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物》杂志火了，二月号最新一期刊登了一篇《厉害女士》的深度调查，这家杂志的两位记者同行魏玲和习宜豪凭借与此前媒体报道完全相反的调查事实，披露出一个极度负面的袁厉害形象，在民众中间引起轩然大波。
作为媒体同行，对这种新闻调查性质的报道是很有兴趣的，何况袁厉害本身也是一个社会热点，所以认真看完整篇新闻调查，感慨颇多。
1.记者立场太过明显
从理论上说，任何媒体都不可能超然脱俗，秉持绝对客观公正的立场，只可能是相对的。毕竟不同媒体都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对人对事的看法肯定不同，这很正常，也可以理解——《南方周末》和《环球时报》在诸多问题上看法都截然相反，因为他们都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观点和立场。
但具体到这篇新闻调查，不得不说，记者的立场实在是太过于明显了：从一开始就竭力从袁厉害身上揭露出一个伪善、狡诈、贪婪、蛮横的负面形象。
而此后的字里行间，无论是行文用语，还是言论引用，两位记者那种对调查对象袁厉害负面定性的情绪表达都远远多于新闻调查的素材展现——如果这单纯是一个评论文章，还可以让人理解，但如果是新闻调查这么操作，就太让人惋惜了。
例如，在整个调查还没开始的时候，记者就已经用一段话对调查对象袁厉害进行了定性：“她精明、警惕、狡猾、心思缜密，自我保护欲望强烈。她熟悉明里暗里的各种规则，甚至是掌控媒体心理的好手，多数时候都能取得采访者信任，达成自身目的，并巧妙隐藏秘密。做到这一切，袁厉害靠的是催生她的社会土壤与时代特征，是中国传统农村的宗法人情社会里翻滚半生的经验，和她性子里也许与生俱来的“厉害”。”
凭借这一描述，记者已经把袁厉害应对媒体的能力提升到跟王立军一样的层次了——但后面奇怪的是，被本文定义为“对任何媒体都应对自如的袁厉害”，面对《人物》杂志两位记者却又显得“愚蠢无比全盘托出”。
在文中，有太多地方记者毫不掩饰自己使用各种情绪和立场非常明显的描述来让读者相信：这个收养弃婴的河南女人不简单。
“袁厉害到底有多少钱？连与她最亲密的长子杜鹏也说不清楚。”这种描述手法对于袁厉害几乎是致命的，任何人看了的第一反应都是：不知道这个女人通过弃婴获得了多大的经济财富。
“来人走后，她会费力弓起身子，让儿媳妇从她屁股底下把钱摸出来，数数有多少。”在记者笔下，一个借弃婴发财的贪财如命的农村妇女形象跃然纸上。
“采访中，很多人见过他们说脏话，打架，或者抢东西。一名曾经送月饼给孩子的记者看到，为了一块月饼，几个孩子大打出手。”记者希望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袁厉害把这些孩子带坏了。
2.新闻事实过少，春秋笔法过多
做新闻调查，第一要素是新闻证据，而不是单纯的分析和判断，或者第三方的言论引用。
比如做一个贪官房产调查，要调查的首先应该是这个贪官名下有哪些不明来源的房产，地址是什么，价格是多少，何时何地购买的，户主是谁，开发公司是谁，应该是这些实实在在的新闻调查数据，而不是具有过多的模糊性和不确切性的第三方言论和分析判断。
尽管新闻调查的证据不可能如司法调查的证据那样确切详细，但至少应该尽可能减少模糊性，增强事实性，让争议相对较少，让读者一看就能够一目了然。
在《厉害女士》一文中，最大的短板在于记者分析判断过多，真正实质性的新闻调查结果过少。
比如被诸多网站转载时最多关注的一点：袁厉害依靠收养乞婴挣得20套房产。
在文中一开始就有明确表达：“事实是，据不完全统计，袁厉害为自己和家人在兰考自建或购买多处房产，保守估算超过20套住宅。”
记者如此着笔，无非是通过“20套住宅”这个敏感词汇，将袁厉害同时下火爆的“房姐”“房叔”联系起来，让读者认同文章所披露的袁厉害的负面形象，让大家相信袁厉害是通过收养弃婴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来拥有如此庞大的房产。
但接下来整个文章里面，关于这20套住宅的调查内容却很少，到底是怎样的房子，是豪宅吗？是普通居民楼？面积多大，具体位置分别是哪里？
须知道跟城市不一样，农村居民一般都拥有两到三套以上的住宅，儿女分家之后一般也会自建楼房，何况袁厉害是典型的河南农村大家庭，家里儿女众多，而且大都成家了，20套住宅到底算不算很离谱？值得商榷。
如果是农民自建房和普通住房，那么跟陕西神木“房姐”那种动辄在北京拥有上亿元的高档住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整个报道在袁厉害所拥有住宅的具体调查上的缺失，使得新闻报道本身的说服力就大幅度下降。
文中另一个焦点就是“袁厉害将乞婴分级，将情况不好的婴儿抛弃，保留情况良好的婴儿以此获得特定利益”。
如果关于住宅调查的内容缺失还属于新闻调查侧重点不同的话，对于“袁厉害分级弃婴”这个话题，就显得记者过于牵强附会，有些春秋笔法的味道了。
“在袁厉害眼中，收养的孩子们被分为几个等级……对那些被袁厉害分入“孬”类的孩子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活着”……袁厉害的分层管理日渐秩序井然，她恩威并施，孩子们要么因为爱她而拥护她，要么因为生存而追随她。”
记者之所以强调“分级”，无非是想表达：袁厉害对收养孩子不能一视同仁，故意抛弃情况糟糕的孩子，利用情况良好的孩子来牟利。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将孩子分类，不过是袁厉害管理孩子的一种方式，也许这种管理方式有不妥的地方，也许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将这种一个教育管理方式上升到对袁厉害本人的质疑和否定上面，实在太过于文化大革命“上纲上线”的味道了。
不要说袁厉害，就是我们自己，如果家里有两个或者三个孩子，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绝对的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情况复杂的收养家庭。
所以这一点上，记者调查的结论实在过于牵强，甚至有些为了爆料而夸大其词的味道。
至于利用弃婴牟利，文中很明显地表达出记者的观点：袁厉害利用弃婴牟利获得房产：“如今很多时候，收养的孩子成为袁厉害用来办事或牟利的工具。听说哪儿有无主土地，她就率领“童子军”前往占领，搭个铁皮屋棚“火线入主”，以造成土地归其所有的既成事实。”
本来这段应该是一个重点调查的地方，比如袁厉害是如何将无主土地通过自己收养的小孩子来达到霸占获取的目的，整个过程是如何操作的，而袁厉害名下的哪一套住宅或者地皮是通过这种方式非法获得的，以此让读者了解袁厉害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是否真的存在。但文中并没有进一步详细叙述，转而去爆出袁厉害的下一条猛料。
“为了应对这场（与福利院）旷日持久的战事，她不得不事先做出判断：最好的孩子藏起来，最孬的孩子可以随时送走，不好不孬的孩子最好能够留下，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也只好送走。袁厉害“藏好留中放任孬”的分层管理日渐秩序井然，她恩威并施，孩子们要么因为爱她而拥护她，要么因为生存而追随她。”
我不知道记者为什么要在这里专门挑一个“恩威并施”这种贬义味道较浓的词汇，是为了表现袁厉害的严酷和无情吗？而且记者在这个词汇后面想当然地就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们要么因为爱她而拥护她，要么因为生存而追随她。”很刻意地将袁厉害和她所收养的孩子对立起来，让读者看到这里，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词汇不是“家庭”，而是“监狱”。
“记者随机采访路人，对袁厉害三个字大多讳莫如深，有知情人提醒，当地人已被封口。”
看到这一段，作为新闻同行的我，真的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估计是记者看官场小说看多了：一个农村妇女袁厉害能有多大能量，居然还能让整个地方的民众都讳莫如深？薄熙来的事情算大吧，他出事之后重庆人都没达到讳莫如深这个程度，我还真不相信袁厉害能比薄熙来的政治冲击力还大？
春秋笔法任何媒体都有，同样是热点人物调查，《南都》前段时间的《起底王立军》同样有一些春秋笔法存在，但至少那篇文章里面获取了大量重庆公安局的内部材料，列举了诸多实实在在的跟王立军有关的案例和真实人物。
而在这篇关于袁厉害的调查报道里面，案例和人物都太少太少，更多的是简单化描述的调查内容。
3.调查手法不但单薄，而且矛盾
在此文开篇有这样一段话交代记者的调查手法：“经过《人物》记者7天的实地观察和调查，我们得到许多与此前描述互相矛盾甚至完全相反的事实。”
首先这个7天就存在很大的不足。
一般来说，一个热点的，而且争议性比较大的新闻调查，光是单纯的人物接触和交流就会占到一周时间，更不要说各种暗访和蹲点观察。
对于袁厉害这样一个相对具有争议的热点事件，7天时间的采访，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何况这里面还有很多暗访，7天时间是远远不够的。
正是因为采访时间相对较少，文中中有很多地方显得语焉不详，缺乏许多实实在在的采访，比如对周围民众的采访，对当地官员的采访，对收养孩子的采访，对袁厉害本人的采访，文中大量引用第三方言论，甚至是单纯的网上言论。
本文说是暗访，但是看完整个调查，感觉这哪里是对袁厉害的暗访，而是袁厉害本人亲自撰写的一份“罪行坦白书”：记者几乎不需要费什么力气，袁厉害都全部向记者毫无保留非常豪爽地“坦白”了很多事实真相——而全文开头处记者还将袁厉害定性为一个“精明、警惕、狡猾、心思缜密，自我保护欲望强烈”的农村妇女——“精明狡猾”的袁厉害一碰到记者就变得豪爽大方了？
在文中，袁厉害向记者承认某某不合理行为的行文一共出现了3处，都是承认自己买了多少套房子，自己有多大能力当“中间人”收钱，自己把多少病患弃婴送给外人这些争议性很大的事实。这一刻感觉记者简直比袁厉害的亲儿子还亲，能让袁厉害对着记者说这些“掏心窝子”的话。
“推诿几句后，她收下了其中的一部分，并熟练地让在旁记者记下好人名字，“多宣传宣传”。来人走后，她会费力弓起身子，让儿媳妇从她屁股底下把钱摸出来，数数有多少。”我真不知道记者把这一段写出来是什么用意，是为了表现袁厉害贪财如命，还是为了表现袁厉害善于表演？
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是收钱表演，还是让人数钱，被文中定性为“狡猾精明”的袁厉害都不会背着记者，而是非常大方地在记者前面做出这一系列行为，让记者站在她的床边完成暗访任务。
至于对袁厉害家人那一段描述，记者更是如同一个上帝一样，将袁厉害弟弟和弟媳妄图对袁厉害进行控制的场面描写得栩栩如生：
“除了偶尔出门吃便饭，袁厉害的弟弟袁九星一刻不离开病床。他微蹙眉头，语气愣而急，对一切外人表现出警惕。现在，他更像袁厉害的官方发言人，除了鸡毛蒜皮的家常问题，都要代表袁厉害回答。很多时候，袁厉害有话想说，被弟弟噎了回去。好不容易趁袁九星不在，袁厉害刚开口，儿媳又自动取代了弟弟的职务——她坐在病床边，抱着孩子的胳膊肘始终抵在袁厉害腰间，随时准备在袁厉害说错话时捅一下——‘妈，都说了，现在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
媒体可不可以发出质疑的声音？当然可以，否则这个社会无法进步。但《人物》杂志这篇质疑文章，存在太多硬伤，作为新闻同行，为他们感到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