本文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