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这个庞大贪婪的权力利益集团，最后他们只留下一个重度污染，能源、资源耗尽了的中国。（GettyImages）
最近中国大陆的事情很多，一件接一件，赵红霞把十多名中共党官拉下马；传言薄熙来马上就要开庭了，而且可能会重判；习近平突然参加杨白冰的追悼会，引发了中共高层权力布局的新的猜测。另外，反贪腐的运动正在涉及到一些省部级的高官和政法系的官员。海外也有不少和中国有关的重大的爆料，比如《纽约时报》的电脑系统被怀疑是来自中国军方的黑客攻破达数个月，而《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都紧跟着曝光了自己类似的被中共黑客攻击的经历。
然而，无论高层怎么斗，官员如何腐败，老百姓还得过日子，对于中国东部广大地区的居民而言，最近一两周的雾霾对生活的影响最直接，感受也是最深的，可能比上面所有的这些重大新闻更贴近自己。
雾霾是奥运以后才出现的吗
这些雾霾怎么来的呢？我想大家都知道，雾霾当中最引人注目的PM2.5，它的来源有很多，甚至有人把农民烧几杆稻草，家里做菜产生的PM2.5都算进去了，当然绝大多数的人是相信它的主要来源是工业污染和机动车辆。
对于机动车辆来说，北京的拥有量肯定是低于东京和纽约，东京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在纽约街上行走的话，绝对不会感觉到车辆有排尾气的味道，不会感觉到在呼吸的空气里面和美国的其他城市有什么不同。顺便提一下，其实纽约自来水的质量是全美国最好的，六层楼以下的直接打开水龙头就可以喝自来水，比很多瓶装水的质量还要高，我还问过别人，为什么是六楼以下？他们说六楼以上是经过水塔储存的，不算是自来水厂直接输出的，因此它的质量可能会稍微差一些。这个是题外话了。
所以石油的质量和车辆本身的废气处理应该是主要问题，其中可能汽油的质量更重要。中石化它也承认了汽油质量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它把责任推到了中国的汽油的标准。另外一个来源，根据报导，中国2011年全年消耗了全世界当年燃烧煤炭的百分之四十七，就是相当于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烧燃煤的总和。煤也是产生PM2.5的最重要的一种燃料。
长期以来当局一直在说治理环境，但是又同时强调这是发展中的问题，也有很多人跟着附和。中国到现在为止都基本上是属于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就是说它的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是美国的多少倍，是日本的多少倍，已经说了几十年了，现在都不值得再提了。问题是，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技术问题别人早就解决了。这也不是资金问题，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大手大脚花钱的，给非洲国家一挥手就免除几百亿美元的债务，小到几亿到几十亿的在世界上撒钱办孔子学院，大到几百亿的大外宣，再大国内每年上万亿的三公消费，这个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所以也应该不是个资金问题。
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这是最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四年前的奥运会，我记得当时美国的自行车队选手到达北京的时候，有几位是戴着口罩的，因此引起了大陆一些媒体和网民的愤怒和围攻，最后以美国自行车队那几个选手道歉了事。现在上网还能查到不少当时的说法，最重要的一种说法就是说，西方人或者是不了解中国，或者是别有用心，极度夸大了北京空气污染的程度，使得西方的民众信以为真。美国自行车运动员就是这种宣传的受害者，而且他们的做法还得罪了奥运的东道主等等，大部分这样的说法。
不少文章还举出了那几天北京环保局公布的数字，来证明北京空气有多好，达到国际标准。最精彩的我还查到有这么一段话，有一个人写到说，然而这三十年中国早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人在注重发展的同时，也在注重环境保护，注重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说近年来他去了几十趟北京，那这不是一个北京人，说对北京的环境状况的改善，有着切身的感受，北京的绿色概念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是2008年写的，我甚至相信这个作者并不是五毛，这也是这件事情当中最悲惨的部分，就是说很多人是真实的相信，有绿色北京这件事情。在海外的一个网站《看中国》网站上面，当时也报导了美国自行车运动员道歉的消息，在跟帖当中还有一条是这么说的，说这是对十三亿中国人的污辱，总有一天我们会还回来。今天当大部分北京人不戴口罩不敢出门，医院里挤满了患呼吸道疾病的儿童的时候，这种消息不知道是不是对十三亿中国人的污辱？
三十年来，全世界包括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目睹了中国环境的恶化，但是为什么当时会有人在奥运这个问题上，不顾自己的健康，去攻击那些愿意关注自己健康的外国人，这个是想不通的事情。如果说有外敌入侵，要去打仗，敢于牺牲是一回事，在和平时期，没有敌人的情况下，用自己喜欢生活在污染的环境当中来表达爱国主义，我想不通这有什么意义。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中共的统治也是一种外敌入侵，这点这些年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当然那是四年多以前的事情了。
今天在中国会为四年前迫使美国运动员道歉感到自豪的，恐怕有也是不多了。我当然也很乐意看到，有人会为四年前迫使别人道歉这件事情来表达一下歉意，毕竟外国运动员到中国只是几天，长期受害的还是中国人。
为什么前瞻性环保法律无效
那下面我们再提一个问题，就是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这条路究竟走对了没有？《南华早报》采访了中国第一任的环保局长曲格平写了一篇英文报导，曲格平在1987年到1993年任中国首任的环保局局长，后来又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担任了十年的主任委员，这篇报导就提到说，曲格平后悔说当时有一些有预见性的政策，那些强调在发展和保护方面平衡和合作的建议，是早在1983年就提出来了，却没有能够在中国工业化的初期，我想他指的是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没有在那个时候被认真的执行，以致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这个说法似乎是说，如果当时按照那些政策实行就好了。现在我们就想来分析一下，即使当时预见到了今天环境会变成这样，当年会不会去强化执法，不让事情恶化到这一步，也就是说如果说现在重来一遍，能不能避免今天这么严重的环境恶化？
事实上，不仅仅是专家，当局也早在发展的初期就知道这种经济模式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和它的后果。我查了一下，没有查到他所说的1983年的那个国务院的文件，但是却发现中国和环保有关的法律、法规有107个，有关的规定，也是关于环保方面的规定和司法解释有159个，加起来的话有超过250个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这还是中央一级的，不算地方上的。最接近的和他所说的1983年的环境保护的政策，和国务院有关的，是在1983年底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就在那次会议上，国务院把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我想他指的呢可能就是跟这个会议，和会议所做的决定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为什么这些前瞻性的政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南华早报》在采访曲格平的时候也谈到了，说为什么这些策略从未真正落实，曲格平认为，他说我想这是因为对政府权力缺乏监督，因为权力仍然凌驾于法律之上，说中央政府一方面宣称要协调增长于保护，一方面由于当前的政治体系，它对经济增长的渴求又不受控制，这两者存在着明显矛盾，这是曲格平说的。
曲格平这里确实谈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中国，实际上是人治的，所以它使得法律根本就没有发挥作用。但是他没有谈到的是，在环境这个问题上，所有的法律、法规都是装门面用的，从制订的那一天开始，就没有打算实行过，当然其它的法律也是一样。
那么为什么明明知道这种发展模式，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仍然要不顾后果的去做呢？我觉得这里可能有两个主要的因素，第一个还是我们一直说的，中共的合法性的问题。我们反覆强调的就是中共的统治，没有合法性，它没有历史上所有王朝所宣称的君权神授，又没有现代社会由选票所决定的政权民授，所以它需要找替代物，找东西来代替它的那些它否认的合法性基础。
毛泽东就用继续革命这个理论和实践，来延续打江山的合法性，他就是用这个来代替坐江山的合法性。但是呢，文革就让那条路走到头了，实际上即使没有文革，那种继续革命的玩意儿来代替坐江山的合法性，它也不能一直用下去的，也是会很快的就用尽了的，因此中共后来就提出来改革开放，实际上它就是寻找新的合法性的替代品，结果呢就变成了发展是硬道理，GDP是硬道理。
后来它虽然提出了可持续的发展，但是所谓可持续的发展并没有可见的措施和效果。原因在于，它一旦把这个合法性和每年发展的保八，就是8%以上的GDP的增长困绑在一起的时候，任何减缓或者调整都可能危及到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它不能够承受一年、两年调整阶段可能造成的发展速度的减缓。
我一直就强调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三大代价，人权代价、环境代价和资源代价。人权代价就保证了人工费，到中国来进行生产是最便宜的，所以吸引外资，吸引外国公司到中国去生产。环境代价是由于不治理环境，造成了整个生产成本的下降，同样是来吸引外资。资源代价也是，滥开发。这三大代价是全体中国人付出来的，这个不是发展中必然出现的问题，也不是说这种问题需要时间来改善，而是从一开始就是那样设计的，就是说它的发展经济的模式是设计出来，用这三大代价来换取中共的统治合法性，来延续中共的统治，这是第一个合法性问题。
第二个因素就是权力和利益集团的问题，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当中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权力利益集团，不是一个人。他们的唯一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掠夺中国的财富，然后把它们转移到国外去。他们的财产、个人、家庭，他的目标并不是在中国，因此最后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对他们没有意义，最后他们会留下一个重度污染，能源、资源耗尽了的中国。这个集团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么一个庞大贪婪的权力利益集团。
历史上中国的王朝，皇帝就一个，全国养一个皇帝，包括他的家庭，也就这么一回事。一个县也就是两个官员编制，一个县令，其他的都没有政府的编制的。汉唐时期，几千个人才养一个官员，你说那能够不富裕吗？能够不强大吗？现在一、二十个人就要养一个极度腐败的官员。这样的话，经济总量你别说是世界第二，就是排到世界第一，又能怎么样呢？所以这个权力利益集团，也是造成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对他们最有利，快速的积累大批财富。因为你一旦要治理环境的话呢，成本就要升高，那么他们积累财富的速度和总量就可能会减少。
今年一月份，北京30天里面有25天是雾霾的重度污染，全国有七分之一的国土被雾霾污染。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说明，至少这种模式的发展，是中共维持统治的硬道理，和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关系的。
以多数人和国家利益名义牺牲的少数变成了多数
下面我们还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以人民的名义，或者是以大多数人的名义，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和权利，这种做法是不是可以接受？因为中共统治它有一个非常迷惑人的说法，就是说部分人，或者说是少部分人，应该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做出牺牲。这种说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的被很多人接受了。在中共统治下，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人群，牺牲品，就是所谓各地水利工程的移民，从黄河到长江，还有各地的水库，造成了不下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移民，这种移民绝大部分的生活是非常悲惨的。
因为中国，特别是东部这些发达地区，是一个高度开发了的地方，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可耕地早就被开发过了，它没有什么荒地可以供移民去开垦的，被移民的地方，要腾出地方来接受移民，对当地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而往往又把移民送到了已经无法开发的地方，让移民去生活，所以这些移民生活是非常悲惨的。我当时在江西下放的时候，江西就有很多浙江的兴安江水电站的移民移到江西，而且他们往往是在每个公社，每个大队最最边远的山区、深山里面，把他们移到那些地方去。
现在三峡工程至少是上百万，不止一百万的移民。对于大多数不直接相关的民众来说，没有受到这种直接影响的民众来说，且不说他们有没有得到好处，你像三峡工程，究竟谁得到了好处？现在根本就没有。因为发电和蓄水、防洪不能兼得，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且不说有没有得益，就算有人得益，就算有人得到一点好处的话，是建立在成百万，上千万的移民的悲惨生活之上的，就这种让这么大的人口做出牺牲，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一个国家的人民、民众来说，是不是可以接受？
还有一种更荒唐的说法，那还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说是为了国家的所谓荣誉。波士顿去年开第七届美国移植大会，中国天津一位很著名的移植医生，在会上看到了一个叫作〝医生反对强摘组织〞，是西方的一个非政府组织，他们是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做移植的。这个医生听到这个组织有一个摊位在会议上，介绍中国发生的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消息，他居然说什么呢？他说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在前几年算不上数的，在世界是排七、八十名以外，现在成为一跃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器官移植大国，在这中间牺牲一些人那也都是必然的，正常的，不算什么。这种反应可以说是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的。
一般来说作为一个正常的反应，他即使要辩解的话，首先辩解的是不承认有这样的事情。但从这个医生的反应来看，他不仅仅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对的，而且他不奇怪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很可能他自己就参与了这项罪行，所以在听到的时候，才会毫不吃惊，然后就立刻进行辩解。而且他这种思维，其实不是人类的正常思维，没有人会认为为了救一些人而杀另外一些人是可以被接受的，这种是典型的中共党文化的思维方式。
不管怎么说，一个不可回避的结果是，发展到最后，一些被认为是少数可以被牺牲的人群的这些人，最终会发展成多数。这不是你能控制的。允许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是一个更空洞的国家的利益的话，这个可以被牺牲的人群会扩大。
空气污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即使它不是第一例，也肯定说它绝对不是最后一例，或者说这么严重的污染，不管空气污染还是其它污染也好，就是这种工业化发展的模式所造成的后果，可以说最近一个月的雾霾仅仅是开始，这不是说像做奥运形象工程那样把北京的工厂关闭一个月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说靠国际奥委会的官员去吹捧中国如何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就能解决的。
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最后就谈一下，人的权利应该包括他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最近一些年，我经常会碰到一些人非常语重心长的告诫我说，你回去看看吧，中国变化很大，城市建得很漂亮。好像中国所有的变化就只有一条能够拿的出手的就是城市建得很漂亮。姑且不论批评中共的恶行和城市建得漂亮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这两者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城市建得很漂亮本身也不一定就是一件好事情。中国现在所有的城市千篇一律的是城市的水泥森林，还不要说像鄂尔多斯那样的城市就整个是一个鬼城，建的房子没有人住，而且它是建立在拆迁户的血泪和他们生命之上的，这种漂亮城市不要也罢。
有很多中国人出国旅游的时候，或者到其它地方，甚至到台湾去旅游，就发现台湾有很多的地方，就在台北它的建筑比起中国的绝大部分东部的大城市来说，也是非常土的，而且很多地方一眼看出去就可以拆迁的；纽约甚至也有很多地方按照中国现在的标准、大城市的标准来说是非常土的，非常落后的。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撇开所有的我们所谈的副作用和污染等等，中国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发展，是不是真的是必须走的路。
要知道人类在工业化以前，农牧业的经济是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它没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它就是在这个水平上。当人类一旦有了农业以后，或者是有牧业以后，它就处于一种稳定的几百年，上千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的，大部分国家都是没有发展的，只有到了工业化，所以工业化是人类发展的一个特例。但是即使到了工业化以后，很多发达国家仍然有不少人保留了自己所选择的纯朴的工业化以前的生活方式。像美国中西部的农民尽管他们使用了很多现代农业器具，使用了现代的耕作方式，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仍然是非常纯朴的，就是按照一些中国人的眼光来看的话，是很土的。而在宾州地区和周围地区生活的阿米绪人，他们完全保留了工业化以前的农业耕作和生活方式，他们坐马车，不用电灯，不用电话。
不是说要鼓励这种生活方式，而是说愿意选择这种方式生活的人应该有这样的权利，不应该用暴力的方式去强迫别人改变生活方式。就像今天中共在西藏强迫藏人走所谓现代化的道路一样。以前曾经看过中共诬衊法轮功的宣传，说是某个人炼法轮功以后，他做生意赚钱也不努力了，后来经过教育转化，转化以后他重新走上了致富之路。估计不论这个报导是不是编出来的，但是它至少表现了中共所推崇的或者强制的一种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就是过去三十年在中国大陆主流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就是如果你不愿意致富，这是一种罪恶，应该被全社会批判和唾弃的。结果就造成了全面的崩溃，还不仅仅是环境崩溃，还包括人的道德崩溃。
也许重金属污染造成的癌症村，离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很远，也许血浆经济造成的爱滋村离大城市也很远，但是水源和空气的污染却笼罩了大半个中国，笼罩的主要是大城市，人不能够靠罐装空气生活，甚至都不能靠房间的过滤的空气生活。当河流都被污染的时候，你的瓶装水又从那里来呢？所以罐装空气和瓶装水绝对不是一个国家解决污染的可行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