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桓帝刘志是一个坏皇帝，是东汉王朝走向衰落的第一罪人。卖官鬻爵，宦官专权，党锢之祸，是刘志同志主政时期的败笔。
太傅陈藩曾批评桓帝的党锢之狱：“禁止正常的社会舆论，把一代国人变成愚民，你和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有什么两样？（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
汉灵帝刘宏即位后，东汉的政治依旧昏暗。有一次，刘宏问侍中杨奇：“我和桓帝相比怎么样啊？”
杨奇回答：“你们俩是一路货色！”
100年后，另一番对话在进行，内容很近似。
晋武帝司马炎问：“我能够和汉朝的哪个皇帝相媲美啊？”
大臣刘毅回答说：“汉朝的桓帝和灵帝。”
晋武帝说：“难道有这么糟糕吗？”刘毅回答：“汉朝的桓帝和灵帝卖官的钱放进国库里，你卖官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里。从这点来看，你还不如他们哪！”
刘毅的话说的很难听。但晋武帝却大笑着：“桓帝和灵帝的时代，是听不到这样的实话的。今天我有耿直的大臣，还是比他们强！”
汉桓帝和汉灵帝，是汉朝的两个坏皇帝，晋武帝是晋朝的坏皇帝，坏皇帝有多坏？从他们受到的批评可以看得出来。实话是一个政治体制内最宝贵的资源，有这样的资源在，皇帝就不是最坏。
汉桓帝和晋武帝都卖官，这是汉晋政治的败笔。皇帝卖官是政治腐败，不过，今天我们知道，比皇帝卖官更腐败的，是官卖官。一旦官员开始卖官的话，官市就会无限的兴旺繁荣。当然，这个市场繁荣了，体制的命运也就到尽头了。
“不以言论罪人”，这是历史上的开明皇帝的胸襟。秦始皇搞文字狱，所以秦始皇被历代史家列为暴君；汉桓帝也搞过文化禁锢，所以被列为昏君。不过，今天我们知道，最阴暗的文字狱或文化禁锢的时代，是一个官员就敢禁锢言论的时代，是一个官员就敢“以言论罪人”的时代。
今天，言论自由常被某利益集团解释为：西方国家的阴谋。其实，言论自由，不仅仅是现代西方国家的阴谋，还是我国古代王权国家的阴谋，是汉朝的阴谋，晋朝的阴谋，更是唐、宋的阴谋……
王朝时代的言论自由，是由传统文化的人格力量支撑起来的一道权利屏障。由于缺少制度保护，这一屏障很难持久。当一个王朝的言论被假大空的阿谀谄媚充斥的时候，王朝即走向衰亡。
清朝也搞文字狱，这是满清王朝的最重的历史污点。不过，有一个言论禁区，却是大清政治的亮点。大清吏律规定：下级官员不得上书赞美大臣的美德政绩，违者处斩，家属流放——如果遏制官权膨胀，中国历史上是有着成熟的经验的。而满清政权，对这一点有着格外清醒的认识：对权力的吹捧阿谀，不但有结党营私的弊祸，更有权力堕落的危机。当官员之间马屁盛行时，官场的风习必定败坏——
所以，大清国的官场里，是没有美仑美奂的赞歌、颂词流通的——因为犯法；如果大清的官员雇一群五毛为自己涂脂抹粉的话，脑袋要搬家了。
在这一页历史事实前，我们还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
比文字狱和言论禁锢更可怕的是：在应该有言论自由的地方不自由，在不该自由的地方，却有了自由。
