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与《国际歌》相抵触
一九四九年十月建国后，一支《东方红》唱响了中国大地，毛泽东陶醉在“人民大救星”的赞颂中。虽然这“救星”小曲（《东方红》源于陕北情歌）与《国际歌》庄严宣言“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形成天造地设的矛盾组合，但历经几千年九个大王朝与十几个小王朝习染的中国小民，与其说是麻木不仁，不如说早已耳熟能详了。奇怪的是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这不伦不类的合唱。
我们的歌曲、歌剧、我们的文章、大会庆典的横幅竖标充斥着“铭党恩”、“共产党的恩情比那东海深”、“感谢恩人毛主席”……，甚至在汶川大地震之后重建的小区白粉墙上也大书著“千年不忘党恩情”。怎么解读呢？“要是没有共产党也不会有大地震”当然不对；若理解为多亏有了共产党才迅速地重建了新家园，那么唐山大地震，不也就是同一个共产党坚持要向国际社会表明伟大的中国能够自力更生，不需要任何外援也能站起来，而导致唐山耗费了二十年才缓过气来么！有一个对等的例子：当饥饿的朝鲜老百姓领到国际社会粮食援助时，老百姓热泪盈眶地欢呼：还是我们的金领袖好！托金领袖的福，他给了我们活命的粮食。
变哀歌为颂歌，变问责为感恩（同在地震区，老建筑没倾覆，新校舍却被夷为平地），变反思为赞美，这是中共宣传口的“大智慧”。
靠人民养活却要人民感恩
《史记‧淮阴侯列传》：“有一母见信饥，饭信。”一位在江边以洗絮为业的大妈见饥饿的韩信就给他饭吃，这就是龚自珍咏叹过的“冥报因他一饭恩”。有受恩者就有赏赐者，二者关系明确。但用之于共产党与老百姓就多有不当。党不从事生产，也未曾像共产党的元老恩格斯那样出入于交易所赚它个几百万（不然他就没有钱资助流亡到欧洲的革命者），今日的共产党自己都靠纳税人养活，拿什么赏赐人民？
赏赐与被赏赐实则也是主人与奴仆关系的通常纽带。
在欧洲或美国绝对不可能出现选民向工党、保守党或民主党、共和党高呼“感恩”的事，尽管这些党也许作出了很有利于选民的新政，但他们的总统、首相却只能以“公仆”身份受到这样那样的问责，他们不能高倨于公民之上。
要说谁该感谢谁，谁有“恩”于谁，翻开历史看一看国共的“淮海战役”（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吧。解放军方面有民工五百四十三万参予后勤支援，其中随军常务民工二十二万人，二线民工一百三十万人，后方临时民工三百九十一万人，担架二十点六万副，大小车辆八十八万辆，扁担三百零五万条，牲畜七十六点七万头，船只八千五百三十九艘；粮食九点六亿斤，运送到前线四点三四亿斤。没有这样大的民工队伍支援，共产党要打败国民党简直一万个不可能。陈毅元帅心知肚明，他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共产党应该向老百姓感恩，而不是以“恩人”自居。人民对共产党作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并没有向共产党索取什么，就如“饭”韩信的“漂母”回答韩信一样：“岂望报乎！”
对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又说“大跃进”中河南信阳事件吧。由于河南省委多估全省粮食产量四百多亿斤，结果是全省性高征购，农民没有粮食卖。在“反瞒产”运动中，一个公社“一天竟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有的农民被“当场活活踢死”。信阳地区为逼粮食，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九六○年七月“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一万零七百二十人，死在拘留所的六百六十七人”（《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北京第一版，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第三次印，P492-493）。然而受冤的老百姓还是把人民政府看作是自己的政府，把共产党看作是为自己服务的党。没有一个人提起诉讼，认为自己该被拷打、被关押。多么温厚的人民啊！但哲学家却说：“所有的亚洲人都像奴隶似的听命于一个人，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发不出‘不’这个声音。”（希腊，普卢塔克《论羞怯》、《西方名著入门‧人与社会》〈六〉P123）
恐怕党内也多少意识到这个“恩人”的危机，一九八○年四月七日发了一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其中有言：“如果进藏干部和解放军在帮助藏族人民完成社会改革以后，以‘恩人’和当然的‘领导’自居……那末我们就不但不能加强民族团结……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P443-444）二○一二年五月九日汪洋在广东省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讲出了“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观点”，可惜这些“文献”和讲话都成了纸上谈兵，“恩人”观照样在社会上泛滥。以二○一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新闻联播”、“中文国际”为例：“李长春到西藏调研”，画面上仍有横幅“党的恩泽”呈现。当年国庆，几个省台仍“庆国庆，铭党恩”不绝。
说了说，告诫了告诫，“恩人”、主人照当不误。我们不得不切盼公民意识归来，奴仆意识远去，宪政民主到位。
（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